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西部的這些與會代表，今天在班加西有一個Town Hall Meeting。這是一個來自美國的辭彙，第一次聽說，是前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時，在上海圖書館舉行的活動。通常這樣的大會，應該是在市政廳裡面進行，坐在台上的人，接受台下的人的諮詢和質疑，大家就公共事務進行討論，不過在中國，最近的一次，是奧巴馬在上海的那場算不上成功的活動，因為大家不記得他說了什麼，只記得有一個「奧巴馬女郎」，那個身穿紅衣，頻繁在鏡頭前出現的女孩。
中國人還不喜歡這樣的方式，其實利比亞人也是一樣，在過去四十多年，民眾並沒有太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當這樣的時候來臨之後，需要從頭開始學起。也因為這樣，這個所謂的Town Hall Meeting，其實就是一場記者會，這些代表們回答坐在台下的記者們的提問而已。
這些西部地區的代表，絕大部分來自海外。那位滿頭白髮，在昨天的祈禱大會上最受歡迎的老人，叫做賈巴尼，離開利比亞已經三十年了，他居住在美國，一直在海外發出反對卡扎菲的聲音。這是他三十年第一次，終於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這樣的經歷，在利比亞實在太多，有的因為和卡扎菲政見不同，有的則是當年參加了查德和利比亞的戰爭。他們有的被迫逃亡，來不及離開的則被投入了監獄，即便釋放之後，也不能離開。
賈巴尼的身邊有一個30歲左右的助手，昨天在廣場，正是他接過了我的麥克風，放到賈巴尼的眼前，讓我們做了一個簡短的訪問。他走過來和我打招呼，一口美式英文。知道我們來自香港，他很是興奮：
「我的姐姐就在香港，她做生意，老是在香港和廈門之間來回跑。」
「做什麼生意？」
「紡織。」他用手捏住自己的衣領，然後陪著賈巴尼匆匆離去。
賈巴尼已經被指派為過渡政府的一員。看著這些表示自己代表西部城市的人們，我有些疑惑，離開自己的國家三十年了，是否真的能夠代表那些城市的人民？那些地方的人民是否會認可他們？畢竟，對於40歲以下的人來說，他們當中的太多人，都不會有印象。
回答我的疑問的，是在主席台上主持大局的人。他遞給我一張卡片，上面寫著一家媒體諮詢機構的頭銜，他用筆把頭銜劃掉：「那是我的私人公司，我現在是過渡政府的協調員。」
這個叫做阿萊夫的人說：「其實我們過渡委員會裡面很多人是在利比亞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剛剛從的黎波里離開的。因為安全考慮，在卡扎菲控制的城市參與反對派活動會被監禁或者折磨，所以他們不能夠露面，就指派了台上的一些人作為他們的代言人。我們的成員包括了現在正在這些城市的人，在代表性的問題上是沒有問題的。」
他的答案簡短但是清晰。拿著他的那張卡片，忽然想起了利比亞政府的發言人穆薩，在傳出關於他叛逃的謠言之後，他又出現在的黎波里的每一場記者會上，他在的黎波里也辦過一家媒體研究中心。兩個人的舉止風格相當相似，都會快速地領會記者提問背後的意思，也能夠快速地用準確的語言來表達自己，還讓記者很難在短時間之內抓到破綻。比如阿萊夫，當他把名片遞給我，等我研究完名片上的電話和公司地址，要追問他為何公司總部是在阿聯酋而不是在利比亞的時候，他已經消失在人群裡面了。
這些海外歸來的利比亞人，衣著光鮮，在酒店大堂出入，個個都顯得氣度不凡，顯然和他們本身就是利比亞的精英有關。哈邁德的岳父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因為參加查德戰爭，反對卡扎菲，他的岳父滯留在查德無法回國，最後作為難民去了美國。到了美國之後，他拿著美國政府給他們的援助開了一家小店。利用自己的工程知識和技術，現在，他已經在美國擁有了一家公司，算是事業有成。他總是對哈邁德說，如果留在利比亞，應該不會有他現在的這種生活，可見再有才能的人，環境是多麼的重要。
邀請海外的反對派加入新政府，這樣的做法，從阿富汗到伊拉克，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公式化的東西。當然，這次不同的地方在於，並不是一個由美國選擇的人來主持大局。阿富汗的卡爾扎伊，伊拉克的馬立基，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家已經頗為久遠了。他們回來之後，先不說能力，是不是有足夠的威望來擺平不同的民族、部落，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而在利比亞，過渡政府在一開始就是由那些身在利比亞的人組成，其領導層本身就來自原來的政府，主席賈利樂原本是司法部部長，在民眾中威望很高，有這樣一個人來領導過渡政府，當然要比一個從海外回來的人，更有威信和說服力。
