1960年對於中國確實是個令人震驚的年頭。中央領導人不僅陷入「大躍進」失敗的困境中，而且被中蘇關係的破裂所困擾。農業產量下降到只有1958年3N4的水平，全國普遍遭受天旱災和饑荒。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人口數實際下降了一千三百五十多萬人，鄧在八十年代回顧這一段時期稱為「最困難的時期」。
「大躍進」在經濟上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農業產量持續下降，糧食嚴重缺乏，以農業為原材料的工業處於下降狀態。據各地彙報的數字，輕工業的產值：1960年比上年下降10％，1961年比上年下降22％，1962年比上年下降8％；重工業遭受的衝擊更大，1961年比上年下降41％，1962年比上年下降22％。 即使當時的報紙，特別是地方報紙也帶有它的痕迹：標題中提到中共領導人時都直呼他們的名字而不是稱姓，為的是使大家在危難中感到一種凝聚力，此外，新聞紙的質量下降得太厲害；以攻致報紙往往不能看：薄薄的吸墨水都被墨水浸透了。
由於「大躍進」的失敗，中央領導面臨的任務就是恢複經濟。1960年下半年召開的緊急會議終於給「大躍進」划了個句號。會議決定採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儘快恢複生產。經濟要重新調整，用漸進主義代替跑步主義。農業被看作是經濟的關鍵。經過重新調整的人民公社，在組織上成為合理的、易管理的單位。只是有些地方的經濟狀況似乎特別嚴重，以致集體經濟完全解體，重新恢複了單一的耕作。
儘管領導班子基本是團結的，但在下一步該幹什麼的問題上還是意見不一致。對過去的錯誤，究竟是錯在哪一步、原因是什麼，在這些問題上的意見也不一致。1961年中共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這些事，毛最初的態度認為是他的責任，「大躍進」儘管有錯誤但這是可以理解的，黨應該把整個過程看作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儘管其他人還不傾向於與毛對抗，但也堅決認為象「大躍進」這樣的歷史悲劇今後決不應重演，應儘快把經濟恢複到基本正常運行的狀態。
鄧起初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務實的輿論，制定一些符合實際的新的政策。他的這一設想得到毛的贊同，確實取得了成功。1961年3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有關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在這以前鄧和彭真曾在北京以北的一些公社進行過調查，所以有了準備，特別是鄧提出人民公社成立得太快，沒有作認真的調查和充分的準備，毛接受了他們的調查和結論，不過他仍認為他們的調查僅是中共需要學習的經驗的一部分。
由於毛的批准，要對政府各方面的工作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建立了幾個委員會負責這一工作，每個委員會都由中共一位主要領導人主管並負責起草有關政策文件。比如毛負責公社，薄一波負責工業，李先念負責財政，周揚和陸定一負責文化，彭真負責教育，整個過程由鄧小平通過書記處來具體協調，書記處還另外建立了三個協調委員會，分別負責經濟、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工作。這分別由陳雲、彭真和鄧本人主持。
六十年代初的這些大事，在「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中又有了新的意義。當時出台的政策文件，似乎完全推翻了「大躍進」時的政策：發展的動力是經濟而不是政治；現代技術是一種新的推動力，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從外國引進；以資本為主的投資，逐步地取代了動員群眾；公社要建得小一點，基層單位仍然恢複到生產隊——相當於1955年後半年所建立的小合作社（大部分地區）；重新強調教育質量；重新重視農業技術。當時提出的這些想法成為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實行改革的理論基礎。 此外，薄一波、李先念、周揚、陸定一、彭真、陳雲和鄧在後來改革中如他們在經濟恢複初期一樣，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時鄧和彭真似乎建立了一個知識分子和領導幹部相結合的「智囊機構」來幫助他們調查和研究，後來在八十年代，這樣的機構正式建立起來，而且發揮了相當顯著的作用。因這個機構常在北京西郊的一幢樓內開會，所以那幢樓得名為「暢觀樓」，它通過縱觀「大躍進」時期的所有主要文獻和一系列更詳細的調查，為兩位中共領導準備好了關於一系列問題的報告，他們的結論是支持以計畫而不是以動員為基礎的政策。 在整個五十年代，也可以說在更早的一些時候，發動群眾和「群眾路線」對鄧來說都是很關鍵的問題。也許他關注的是「群眾路線」的概念，不能認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就是「群眾路線」。特別在1961—1962年期間，他多次對「群眾路線」的實質進行了解釋，提出動員群眾的方法不止一種。在經濟工作中，群眾運動可能是既不妥當又有礙生產。正如他在中共八大會議的講話中所強調的，執行好群眾路線還需要講究方式方法。事實上，如果要使黨和人民保持密切的關係，也必須運用正確的方法才不會導致對運動的厭倦。
鄧在1962年1月至2月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繼續討論了這個問題。這次召開的有700人參加的會議，得出了對「大躍進」的評價，決定了將來的行動計畫。鄧再一次強調了黨的紀律、黨內民主和黨的領導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中央工作會議沒能解決造成「大躍進」問題的原因及將來發展的戰略。倒是對自我批評的必要性說了不少——比如毛明顯地堅持說他在去年年底作了一次正式的自我批評，鄧也提交了一份中央書記處的自我批評。儘管這些領導人的觀點在當時並不是特別的極端，但他們堅持的觀點確實不同，一種觀點認為「大躍進」是一次經濟性的大災難，決不應該再發生，將來的政策應以經濟為基礎。另一種觀點認為外部因素（天氣、蘇聯援助的撤走）和沒有使群眾充分地政治化都是很重要的，將來的成功要取決於黨內整風運動和對群眾的政治教育，這些就是接下來的「四清」中的首要問題，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