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俯視著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鄧小平作為中共領導集團中的一員，當時就站在毛的身邊。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共終於奪取了國家政權，但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問題。最緊迫的是恢複全國統一，控制通貨膨脹，確保中共的政治統治，特別是在那些還沒有完全解放的地區。當共產黨軍隊奪取了整個中國的控制權時，中共為了解決當時的一些緊迫問題，所採取的措施是組建了軍政委員會——這個機構不僅在所轄地區實施臨時性的軍事管理，而且其組成人員大部分和鄧一樣都是在軍隊工作了很長時間的中共幹部。解放軍的六大軍區分別控制著中國的一個地區，同時，建立了六個軍政委員會，鄧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地區在1949年以前共產黨力量較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期，中共更關心的是鞏固它的地位而不是進行各種徹底的變革，雖然中共一直不懈地追求著它的革命目標，但從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大小來看，中共的觀點仍屬於一種漸進主義。在農村雖然實行了土地改革，但在城市仍極力主張資本主義企業可以繼續生產經營。在愛國主義的呼籲下，鼓勵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合作。中共的主要目標是恢複經濟的穩定和擴大黨的隊伍。總的來說這些目標都成功地實現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就和蘇聯結成了聯盟，其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1949年前中共和共產國際之間不融洽的歷史關係。為了像東歐各國那樣創造出一個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模式，蘇聯向中國提供援助和建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結構及所採取的政策，都是依蘇聯設計的，到了1954年中國共產黨已經鞏固了它的統治，新的經濟與政治結構基本到了位。中國的經濟，尤其是它的基礎結構，都由五年計畫來決定；制定出了一套新憲法和新的政府制度。
然而，蘇聯的發展模式，由於思想意識、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和中共的領導人。蘇聯的發展模式是高度集中的、高度強調重工業的發展，強調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的需要。中共的領導人不是那種城市的持有專家治國論的精英人物；到了50年代中期，這種計畫經濟開始導致全國範圍的各種物資的短缺和生產的停滯不前。此外，蘇聯的模式產生了一種不平衡的發展戰略，擴大了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斯大林死後，也許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共越來越不願意承認蘇聯的經驗和領導方式的優越性。所以到了1955年，使蘇聯顧問感到極為不滿的是中共開始尋求另一條可供選擇的「中國式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蘇關係的破裂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然而當時要補救已為時太晚了。
在50年代中期黨內在討論應用什麼樣的模式來代替蘇聯模式的過程中，人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關於經濟發展的觀點。這些在黨內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觀點一直延續到1976年毛去世。一種觀點是毛澤東的觀點，他越來越多地認為經濟發展應該依靠發動群眾和群眾的積極性在各條戰線上儘快地進行。另一種比較漸進的觀點是由陳雲提的——陳雲從1949年一直到80年代一直從事計畫經濟的工作，也是1978年改革規劃的一個主要設計師——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慢一點，應建立在一個合理的經濟原則基礎上，以發展農業為先導。同時，毛用來論證他的觀點並最終按他自己的觀點來行事，所採取的那些措施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大約1955年中開始，毛的個性逐漸地支配了中國的政治生活。
在決策過程中毛的權力和中心地位的影響在1955年集體化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起初，包括毛的中央領導層，都特別小心謹慎，步子邁得很慢。到了4月下旬，毛不僅改變了主意，實行比原來快得多的集體化方案，而且開始濫用權勢。只有一個人，鄧子恢，敢於對他的觀點表示異議，毛盛怒之下對鄧子恢進行了批評，並鼓勵省一級的領導人在1955年結束之前完成集體化方案的第一階段，這樣一來要比原來黨中央計畫的政策提前了好長時間。不久，毛又提出第一個五年計畫能夠在四年內完成，提前了一年時間，共產黨應該在制定未來的計畫中膽子再大一點。然而，在1956年的1至3月份，毛過熱的經濟結果清楚地表明所採用的他的經濟戰略被放棄了。 當幾年之後評論這些往事時，毛對那些當年作出此項決定的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鄧在1952年已從西南調回來任副總理，到那時他已經成為中共中央政局委員、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共產黨選出了一個新的領導班子，鄧被選為總書記，而不是他在八大之前所擔任過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那個職務。這次大會，很可能經過了毛的同意，重新確定了集體領導的原則。作為中共明確指導原則的毛澤東思想被正式從黨章中取消了，陳雲的經濟發展思想成為1958年開始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基礎。
