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愷弗和他的搭檔，總是準時出現在酒店大堂餐廳吃早餐。這和他們的職業有關，他們都是英國保安公司的職員。在這裡，他們的任務是保護中央電視台的兩名記者。
僱用安全顧問是西方媒體的做法。我也一直認為，作為一個專業的媒體，除了要對記者進行安全培訓外，如果有財力提供這樣的服務，當然是最為理想的。不過，這要視情況而定，比如班加西現在的安全狀況，是否需要兩個安全顧問呢？
和愷弗聊起這個話題，他很坦率地告訴我，他的建議是一個人足夠了，因為根據他們的專業判斷，班加西的情況並不是那樣的不安全。雖然從做生意的角度，多一個人自然可以多賺錢，但是同樣也是從專業的角度，提供的服務應該合理。不過，他的建議並沒有得到回應，新來的兩名央視記者又帶著兩個英國安全顧問來到了班加西。
我問愷弗關於那個被打死的法國保安公司老闆的事情，畢竟他們是同行，對這件事情非常關心。
愷弗告訴我，事情是這樣的，這家法國保安公司準備在班加西開設公司，老闆親自帶隊，並且從過渡政府那裡取得了證明，主要是為反對派進行安全培訓。不過，過渡政府不肯為他們發出書面的武器攜帶許可證，因為他們畢竟是外國人。為了控制武器，過渡政府現在規定，如果攜帶武器進入一些場所，必須持有過渡政府發出的有效證件。哈邁德就有一張，為的是讓自己可以攜帶他的那支手槍進入酒店、政府辦公樓這些有安全檢察的地方。
不過，過渡政府說，是否攜帶武器，是否擔心風險，由這五個法國人自己決定。最後，他們決定隨身攜帶武器。結果，上個星期四的時候，在班加西的一家餐廳，他們被幾個反對派武裝截住，懷疑他們攜帶武器。他們大方承認，並且拿出了過渡政府的證明，說明自己是獲得允許在當地開公司做生意的。但是，反對派武裝又提出一個指控，說兩個星期前，他們曾經在的黎波里和卡扎菲的人見面。法國人承認了，不過解釋說，對方是要請他們合作培訓武裝人員，但是被他們拒絕了。他們表示，已經決定在的黎波里以外的地方做生意。
雙方都顯得有些激動。反對派武裝用槍把他們推上車，準備押回審訊。就在那個老闆被反對派用槍推著準備上車時，槍響了，子彈從他的後背穿過了胸膛。
「你覺得是意外還是有意？」我請教愷弗。
「不知道，可能是意外吧。」愷弗聳聳肩膀，「不過，其他四個法國人，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就沒有再看到他們。也許已經離開，也許還被關押審訊。這裡的人說起這件事情，大家都很低調。」
「這些日子，這裡的人真的很緊張。」我指指坐在不遠處的另外一名同行，「他上個周末就被抓到警察局呆了三個小時。」
自從兩個星期前，班加西發生了反對派控制這個城市之後的第一次汽車爆炸事件之後，這家住滿了外國記者的酒店加強了警戒，沒有登記過的車輛都不允許開到酒店門口，大堂裡面那個原本只是裝飾的X光機，終於真正派上了用場。
保持警覺心，對於反對派來說確實有必要。在這個城市裡面，卡扎菲的支持者正躲藏在不為人知的角落。就在幾天前，採訪過渡政府的一個大會，就在我們準備拍攝會場外景的時候，一聲槍響在頭頂掠過，在會場外的牆上留下一個拳頭大的彈孔。儘管現場守衛的反對派武裝快速衝出馬路，但是槍手已經消失在馬路對面的農莊裡面，無影無蹤。
但是，過於神經緊張，往往會出現過度用力的情況。樓下的爭吵，十分鐘後結束，顯然這幾個當地人終於被證明沒有問題。還好大家都熟悉了槍聲，不會受到任何驚嚇。但是這些日子，即便是記者採訪，也開始受到這種緊張狀態的影響。
這名攝影記者，就是因為拍攝油站排隊的人龍被送進了警察局，呆了整整三個小時。在當地人眼中，這個記者不懷好意，他的照片會被卡扎菲利用來進行宣傳，誇大班加西不好的一面，而這只不過是因為周五休息，周六就會一切恢複正常。
我也遇到同樣的情形，在埃及大使館門口拍攝等待拿回護照的人群時被當地人包圍，指責我們這樣做是在幫卡扎菲宣傳。而導致這種混亂場面的是埃及大使館，先是規定要申請簽證才能進入埃及，三天之後又突然宣布取消這個新措施，讓人措手不及。我們最後能夠順利採訪，是因為另外一批當地人幫我們辯護，大聲地反問那些指責我們的人：「我們現在難道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嗎？」
