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於1904年8月22日生於中國西部的四川省，取名鄧先聖，然而當他五歲時在一家私塾上學時，他的新教師認為這個名字（意思是聖人的先輩）不合適，是對孔子的侮辱，馬上把它改成了希賢 。
與其他許多革命者一樣，鄧小平這個名字當時採用的是化名，這在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內戰初次爆發時，在那種情況下他這樣做已是司空見慣。1929年，他作為一名政治組織者去了廣西，又一次改了名字——改為鄧斌——儘管是暫時的。鄧小平的童年時期，中國仍然是一個未受民主政治影響，而是以自給自足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傳統閉塞的社會。雖然現代教育正在引入，但鄧小平所受的啟蒙教育仍是在一所傳統的古典式的私塾——一種通常為地主的兒子們所開辦的封建科舉制度的普通教育學校。舊的傳統在日常生活中影響很大，甚至當鄧小平到達法國在馬賽進行僑民註冊時，寧願根據中國的農曆來把他的生日定於7月12日（即農曆七月份的第12天），而不願根據西方的陽曆來計算。
鄧小平的家在廣安縣協興鄉的牌坊村，在重慶以北約一百公里處。重慶是長江沿岸從上海逆流而上的最後一個大城市，距上海約2500公里，是歷史上的一個大都市。但是，與四川省成都西面毗鄰的一些地方相比，它並不怎麼富裕。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出租土地的小地主，他後來在地方政府做一名小官度過了他的後半生。
鄧家是在明朝第一代皇帝時期從江西遷到廣安的。據鄧榕所述，鄧家的家境一直很貧困，直到鄧小平的祖父成為手藝高明的手工業者才積存了一點財產。 一些評論者曾經提出鄧小平的祖籍是廣東省的客家人，藉此充分顯示客家人的勇猛、頑強、好鬥的名聲。 但據可考證的情況來看，如果這個家庭曾經是客家人的話，他們好像早已喪失了這種特性。當然也沒有任何特別的證據能把鄧小平和客家人的背景聯繫起來。例如，他似乎不說客家話，而說的是明顯帶有四川口音的漢語。 事實上，我們通常用四川人的而不是客家人的特點來描寫鄧小平，比如對於四川人我們往往用他們以吃辛辣食物聞名的特點來描述他們。四川人的性格比較暴躁——導火線很短，很快就著火，但平靜下來後，不記恨人也不害人。
鄧文明另外形式的一種財富在他的家庭規模上可以反映出來：他共有4個妻子、7個孩子——4個兒子、3個女兒。 他的第一個妻子姓張沒有孩子；第二個妻子有一個女兒和三個兒子；第三個妻子姓蕭，在他的兒子出生後不久就去世了；第四個妻子名叫夏伯根，帶過來一個女兒，又生了兩個女兒。鄧小平是由鄧文明的第二個妻子所生的長子，但不是最大的孩子，有一個姐姐叫鄧先烈，鄧小平的親生母親在孩子們還很小的時候便早早地去世了，似乎鄧小平同他父親的第四個妻子夏伯根的關係比較好。幾年之後當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時，夏伯根隨著鄧小平和他的妻子去了江西，鄧小平和孩子們都把夏當作他們的奶奶，儘管實際上沒有什麼血緣關係。
鄧小平離家後，儘管他很想同家裡聯繫，但都始終沒有聯繫上。有趣的是直至1993年，他的許多兄弟姐妹——包括他的姐姐——都還健在。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和他的繼母夏伯根在一起。鄧小平的一個弟弟鄧墾，生於1910年，起初在廣安縣任小學教師，後來成了一名報刊編輯，他於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去了延安，在新生的新華社工作，1949年在重慶市任副市長，後來調任武漢市副市長，「文化大革命」中作為「走資派」受到了批判，——無疑是受到家庭牽連的一個典型事例——後來得到平反，1982年退休時任湖北省副省長。
鄧小平的另一個弟弟鄧蜀平卻沒有這麼幸運。鄧蜀平生於1912年，在他父親死後，成了一家之主，在國民黨政府中任一地方官員。1949年後在大學裡攻讀法律，先後在貴州省（在四川省南面）、重慶市任職，「文化大革命」中因接受不了紅衛兵的批判——可能由於他早期在國民黨內的經歷和與鄧小平的關係雙重緣故——在1967年自殺了。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於1936年去世。
1909年，鄧小平5歲，就進了私塾，開始走上了傳統的封建之路，接受孔子經典著作的教育。然而隨著科舉制度的解體，隨著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那種科舉教育已對他毫無意義，於是鄧進入一家教授現代課程的小學上學，後來畢業於廣安縣中學。不久，他去重慶求學，然後又去了法國。留法學習的動力來自他的父親，那時他父親在重慶，鼓勵鄧小平和他的弟弟（鄧小平的叔叔）還有另一個親戚來到重慶，進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進一步學習。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二十世紀早期的幾十年是一個動蕩的時期，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挑戰，努力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儘管許多問題都是由十九世紀殖民者入侵中國而引起的，但由於當時形成的一種與西方互補的依賴關係，有些中國改良主義者提倡把西方的觀念和教育體系作為使中國走向現代化和重新富強起來的一種方法。李佑英就是其中的一員，他曾經留學巴黎南部的蒙達尼，1912年在蒙達尼市的市長和其他幾位法國知名人士還有蔡元培的積極支持下，李佑英創立了「留法儉學會」。
到1919年，已經有許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儘管像李佑英等這樣的留學生起先很可能是靠他們的父母支付其學費，但很快就證明這是不切實際的，代之而起的是半工半讀運動的發起——用中國話來說即「勤工儉學」，字面上的意思是「勤奮地工作，節儉地學習」——實際意義是在國外的中國學生的學習是靠一邊打工一邊學習的。隨著「五四」運動中國新民主主義的誕生，許多中國青年被這既能出國旅行又能顯示愛國熱情的好機會——出國勤工儉學——所吸引。
如果中國學生要在法國居住生活，他們就必須學習法語，1919年，吳玉章，中國革命黨的成員之一，在重慶為四川學生開辦了一所留法預備學校，鄧小平和他的親戚進入了這所學校。 1920年，鄧小平的班裡大約有90名學生通過競爭性的考試後被選送去法國。鄧小平和他的叔叔都被選中了。1920年9月11日，這群學生離開上海，登上了開往馬賽的法國海上郵政船盎特萊蓬號，直到1920年12月13日才到達馬賽 。戴維·鮑那維在他的傳記中推測鄧小平離開故土到法國，暗示了鄧與他的家庭之間可能有一些磨擦，因為鄧小平是長子，家中至少希望他能呆在家裡，準備將來在鄧文明死後繼承父業，支撐起整個家庭而不是去法國 。然而本傑明·揚提出的觀點正好相反——鄧小平的父親希望兒子追求更崇高更偉大的事業，追求他自己沒有完成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