這次黨代表大會同意開展一次黨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主要是針對那些變革派人士。毛設法通過提前整風的日程，通過論證這次運動應該根據他的發動群眾的思想而不是以比較正統的方式來加速經濟發展的步伐。他想實現他所說的「擴大的民主」，那就是誰都可以對共產黨的幹部進行直言不諱的和公開的批評，不論他們的職位有多高，用毛的話說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毛的觀點來看，這樣做將會對共產黨有好處，將會把共產黨和那些潛在的知識分子的批評家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毛認為當時共產黨已經打下了很好的社會基礎，因此在共產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受到批評，黨的統治是不會受到威脅的。在黨內儘管遭到許多反對，但在1957年5月還是發起了一場被稱之為「雙百運動」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是一次災難，因為幾乎所有的方面都對共產党進行了公開的譴責，這次運動很快就結束了，緊接著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更為正統的整風運動，這次運動的目的是從嚴懲處那些直言不諱大膽提意見的人。
1949年到1956年期間，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謎，為什麼中共領導層中的其他人允許毛為所欲為，對他們的經驗和意見橫加指責。正是他們這種對毛的縱容導致了他們自己的毀滅。儘管毛對於普通人來講似乎就像上帝一樣，但對於共產黨領導層中的其他人來說，他僅僅是一個同事，而且是一個很難相處的同事。在1949年之前的鬥爭歲月中，他們曾是一個來自五湖四海，在一起並肩戰鬥的集體領導班子。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早期，毛所提出的戰略戰術的觀點屢次都被證明是正確的，而當時大多數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所提出的戰略戰術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因此就導致了他總是高人一等，他過去一貫正確的聲望和堅持領導班子的團結使他贏得了許多對他持懷疑態度的同事們的信任，這些人在當時和後來成了他忠實的支持者。
1957年底，毛又一次試圖把他的發展設計付諸於實踐。在幾個省一級領導人的幫助下，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興修水利的群眾運動。有四分之一多的農民參加了這場運動。至少在統計的數字上來看，成果是很大的，水利方面的大躍進很快演變成為全面的經濟大躍進。毛認為中國應該依靠勞動力代替資本投資，在15年之內實現工業化。新的大規模的農村生產單位——人民公社——兩個月之內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起來了，到處都在開展大鍊鋼鐵，甚至有人聲稱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社會——馬上就要實現了。在所有這些左道邪說中，隨著中蘇兩黨關係的惡化，這當然是最使蘇共感到惱火的，因為蘇聯作為第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它認為必須應該在蘇聯首先建立共產主義。
到了1959年，黨內一些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一切並不是那麼順利。然而，當以彭德懷（當時的國防部長）為首的人對毛的一些作法和設想提出反對意見時，毛把他們都批成了反黨分子。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大躍進又延續了一年。但到了1960年底，經濟狀況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大躍進」，毛從政府日常工作中退了出來，把政府的日常工作留給了副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和鄧處理。同時，中蘇關係的破裂使中國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地位。然而，在60年代的前半段時期中，在陳雲的漸進主義戰略和一個比較團結的中央領導班子的指引下，中國開始了卓有成效地解決「大躍進」造成的各種問題。
然而，毛仍然沒有放棄他的設想，而且整個60年代初期，他對「修正主義」的危險變得越來越擔心了。中國的情況正處於放棄對革命事業追求的危險境地中，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走向資本主義。甚至有可能如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那樣，他越來越多地感到他已經被擠出政權之外。依照毛的觀點，決定中國發展的應該是政治而不是經濟。這實際上就是概括了毛在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