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黨的整風問題，是鄧小平在中共「八大」的講話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並在後來的一年中支配了全黨的政治生活。在這一點上，鄧對於毛關於有必要在黨內開展整風運動的計畫和闡述，還有整風運動的形式等問題，很可能不僅僅是採取一種猶豫的態度。
在某種程度上，1956年在黨內關於整風運動的爭論是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的挑戰。中央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代表團離開了莫斯科，是由於他們對赫魯曉夫的觀點：「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將會有一個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強烈反對。中共也擔心當時匈牙利和波蘭的自由化所產生的影響和對共產黨制度的威脅。
鄧在中共「八大」及後來的講話中都曾說過如能具備三個條件：黨內民主、黨的領導和黨與人民之間良好的工作關係，那麼東歐出現的問題就能避免，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也能得到保證。總的來說，鄧對中共的成就和前景持樂觀的態度，認為階級鬥爭在中國已經基本上結束：「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合作化的農民；資本主義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
然而，對中共的錯誤也進行了特別嚴厲的抨擊，嚴厲地批評他所說的那種「脫離現實，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黨的領導意味著不僅告訴人們做什麼，而且還要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1949年之前曾經實行過的久經實踐考驗的群眾路線的原則一然而自1949年以來他感到許多幹部往往滿足於目前的成就，而且，1945年以來黨的隊伍擴大的同時也意味著政治教育的質量必然會下降。
鄧要通過在黨內展開一場整風運動和建立中共的活動受人民大眾監督的機制，來解決黨的工作作風，黨內民主和與人民群眾的關係等問題，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仍同過去一樣，將會「在馬列主義基礎上，保持黨內團結一致，幫助同志克服缺點，改正錯誤」。來自黨外的監督主要通過工人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委員會）還有各民主黨派來進行。 毛對整風的觀點與鄧的截然不同，他的觀點主要是在以發動群眾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上形成的。毛認為政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而不是經濟。特別是1956年到1957年前半年期間，他似乎曾相信為了創造和共產黨密切的工作關係，中國的發展要靠社會各界的知識分子和職業人員政治化來實現——他一生中很多時候幾乎都不能擺脫對這些人的懷疑。這就是他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由來。不象鄧一樣，他認為階級鬥爭遠遠沒有結束，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那次著名的講話中，他提出了即使社會主義建立以後仍然繼續存在的各種矛盾，必須採取強硬的措施對待，但其他大多數矛盾需要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教育政策來解決；批評和自我批評需要擴大到整個社會，否則革命就會走向官僚化。鄧1957年4月在西安對黨的幹部作《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報告時期確譴責了「大民主」這個廣義上的概念。後來，他指責說東歐的動亂也是由於「大民主」所導致的。
1957年五六月間，幾乎可以對共產黨隨意地進行任何批評，這就是，「百花齊放運動」，但很快被迫停止了。因為這不僅對黨的團結造成了威脅，而且更嚴重的是對黨的統治也造成了威脅。 事實上，在那些批評共產黨後來受到攻擊的人中，知識分子占很大比例。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殘酷的迫害。正如鄧和其他中央領導所指出的那樣，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知識分子沒有能很好地參與中國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失是相當嚴重的。儘管他認為當時的整風運動是必要的，但現在也覺得當時的方法是太過分了，並且有礙於生產力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