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師和它的根據地和邊區，在1940年由於日軍的進攻開始了後撤，在太行山脈的東邊，日軍利用京漢鐵路線作為基地開始修建據點，對共產党進行封鎖。在西邊，1939年後半年，日軍通過修建了一條從太谷（位於石家莊至西安的鐵路線上）到長治的鐵路線，成功地把太行和太岳兩個根據地分割開。共產黨在1945年取得勝利的功勞應歸功於誰，現在仍然是個相當有爭議的問題啊 。然而，在晉冀魯豫共產黨面對日軍輪番的進攻最終能夠生存下來，並且在日軍強大壓力下太行根據地的力量還得到了發展壯大，這些成就應歸功於鄧小平的政治組織才能。
建立和發展根據地是由鄧小平擔任書記的太行軍政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也是中央北方局的任務。從事這個任務包括了與北方局代表楊尚昆的緊密合作。鄧小平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對太行區進行了考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現在流傳著許多感人的故事，說鄧小平曾多次遇到危險，劉伯承是怎樣地為鄧小平的安全而擔憂，總是要求把鄧在外的情況定期向他彙報。現在甚至考慮到為他作為終身的最高領導人寫偶像化的傳記，可見鄧在根據地發展的過程中曾起過重要作用 。
然而根據地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太行根據地是四個根據地當中最牢靠的一個，但在1941——1943年中也受到重創 。在冀南和冀魯豫地區，地緣政治對共產黨不利 。華北的日軍一加強了它的軍事力量，共產黨就立刻轉入地下，在許多情況下這是毫不誇張的，日軍和共產黨經常是共同佔有同一個村子，共產黨處於暗處，受一種地道系統的保護。在四十年代初由於乾旱和蝗蟲等自然災害對邊區的打擊，無疑使情況更慘了 。
鄧小平發展邊區的策略對三種不同典型的人採取分別不同的辦法，第一類是國民黨員、國民黨軍人和他們的追隨者，對這類人鄧希望把他們爭取過來，這在1940年通過當地的停戰實現了這一目標 。第二類是傳統的地主統治階級及其追隨著，對這類人是要通過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各種形式來爭取他們。第三類是農民，鄧希望通過經濟上保持他們的穩定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贏得他們的支持 。同時，鄧採取措施確保共產黨游擊隊和八路軍家屬及烈屬能得到特殊的照顧和優待。
鄧小平把某一邊區政府的經驗引入晉冀魯豫是很積極的，他學習了緊接太行山脈以北地區晉察冀邊區的經驗。在1940年初由於日軍加強對根據地掃蕩，根據地之間的合作不能進行，鄧小平建議邊區政府的召開一個參議會議，這個會議不由共產黨主持包辦，廣泛吸收愛國民主人士，贏得愛國民主人士最大限度的支持，鄧小平說：「我們共產黨人素來反對一黨專政，既不贊成國民黨一黨專政，也不主張由共產黨包辦政權，因為任何一黨專政的結果，都只能顧及一黨之私，不能顧及全體人民的意志，而與民主政治相違背」 。
此外，這個參議會在鄧小平看來僅僅是「臨時的」會議，這不是因為它是戰時的會議，也不是因為它在困難情況下要簡化一些手續，而是因為要使其成為一個直接選舉產生的真正的參議會。
在經濟方面，鄧小平所提出的政策不是要創造一個空想的烏托邦，特別是抗戰中期在日軍經濟和軍事封鎖並有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這些經濟政策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使人感到有趣的是這些政策與「文革」後的經濟政策極其相似，截止1942年底，儘管太行行政區需要進口些火柴，但是它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來滿足本地人民的需要，並且還能出口一些自己製造的簡單的商品。邊區政府有自己的管理嚴密的信貸貨幣系統，由翼南銀行發行了紙幣，曾建立了自己稅收體制。1943年稅收幾乎下降了五分之一，如果考慮到當地老百姓當時面臨著蝗災饑荒和其它困難，這很可能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並非是國庫財力的減少。
在稅收制度中，與鄧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相類似的一個有趣方面是：個體經營者按照他們前幾年平均生產值納稅，剩餘的部分全歸他們自己。另一個與後來的改革相類似的是鄧所推廣的「責任制」。這種責任制是通過簽定一個合同把公有土地承包給個人，超出合同之外的任何剩餘部分都歸生產者所有 。總之，在後來的一些年中，鄧小平巧妙地明確表達了對反對資本主義作法的全面否定。鄧認為：共產黨在本質上不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因為不管在哪種社會中，都應該發揮個人的創造力和提高生活水平。正如鄧小平1943年9月21日在一二九師生產會議上報告中講的：「建立賞罰制度……規定個人生產模範、勞動英雄給予100到200元的獎金。有些同志說這是否過高了，不高。是由於其勞動所獲得的，又不是貪污所得，應該的，對於懶惰不積極的，要給予處分，懶惰、生產不好的單位必須自己吃苦。否則，賞罰不明，就不能將一個工作做好」 。