這些流亡海外的反對派，雖然過去是和卡扎菲抗爭的英雄，但是他們畢竟離開已經很久，甚至可能會帶著老舊的鬥爭眼光和方式來看現在的這場變革。而事實上，這場變革的真正動力在於民間，如果民間的努力最終被個別人取而代之，對於整個局勢來說不會有任何正面的作用。如果這些海外反對派的加入，只起一個點綴的作用，反而會給未來帶來好處。
同樣和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不同，利比亞從來都沒有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的衝突歷史。在過去四十多年，卡扎菲削弱了部落的影響力，加上城市化，部落也早就退化成為宗親關係，沒有了政治影響力。在利比亞，除了卡扎菲以及他身邊的人，沒有其他的特權階層。所有的這些，都有利於利比亞有一個新的平穩的開始。
會議廳外是一個花園，陽光下，不同顏色的玫瑰以及雛菊開得很是鮮艷。這個地方，平時是利比亞人舉辦婚禮的地方，當然是西式婚禮，如果是傳統婚禮，需要一個龐大的空地來搭帳篷，來招呼親朋好友大吃一個星期。
站在陽光下，正準備拍攝一些外景，突然聽到頭頂一聲槍響，抬頭一看，牆上已經有了一個拳頭大的彈孔。也就是一瞬間，不知道從哪裡鑽出來二三十個穿著軍裝的反對派武裝，他們迅速衝到大門外，封鎖道路，而我們，還有那些準備上車離開會場的西部代表們，則被要求站到最靠近會場的地方。
不用多想，這當然是卡扎菲支持者放的冷槍。前段時間在班加西發生的汽車爆炸，以及前兩天在艾季達比耶市中心的爆炸，都提醒大家，即便是在東部，平靜的表面下依然蘊藏著波瀾。昨天，一個法國安全顧問公司的老闆在班加西被槍殺，大家心裡清楚，這是卡扎菲的支持者的一種警告，給反對派，也給法國。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反而覺得這才真實，因為我一直認為，在班加西也好，或者其他的東部城市也好，反對派控制的地方，不可能像我遇到的那些人所說的那樣，所有人都憎恨卡扎菲。那些原本為卡扎菲工作的人呢？那些因為被看成是卡扎菲的人而被拘捕甚至打死的人的家人，他們怎樣看待這場變革？特別是那些接受了這麼多年的教育，一直被灌輸卡扎菲是英雄和領袖的普通人，總有一些直到現在，應該還是發自內心地相信這些的。
其實，這個城市的人心裏面也清楚。只要離開班加西，哈邁德每次都會把他的那枝手槍帶上，防範搶劫者，也防範政見不同的人。
同事在的黎波里拍了一張在卡扎菲大宅裡面當人盾的家庭的孩子，一個五歲的女孩，她舉著卡扎菲的畫像，高喊口號，告訴我的同事：「如果沒有卡扎菲，我的生活將會毫無意義。」
看著那個女孩天真無邪的笑臉，不知道該說什麼。我總是覺得，如果把孩子牽涉到這樣不正常的環境裡面，往往因為兩種原因：一種是因為無奈，一種則是有預謀的灌輸，也就是「洗腦」。
在班加西，每次集會，總會有父母在孩子的臉上畫上象徵勝利的三色旗，戴上三色旗帽子，讓他們揮舞著旗幟，男孩子還會在身上掛上玩具槍，當鏡頭對準他們的時候，他們會熟練地舉起V型手勢。
這些孩子都很可愛，尤其是這樣打扮的時候，我知道這樣的照片或者畫面，還很吸引人，但是作為一個母親，我會擔心，這些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其實和那個舉著卡扎菲的畫像的女孩子又有怎樣的不同？如果我們覺得那個女孩可憐的話，這些孩子被牽涉到革命和政治風波之中，是否也很可憐？
所有這些，當然是因為他們身處的這個國家正在經歷變革，於是誰也無法置身事外，不管是孩子，還是成年人。但是我還是覺得，如果可以的話，能不能夠讓孩子盡量遠離這些？
孩子們應該做他們的年紀應該做的事情。他們應該在遊樂場玩耍，他們應該在學校讀書，應該教會他們對待陌生人要有禮貌。
在班加西市中心，最近開放了一個遊樂場，白天會有很多家長帶著他們的孩子來這裡玩耍。學校還沒有恢複上課，因為安全的考慮。一些團體希望，能夠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學習和遊戲的地方，因為這些孩子，很多都有和父母一起逃難的經歷，也有經歷轟炸的經歷，從為孩子健康成長的角度出發，需要盡量為他們創造一個正常的生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