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家政策變化的一部分，劉伯承和鄧小平離開西南調回北京，這意味著地區性政府的結束。總的來說，地方主義不算是問題，設置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僅僅是一種暫時的措施。任命六大行政區領導人主要是因為（以劉鄧的情況為例）在與國民黨內戰結束時，他們在中共軍隊中擔任領導職務。如果他們正好是在他們的家鄉任職，鄧和劉的情況正好是這樣，正是這種令人滿意的巧合使他倆備受當地老百姓的歡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能講當地的語言。1952年，當中共進一步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時，沒有碰到明顯的阻力。劉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陸軍軍校的校長（當時他60歲），鄧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後來在1954年制定的憲法中被稱為國務院），並臨時兼任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和財政部長。
然而，新政體首次發生的較大危機具有一定的地區性。鄧到北京還不到一年，就發現自己處於危機的中心。這次危機的消除在鄧的生活中產生了重要作用。當時東北和華東地區的領導——高崗和饒漱石——開始被解除領導職務（1954年早期），1955年被開除黨籍。 鄧在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僅突出了他是毛澤東的重要助手，而且顯示了他團結各個部門並對其進行領導的才能。
鄧到北京的最初的任務是參加國家憲法起草的準備工作。這個憲法最終是在1954年頒布的。他的具體工作範圍似乎是主持選舉委員會的工作。 然而，在1954年6月，他還沒有把第一次國家選舉的最終報告呈遞上去時， 由於高崗和饒漱石事件的干擾和其它的一些事情，迫使他兼任了財政部部長（從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
在鄧的生涯中，這突如其來的轉折——他以前沒有專門從事過經濟財政工作，以後也不會再有 ——不僅是由於他和毛的關係影響，還有他和周恩來的關係及財政部那些高級官員對他的滿意的影響下促成的。儘管1953年高和饒都是地方領導，他們也擔任國家職務：高是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饒是中共組織部長。兩人都支持中央實行集權制。這次衝突的真正原因是由高崗的野心引起的：高想代替領導集團中的劉少奇（中共副主席）和周恩來，特別是想代替作為毛的副手和將來接班人的劉少奇。
在高崗看來，毛對他是賞識和支持的，所以他有恃無恐地展開了攻擊劉和周的活動。他鑒於和蘇聯的關係很好，就攻擊劉和周是反蘇的。他在中共和蘇共關係史上搞了兩面派。他攻擊劉少奇職位高的理由，迎合了中共領導內最明顯的錯誤路線。他的理由就是：給中國共產黨贏得勝利的是紅軍而不是劉少奇領導的城市地下黨。他試圖以此吸引先前的農村革命者和游擊隊參與到他的陰謀集團中來。高自己曾是西安軍校畢業生，鄧1927年曾分配在該校任職，後來高崗在長征終點的陝北建立了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
高的觀點得到林彪等人的支持。但是高在鄧小平和陳雲面前卻栽了大跟頭。據鄧在1980年說，當時鄧在高崗遊說並與他多次討論這個問題後，意識到有必要為劉少奇辯護，感到高的行為完全是搞地方主義， 他終於——泰維斯提出當時拖延了可能有兩月之久 ——將此事告訴了毛澤東。陳雲已經單獨地這樣幹了。這件事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公開提了出來。
除了個人的動機之外，鄧和陳所擔心的是高崗這種無視黨的規章的行為，將會對黨的團結造成威脅。特別是鄧小平在1953年後半年接連參加了會議，會上因高崗宗派活動引起的種種緊張氣氛趨於公開化，鄧認為他此刻必須為維護黨的團結而強烈地呼籲。高和饒無疑是在搞陰謀，他們搞陰謀的基本特點，正如後來鄧在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所做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是離開黨的章程毫無原則的、廣泛的陰謀活動。
高—饒集團的攻擊經歷了幾個階段：在1953年後半年是他們最猖獗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他們成功地使劉少奇做了自我批評；使周恩來接受了人們對他在財政工作中失誤的指責；使財政部長薄一波靠邊站。在那年夏季召開的一次重要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後來薄一波說：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他作為劉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 從1953年初以來，薄一波的稅收改革建議在領導內部引起了紛紛責難，因為這些建議不僅對以前的資本家和私有企業採取了溫和的態度，而且還因為其影響迫使國營企業更直接地和私營企業競爭。在此次會議上，高的發言很犀利。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為薄一波進行了辯護，或者說至少是毛的救生索使薄一波免於在政治上完全垮台。但是，薄還是被迫辭去了財政部長。
財政部需要一位能得到毛信任的新部長，並經過一段時間考驗得到財政部滿意的新部長。儘管鄧自己沒有明顯地選擇財政部長的職務，但是他適合這些條件。
鄧是合適的，他能得到毛的信任。五十年代後期，戎子和還回憶起1953年12月鄧部長專門給他講關於「毛主席金融管理的方法」。就戎子和與財政部其他高級領導人來說，任命鄧是合適的，他們和薄一波一樣都是來自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財政和經濟部門（戎子和是邊區政府副主席），當時這些人雖然沒有和鄧在一起工作過，但在組織上有很密切的聯繫。另外，高層領導中正出現的衝突，鄧至少沒有遭到衝突的兩方面的反對。他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受周恩來的保護，現在他能通過財政部長的地位從側面對周進行保護，他以這種方式來對周作些輕微的回報；另一方面，準備支持被高、饒抱怨的人，他們把鄧看作是領導人中一名軍事代表，因為他從1937年到1952年一直在軍隊中任職。高、饒當時有一個看法：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反而比不上來自白區地下黨的人受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