鄧還說：「我們的方針是既要改善群眾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經濟地位。」「對富農採取削弱其封建部分，獎勵其資本主義部分的方針」。
鄧小平1943年7月發表的《太行區的經濟建設》的文章，不僅是共產黨在敵後游擊戰略宗旨的典範——強調了經濟生產與取得政治及軍事勝利之間的重要關係，而且還系統地概括了鄧小平今後總的思想的發展，也是他的經濟現實主義的一個典型範例。社會的變革只能是漸進的，而且要在變革的過程中告訴人民執行什麼樣的政策才會給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帶來好處。社會主義需要民主和經濟實力，社會主義只能靠「資本主義的生產」才能建立。（「資本主義的生產」這句話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1989年官方發表的權威的該報告的譯文中被刪去了。這樣做的目的無疑是為了對鄧小平的講話不會引起任何可能的誤解。）鄧引用毛澤東的話「戰爭、生產、教育是敵後的三大任務。」結束了他的報告。接著鄧小平又說：「我們一切為著戰爭的勝利，生產正所以保障戰爭的勝利，教育則為戰爭、生產服務，把三者密切地結合起來，就是不可戰勝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強經濟建設的領導，應該是今後始終貫徹的方向。」
鄧小平在太行區的工作經歷肯定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及觀念，毫無疑問，同時也在他的周圍成長了一批貫徹他的這些思想並在今後更廣的範圍內實踐他這些思想的幹部。曾在太行區作鄧小平的同事或部下的一些人構成了1949年後中共領導層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在1949——1989年間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的87人中，有17人在1938——1945年間曾在一二九師、晉冀魯豫邊區或其轄區的機構中工作過。與之相比，有16人是來自1937——1945年的延安根據地的。
在1949年之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那些曾在抗戰中在太行區機關工作過的人中，不僅有鄧小平和劉伯承，而且還有薄一波、陳錫聯、紀登奎、李德生、李雪峰、劉華清、秦基偉、宋任窮、蘇振華、謝富治、許世友、徐向前、楊白冰、楊得志、趙紫陽和萬里。這還不包括那些曾在太行地區的八路軍總部和中共北方局工作過的那些人，除了像朱德和彭德懷與這樣一些名人，他們的大部時間很少參與當地的事情之外，還有楊尚昆與晉冀魯豫的工作密切相聯。
除了那些在抗戰期間在太行區工作過的人在1949年之後進入政治局成了顯赫的人物之外，還有一些來自太行區的人成為軍隊的領導人，他們是：李達（國防部副部長和解放軍的副參謀長）、楊白冰（中央軍委秘書長）和陳再道。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來自太行區的人在黨中央和國家政府部門擔任領導職務，他們包括：安子文（中組部長）；王任重和黃鎮（他們分別擔任過中宣部部長和文化部部長）；戎子和（財政部副部長）；段君毅和滕代遠（分別擔任過鐵道部長）。還有楊秀峰（當時的邊區政府主席，1949年後任高教部部長）。此外還有一批人擔任了省一級的高級官員，他們是黃歐東（遼寧）、李大章（四川）、劉建勛（廣西和河南）、張國華（西藏）和趙建民（山東）。
鄧在太行區共事的許多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薄一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擔任過太岳根據地的領導人，後來又任邊區政府副主席，在五十年代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時，對毛澤東經濟發展的思想不太熱情 。在六十年代初曾和鄧合作將大躍進帶來的惡果減少到最低限度。另一個是趙紫陽，他和鄧小平初次相識是在1938年，當時趙是冀魯豫邊區的一位黨支部書記 。
據一些消息報導說：胡耀邦（鄧可能是在1937年在延安認識他的，當時胡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一名學生。也是鄧的另一位得力助手。在1942——1945年間，胡在太岳根據地鄧的領導下擔任政委。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胡耀邦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工作，後來又到了軍隊，在劉鄧領導的第二野戰軍工作，後來又在鄧領導下的四川工作，胡在抗戰的整個期間是在延安度過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