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躍進」就是一個動員廣大群眾起來積极參与水土保持工作的運動，在1957年冬季如果從它動員起來的人數來看，這次運動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後來的一年中，依靠動員的原則接二連三出台了許多政策，所採取的那些政策合起來形成一套現在稱為「大躍進」的宏觀的發展計畫，其中包括中國試圖僅用十五年趕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業化水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雙百」的這個經驗教訓使得最終採用毛的以發動群眾為基礎的發展模式更為可能。陳雲提出的發展戰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個五個計畫的基礎，該戰略曾造就和激勵了一批持「專家救國論」的精英人物。這也是自從1956年以來吸引了知識分子並在1957年5、6月知識分子受到了鼓勵去「監督」中共的一個原因。但是後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誠卻受到了懷疑。
1957年秋天，中共領導層的團結似乎達到了空前的一致，這樣的團結持續了一年多，隨後便發動了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毛對他親密的同事們私下宣布，他將在1959年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退居政治二線而讓劉少奇出任主席。這個變動他早在黨的八大上就事先說過並開始著手實施，毛這樣做有助於「大躍進」的產生。那一年中央領導層內非常團結，只有周恩來和陳雲反對「大躍進」這個戰略，但是實際上他們和中央計畫經濟的官員們早在1957年9月到1959年間就被撇在一邊了。
「大躍進」的戰略要求以勞動力投資代替資本投資，政治代替技術和經濟，熱情代替專業技術和熟練勞動。「大躍進」反映出了毛依靠規模經濟獲取經濟效益的指導思想——正如他在口號中所概括的那樣：「多、快、好、省」——卻絲毫不考慮減少實際費用。在「大躍進」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鍊鋼鐵，產出了大量無用的生鐵；另外還有人民公社，這是一種把佔中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組織起來的龐火的農村集體，這種集體具有經濟、政治和社會功能。1958年大躍進的成果相當驚人，彙報的產量數字都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無疑這是因為當時的國家統計局也被那些狂熱的人所接管，他們認為即使統計工作也必須為政治服務而不能僅僅局限於那些可信賴的數字報表。 人們為人民公社歡呼，不僅因為它是農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嘗試，而且還因為它是「共產主義的幼苗」——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的最終目標——這一切成就使蘇共感到很大的震驚。
然而，1958年冬，中共許多領導人開始到各省去視察，去親眼看一看「大躍進」所取得的成就。視察的見聞對於彭德懷等人來說，很明顯是一次極大的震動。彭先去了甘肅，然後去了他的家鄉湖南，還去了江西、安徽和河北。他的視察也許是最著名的，因為正是彭的這些視察使他後來在1959年中共廬山會議上與毛髮生了公開對抗。然而就是在這次視察中，彭發現農民們在挨餓。黨的地方幹部私下裡在抱怨「大躍進」的過火行為。
到1959年2月和3月，鄧與其他一些注重實際的領導人一樣，主張步子不要太快，但他們並不是反對「大躍進」的戰略，例如，在一次中共秘書處舉行的關於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是毛推崇備至的一件事）的討論會上，鄧認為雖然這樣做有一些明顯的好處，但不要走得太遠太快了，否則的話對教育質量就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在另一次討論人民公社的會議上，鄧又提出人民公社並不是行不通的，但它們在生產管理方面接二連三出現了許多問題。
彭德懷沒有鄧那麼沉得住氣，多年來，他和毛的關係時好時壞反覆無常，他開始進行廣泛的遊說活動來反對「大躍進」和毛 。幾年之後，葉劍英（毛之後的人民解放軍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說鄧、劉少奇、周恩來和他自己最初都同情彭德懷的外境。 但另一方面，他們當時沒有對彭給予支持。與毛不同，彭不是一個特別老練的政治家。1959年7月在廬山召開的每年一度的中央夏季工作會議上，他對毛突然採取一種簡單的對抗策略。 儘管在那之前他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並且還給毛主席寫了一封坦率而又尖銳的意見書。特別是他指責毛犯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和「左」的錯誤，這些話和二十年代後期至三十年代初期毛的對手批判毛的那些話如出一轍，毛對此當然不能接受。
毛用自己中央主席的職務控制了廬山會議的議程，對此作了巧妙的反擊。他給彭扣上了企圖篡黨奪權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帽子，還不給彭申辯的權利。他還告誡他的同事們要珍惜他們過去一起度過的歲月，希望他們做出一個明確的選擇。由於彭還是國防部長，他警告說「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跟彭德懷走，我就打游擊戰去。」 如果對「大躍進」的問題作一番心平氣和的評論，那麼結果可能就不同了。然而並不只是毛感到大吃一驚，似乎彭的支持者也感意外，即使他們在廬山會議前也不知道他將要給毛寫信。結果毛逐漸使衝突升級直到取得最後勝利，彭德懷和他的支持者們作為「右傾機會主義者」被革職，意味著暫時平息了對「大躍進」的反對。
彭和他的支持者在8月份正式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鄧小平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也沒有參加在這之前召開的歷時一個月之久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這次會議陳雲也沒有參加）。鄧小平這樣做並不完全出於政治原因。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自我批評的檢查中寫道，他當時由於腿有點毛病，所以沒有去參加那次工作會議，並曾寫過書面材料來解釋這件事。這些話聽起來好象是出於政治的原因，但鄧確實在廬山會議前的某個時候玩撞球時弄斷了腿，然而確切什麼時候弄斷的還不清楚。 麥克法考爾認為他正好是在廬山會議開始時斷的腿，這樣才迫使他退出了會議。 由此可見，認為他的缺席沒有政治動機似乎是合理的，但人們對他的腿一段時間以來一直有很多說法。鄧這段時期照的像片所顯示的情況與他的腿傷是一致的。他和其他任何人一樣都不知道廬山會議將會面臨一場什麼樣的危機，可以相信他是利用中央委員會夏季休息的機會去治療他的腿。在1958年12月直到1961年4月的照片中他通常是拄著一根手杖然而在那之前或之後他從來都不拄手杖。如果鄧的腿確實受了傷的話，那麼鄧在1960年底時對莫斯科的訪問除了討論中蘇關係外也是治療腿的一個好機會。這時中共高層領導正輪流訪問蘇聯，鄧1956年、1957年都去過，但直到後來才被委任於處理和蘇共關係的重任。整個五十年代，中國領導人去蘇聯看病已經成了慣例。
沒有鄧當時對廬山工作會議上所發生的事件的態度記錄，但起碼他對彭的行為可能不滿意。顯然廬山會議後中共的準則對毛不再適用了，中國政治活動的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也許這種變化是不可逆轉的。儘管「大躍進」在轟轟烈烈、熱火潮天地開展了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在1960年結束了，毛在政治上也退居到了二線，但很可能鄧在五十年代末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他當時所面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