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十年代後期，中共要執行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政治路線，要在中共領導下發動農民，要建立農民蘇維埃，要把農民起義和城市暴動結合起來，在這些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導下，1929年4月，鄧小平被派往中國西南部的廣西省幫助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小軍閥李明瑞，和在二十年代早期舉行過一次農民起義的韋拔群，就這一點與歷史記錄極不一樣，據胡華的回憶，鄧通過越共胡志明的幫助到了廣西。鄧和胡是在巴黎認識的，當時胡正住在上海，趕來幫助鄧。他建議鄧把自己裝扮成商人，並告訴他如何對付途中的檢查和盤問。在鄧斌這個化名的掩護下，鄧小平先乘船到香港，然後在印度支那地下共產主義運動的幫助下又乘船到了現在越南的海防，然後由陸路通過西南重摺進入中國。雖繞了遠路，但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可能是最安全的路，也是最快的路。但據鄧榕所述，鄧小平乘船到了香港，然後由陸路通過廣州到了廣西。
廣西的形勢也很複雜，好幾年來中共一直設法在此地開展活動。 鄧這時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個被派往廣西組織政治運動的中共幹部，在兩年前還派過於紹傑和張雲逸去廣西。中共的支持來自兩個不同的方面：一個是農民運動；另一個是地方軍官。廣西的漢人占廣西總人口的一半，其餘的一半是少數民族，在這些少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是壯族，事實上他們是整個中國除了漢族以外的最大的民族，佔到廣西人口的大約35％，廣西的壯族人除了那些居住在西北部左、右江流域的貧困邊遠山區的人們外，大部分經過上千年的熏陶都已經被漢人徹底同化了。那些剩餘的壯族人和廣西的其它少數民族之間的衝突都是屬於地方性的。二十年代初，政府的垮台導致了以韋拔群領導下的以右江北的東蘭縣為基地的壯族農民運動的爆發。起先被地方上的地主武裝打敗，韋到廣州的中共農民運動講習所受訓，後回到廣西再次發動農民運動，這一次運動開展得比較成功，1926年國民黨廣西省政府被迫承認韋拔群對東蘭縣的控制。主要和韋打交道的那位國民黨人也是中共的一個成員，他利用這個機會爭取了韋和其他農民領導人，穩固地建立了壯族農民運動組織。就是到了1927年，當國民黨矛頭對準中共時，該組織仍然能夠倖存下來。
二十年代中期，桂系在中國政府體系中是一個重要因素，其原因是桂系軍隊的活動範圍遠遠超出了廣西境內。桂系領導人李宗仁不僅反對共產黨，而且也不買蔣介石的帳，不過他的許多軍官都帶有「左」傾思想或者是中共黨員，俞作豫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在中共的支持下策動軍官們背叛李宗仁投降到蔣介石那邊，結果不僅使蔣打敗了桂系，而且他自己和另外一個共產黨的同情者李明瑞也在廣西掌了權。這就是鄧小平於1929年到達廣西省會南寧市時所遇到的形勢。在南寧，鄧和在1927年南昌起義中的中共老戰士張雲逸開始著手組建由原先的共產黨士兵組成的兩個派，繼續貫徹俞作豫的向右江流域的壯族起義提供援助的政策。1929年9月，在南寧舉行了中共代表大會，同意建立一個紅軍部隊並將農民武裝起來。這個月底，李明瑞和俞作豫被迫進行了反對桂系新軍的戰鬥，但是由於沒有鄧和張雲逸所率的兩個旅的支持，當時這兩個旅已沿右江往上到了離東蘭縣的韋拔群不遠的百色，因此，李和俞很快被打敗了，李撤退到了百色。
百色位於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的中心，就是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經濟仍十分落後，因此它是全國六個接受特殊救濟的最貧困縣之一。 在百色，中共採用了一個組織動員農民運動的計畫，很快收到了效果。要使地方人民和紅軍新戰士接受政治教育，軍隊不僅要在數量上有所擴大，而且要在質量上有所提高，在黨的領導下把農民武裝起來，要沒收地主的財產，開展土地革命。到12月，鄧、張雲逸和韋拔群一起組織百色起義，建立了右江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很快在有一百多萬人口的二十多個縣相繼建立起來，鄧小平被任命為紅七軍政委。 儘管百色起義那天（1929年12月11日）鄧好像沒在百色，而是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去了。
在成功的鼓舞下，起義迅速波及到左江的龍州。1930年2月，建立了第二個蘇維埃和紅八軍。國民黨政府在兩個月內鎮壓了龍州起義，紅八軍的殘餘部隊向百色轉移，但百色的形勢也不如起義開始時好辦了。右江蘇維埃面臨兩個主要問題：它沒有解除它的敵人和地方民團的武裝；沒有充分地發動群眾；特別是它不注意自己的形象，沒有嚴明的紀律，它在老百姓心目中仍被看作是像軍閥那樣胡作非為的軍隊。——總的來說這是一種狹隘的地方觀點——因為當地的壯族不可能是像反共的漢人那樣反對漢人的共產主義者。當右江蘇維埃努力發展壯大時，它發現一旦紅軍離開這裡繼續向前推進，地主們能夠毫不費力地重新獲得他們的統治地位，一切又恢複了原狀。
鄧2月份從上海返回廣西，他似乎主要致力於右江蘇維埃所屬部分——東蘭的農村土地革命上。到了8月，軍事形勢越來越惡化，在李立三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採用了一個新的城市暴動的方針，命令紅七軍離開它的根據地向桂林、柳州（都在廣西）和廣州進發，以致韋拔群領導下的當地壯族人和鄧小平的部隊發生了衝突，這並不奇怪，因為韋想違背中央命令留下來，而鄧儘管已發現這些命令極不切合實際，但仍覺得應該服從，結果鄧和張雲逸率紅七軍的大部分（大約7000人）在9月向柳州進發，讓韋拔群帶領一小部分兵力繼續留下。蘇維埃幾乎馬上就遭到了襲擊，徹底被打垮了。10月，鄧和張雲逸去柳州的途中在河池召開了紅七軍黨員代表大會，大會一致認為遭受損失後要重新組織軍隊，重新確定其目標。最後會議決定不去柳州而向江西的南部——毛澤東建立的農村蘇維埃進發，這是一次漫長而曲折的行軍；紅七軍先進入廣東北部，又返回到廣西，在通過廣東、湖南去江西的路上，鄧和張雲逸失散了，並一直遭到國民黨軍隊的騷擾。1931年2月，紅七軍重新組建後攻佔了江西的崇義縣城。
紅七軍到達江西時已經不到4000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