這樣的場景，利比亞人不會陌生。因為缺乏安全感，卡扎菲才會限制民眾的自由，不管是言論還是行動，輕易就把民眾定義為精神病或者政府的敵人。為了避免政府認定的負面新聞得到傳播，就把媒體牢牢地控制在手上，確保不會被敵對勢力所利用，從而進行「宣傳」。
走上街頭反對卡扎菲的利比亞人，正是要為自己爭取自由，但是當中的不少人無法擺脫極端的思維模式，結果用自己反對的人所使用的方法、思維甚至語言來對待其他人。他們忘記了，即便是和他們意見不和的人，甚至是站在對立面的人，採用這種被證明是錯的方式，最終會讓自己也變成自己反對的那種走入極端的人。
不管是向左，還是向右，殊途同歸。
有個市中心的政府大樓採訪。這座大樓剛剛落成，連哈邁德也不知道是拿來做什麼的。和周邊的建築比較，顯然要氣派很多。不過，每次經過那裡，吸引我的是空地上的遊樂場，孩子們在那裡盪鞦韆，滑滑梯。哈邁德感嘆說：「你知道嗎，這是班加西第一個遊樂場。」
不僅是第一個，而且是免費的。在這個利比亞第二大城市，幾乎看不到公共娛樂設施。在香港，我們習慣了每一個社區，政府都會拿出一塊空地給孩子們玩耍，但是在這裡，孩子們可以去的地方只有動物園，但是門票要兩個第納爾，如果一個家庭有四五個孩子，家長的負擔一點也不輕。
這座政府大樓的會場，每個星期有三天用來作為兒童活動中心。這是由三名當地女性發起的，她們自己掏錢，徵集志願者，然後找到了這個過渡政府免費提供的場地。
「我想讓他們過正常的生活。」娜伊瑪四十齣頭，她說，在衝突發生前，她本身就從事類似社工的工作，為學校裡面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幫助。
「我從二月底開始和朋友搞這個中心。一些孩子剛剛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們還很害怕，因為那些槍聲就在市中心他們家的附近，還有人看到了大人的死傷。有的孩子來的時候，總是愛拿著玩具槍。我想讓他們忘記那些，我希望他們做正常的孩子。」
禮堂裡面，孩子們分成了不同的小組，一批男孩子席地而坐，在上跆拳道課，老師是兩個看上去十五六歲的大孩子，穿著制服，教起來還顯得有板有眼。
旁邊的圓桌旁，女孩子們分成不同的小組，有的在畫畫，有的在做手工。旁邊的小房間裡面，還有一個廚房，大一些的女孩子在學習烹飪。
穿過禮堂，五歲左右的孩子都聚集在另外一個會議室裡面，他們正在跳集體舞。領舞的大哥哥把一個女孩子背在肩上，和小朋友們一起轉圈。女孩子抓著大哥哥的頭髮，發出咯咯的笑聲。
好多女孩子的臉上畫上了蝴蝶，也有幾個不知道受了怎樣的委屈，眼淚把臉上的蝴蝶都弄花了，幾個大姐姐在旁邊拖著她們的手，安慰著她們。
大門口的走廊兩旁，都是孩子們的繪畫作品，大部分都是「捲毛大叔」卡扎菲的漫畫。不得不說，卡扎菲的形象實在太具特色，畫起來非常容易，捲髮，大鼻子，就是一個神形兼備的畫像。
不過，讓這些孩子來到這裡，正如娜伊瑪她們希望的，是這些孩子的圖畫，最終能夠和其他地方的孩子那樣，不要摻雜太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東西，就好像在桌子上放著的那張作品：太陽，向日葵，房子，簡簡單單，回歸孩子的單純。
臨走的時候，娜伊瑪拿起一條手繩，那是用紅色、黑色以及綠色的毛線編織出來的，這三個顏色，在反對派控制的城市的電線杆上，甚至是路邊的防護欄上，都可以看到。
「送給你的，這是這裡的孩子編織的。很感謝你們來到這裡，來到班加西。」娜伊瑪一邊說，一邊把手繩系在我的手腕上。現在，我把這條手繩系在了我們的攝影機上。
今天做直播節目，話題是俄羅斯在利比亞問題上的角色。原來，俄羅斯邀請了利比亞政府的代表。不過俄羅斯外長在會面之後說，反對派因為技術的原因，沒有能夠參加談判，但是會遲一天到莫斯科訪問。
這樣的說法讓我很是疑惑，因為明明昨天的記者會上，過渡政府發言人回應得非常清楚，他們不會介入任何停火談判，更不要說和卡扎菲談。而且，從昨天發言人的口氣來看，不管是中國還是俄羅斯，他們都還沒有建立起官方正式的溝通渠道，怎麼這樣快就有了一個訪問莫斯科的代表？
找到賈拉爾，他是過渡政府的媒體聯絡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