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能夠幾次被打倒又幾次復出，往往使外國的評論家們感到困惑。面對這樣一個明顯不可思議的人，一些人提出的解釋是鄧只是一個行政官員，而不是一個政治家，他能夠而且也願意和幾乎任何人一起工作。比如，比德斯基說「他不是偉大的政治空想家，他是一個調停者，一個組織者和一個改革者。」 無疑鄧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他的組織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已經顯示的和後來清楚表明的那樣，雖然他可能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空想家」，但他對未來確實有一種相當明確的政治遠見。對鄧的這種大起大落的政治經歷，可以從中共政治領導的特點中而不是那些有關鄧的文件檔案材料中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釋。
中共領導層內的鬥爭及解決的方式具有其自己的特點（一個明顯的區別是中國的清洗在涵義上與斯大林在蘇聯和東歐沿用的那種血腥的清洗截然不同）。 實際上，尤其是在毛統治中國政治的時代，領導層的鬥爭經常導致暴力和致人於死地，但在50年代前，中國的傳統並不是這樣。儘管在毛的統治下這種傳統多少有點改變，但是，領導幹部能夠被逼迫接受再教育認識到他們的錯誤，始終是中國式清洗的出發點。
無論是否完全由於這種原因，顯而易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原先共產黨的國家行政機關的和解放軍的領導人，周期性的失寵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很明顯，鄧小平的情況是最引人注意的，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因為各級領導層中的絕大部分幹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還在位，但在1966—1968年間被打倒了，到1978年又都重新回到了至少與以前同樣高的職位。「大躍進」開始時打倒了一些幹部，原因是由於他們公開反對或被懷疑反對毛澤東思想。到60年代初期又恢複了這些幹部的職務，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幹部又被撤職，在70年代初期或末期這些幹部再次恢複職位。 從1949年到70年代末期極不穩定的中國政治生活，總是相應地配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這裡的領導不是指某些具體的個人，而是指一個領導集體。在那些年裡，每四五年就換一次，隨著每一次變化而產生的不僅有新的政策，而且有新的組織機構和人事變動。但是，在一起扛過槍，打過仗，在1949年奪取天下的那些老一輩革命家，只有當生理和政治因素都成為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時，在1985年才開始放棄他們手中的權力。在此之前，領導班子的調整幾乎沒有吸收年輕的或有著不同背景和經歷的人。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模式正是那種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吸收新鮮血液給領導班子注入新的活力的模式。
對產生這種現象的一個解釋是由於1949年時中共領導班子的年齡結構。當中共奪取政權時，它的領導人在中國或世界上來說都是相當年輕的，比如，毛是最年長的之一，才僅有56歲，鄧是45歲。因此當時他們不需要培養接班人，也沒有一個領導層的新舊梯隊建設的全面規劃。到了大約17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正如毛明確說過的那樣，雖然培養接班人是非常必需的，但這個問題被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淹沒了。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耽誤了這個問題的解決。
另一種解釋認為接班人問題的產生是由於中共內部的派性和地方主義。 中共的領導層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某一派系組成的。這樣志同道合的人們在一起進行互相保護和互相幫助。派別組織是由於忠誠關係、生活背景、友誼、思想觀點，對某些具體政策性問題或個性的看法等因素形成的。然而，共產黨內的派別活動是極易變化的，不像日本自山民主黨內的派別活動那樣制度化和有高度的組織性。由於傳統的和當代的原因，高度的統一和團結，成為中共領導的一貫作風。中共繼承了相當一部分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這種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的是在西方不可想像的那種以和為貴。同時，中共從馬克思列寧主義那兒得到的遺產是，黨在意識形態方面是真理的唯一正確的解釋者。
由於派系活動的縱橫交錯，複雜多變，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因此使得一件事的決定變得很難，即使是在中央政治局這樣小的範圍之內也是如此。 與個人之間有必要建立某種聯盟，但由於沒有人想自找倒霉，所以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在毛統治中國政治的時代，情況尤其如此，因為對站在「錯誤」一邊的懲罰往往是相當嚴厲的。在領導層內部有一種維持現狀的內在傾向。通常情況下變革是以試驗性的和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的，並且還要在察覺不到權力平衡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給領導層巧妙地施加壓力，然而，隨著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比如，一個主要的社會經濟問題，一個可察覺到的外來的威脅，或者領導層自己內部由於有人去世或得了重病而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都會迫使領導層做出某種決定，於是很快地會激發起派系組織的重新組合，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導致顯著的、突然的、更廣泛的變革。
鄧在1966年和1976年被解職都表明了對他政治遠見的否定，至少也是暫時否定。然而，從鄧的思想中無法找到有關他經歷的詳細解釋。事實上，很明顯思想體系從來都不是黨內派別活動的唯一決定因素。有些領導人根本不清楚思想體系、政策或派系和個人經歷之間的關係。領導班子的變化可能引起政策的變化，但派別活動幾乎並不是只以政策為基礎的。事實上，同屬一個派別的成員甚至可能並不持有同樣的思想觀點或政策選擇。有一個例子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那就是鄧小平和陳雲在「文化大革命」中顯明的命運對比。在這兩個人中，鄧和毛的關係更密切，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們倆的關係大約已有30年的歷史了。陳雲和毛的關係儘管也好，但根本算不上密切。在50年代的辯論中，陳是反對毛的發展觀點的主要代言人——有時是唯一的代言人。鄧往往也有不同意毛的觀點的時候，但決策一經作出，儘管他也有保留意見，但他會毫不猶豫地支持毛，有時還熱情地發言。而且，他對毛個人的忠誠幾乎是不可動搖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兩人都受到了批判，但鄧被作為「走資派」打倒了。
似乎忠誠關係比政治見解更能決定某些領導人未來的前途。在個別人的經歷中形成的忠誠關係把他們和某個特定的領導人或同事結合在一起。正如本章中下一節也就是最後一節所提出的，鄧成功的一個主要秘密是他的忠誠和良好的人際關係，他的年齡對他的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16歲受到政治的影響，開始和中共初創時的一些領導人交往。在那之後，由於參與各地各方面的黨務工作，他建立了各種關係，正是這種關係為他日後直到他退休提供了廣泛支持。所以，鄧和其他領導人不同，如果一些人不支持他，他總是能夠找到另一些支持他的人，尤其是當他被捲入到任何一種形式的鬥爭中時。建國時他的年齡是領導班子中較年輕的一個，由於他年輕，因此與其他大部分戰爭年代的倖存者相比，他能夠在共產黨內度過的時間更長、經歷更豐富、工作更有活力。鄧似乎並不像毛和周那樣有明顯過分的雄心。然而，他除了是一名極好的政治組織者之外，還是一個極其能幹的政治家，他用雙手抓住了他所遇到的每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