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號，星期五，也是穆斯林的主麻日。
按照穆斯林的習慣，中午，一家大小去清真寺祈禱，然後一起午餐。這是家庭團聚的一天。
一個人坐在高等法院對面的馬路邊上，同事去了男性祈禱的大廣場，女性則在旁邊一個用圍板圍起來的空地裡面祈禱。男男女女拿著墊在地上的小毯子，像過節一樣，從四面八方聚集到這裡。
雖然去過很多伊斯蘭國家，但是星期五這樣大規模的祈禱場景，還是第一次看到。因為兩天前的汽車炸彈爆炸，廣場的保安明顯地加強，過渡政府說，爆炸是一場意外，很明顯，這只是一種安慰大家的表示。不過看到那些持槍的軍人，屋頂上的狙擊手，取代了原本那些看上去很不專業的雜牌軍，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證明至少在這個城市，管理運作順暢，同時也顯示出一定的實力。
看到幾個外國同行，有的很明顯初來乍到，這是因為他們對著高等法院牆上的那些關於「捲毛大叔」卡扎菲的漫畫不停地拍照，而這些漫畫已經在那裡存在兩個多月了。有個年輕的金髮女記者，跟著攝影師徑直走向男性祈禱的廣場，顯然她並不了解穆斯林的習慣，祈禱的時候男女是分開的，女性不被允許出現在男性聚集的場合。也因為這樣，我一直坐在外面的路邊等候同事。
果然，很快，她一個人走了出來。而在另外一頭，一個男攝影師嘗試進入女性祈禱的地方，被禮貌地勸了出來，又是一個對於穆斯林的風俗沒有常識的同行。
這個星期五，焦點當然不在利比亞，而是在敘利亞身上。原因是在敘利亞的不同城市發生示威之後，依據突尼西亞、埃及甚至是利比亞的經驗，如果有遊行，星期五總是人群最多的一天，因為這天是假期，因為大家都要去清真寺。
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同事，看到的是一個平靜的首都，和當地民眾聊起來的時候，他們非常反感國外媒體的報道，認為過於誇張，甚至是居心不良，而同時間看西方媒體的報道，全部都是首都之外的其他城市的示威場面，雖然人不算太多，但是顯然，這些地方絕對不平靜。
人權組織聲稱，在過去幾天的衝突中，敘利亞有五百多名民眾在鎮壓中死亡，不過就像那些出現在互聯網上，並且被媒體不斷使用的畫面一樣，都沒有辦法進行第三方確認。絕大部分外國記者仍然不被允許進入敘利亞，也因為這樣，所有的消息都是來自互聯網以及人權組織，因此需要非常謹慎地對待這些信息。
這種反差，其實也體現在利比亞的報道上。就好像如果談論卡扎菲，在班加西，不可能採訪到他的支持者，即便有人對他並不像反對派那樣的痛恨，但是在東部這個地方，至少這樣的表達不合時宜，或者是政治不正確。而在的黎波里，卡扎菲的反對者，也不會向媒體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因為付出的代價會過於沉重。
大環境，會影響一個人的表達，也因為這樣，即便是一個人親口所說，也未必代表著真相。這一點，在2003年，薩達姆還沒有下台前的巴格達，有著同樣的體現。如果你採訪巴格達的民眾，所有人會告訴你，痛恨美國人，熱愛薩達姆，但是也就是同樣的這些民眾，當薩達姆倒台之後，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是如何的痛恨薩達姆的極權統治，訴說他的殘忍。
薩達姆在位的時候，我們這些外國記者的採訪翻譯都由政府指派，民眾非常清楚這一點，如果他們說了任何讓政府不高興的話，後果會很嚴重。這一點非常容易理解。但是，當薩達姆倒台之後，那些告訴我們痛恨薩達姆的人，是真心實意的這樣想，還是覺得這個時候必須這樣表明立場呢？
很多時候，事實未必代表真相，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在的黎波里的記者們，連接觸當地民眾的機會都沒有，這一點，很像朝鮮。去朝鮮採訪，總是讓我們拍攝那些當局安排拍攝的景觀和場所，卻不願意讓我們和當地民眾接觸，即便我們建議通過朝鮮政府的安排來進行。即便是我們去拍攝一些場景，和那些地方的工作人員私下聊天，說多幾句，陪同的官員就會示意對方不要講太多。也許是擔心言多必失？
看電視，的黎波里的記者會，發言人已經連續兩天不是穆薩，換成了外交部副部長上陣。不過他的英文就明顯沒有穆薩那樣流利。
有些猜想，那天穆薩出來宣布卡扎菲的兒子和孫子被北約空襲行動炸死的時候，通過電視屏幕，發現他的額頭、頭頂全部都是汗水，他的神情還有表達，都沒有平時的那種自信和自然。當天晚上，英國大使館被焚燒，第二天，利比亞駐英國大使被驅逐，不知道這些，是否和據稱拿著英國護照的穆薩的消失有聯繫。當然，要知道真相，或者他的下落，只有等待。的黎波里好像一道密不透風的牆，就連敘利亞都會有街頭的影片流傳到互聯網上，但是有關的黎波里的影片，在網路上卻一條也找不到，幾乎沒有人知道，的黎波里的街頭到底如何，當地的民眾到底如何。
也因為這樣，班加西的傳說很多，甚至是過渡政府都有很多公開的指控，其中有不少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會覺得過於誇張。問題在於，覺得誇張，有可能是因為沒有充分想像，也沒有能力想像，邪惡可以走多遠。正如班加西的民眾堅定地相信，如果卡扎菲奪回了這個城市，那麼，幾乎所有的人都會遭殃。而對於外人來說，會覺得這樣的擔心和指控是不是有些誇大。
在班加西坐順風車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在埃及也是一樣，因為計程車不夠，滿街都是打順風車的人。其實就是中國所謂的黑車。不一樣的地方，這是不成文的一個行業，司機們不需要擔心遭到檢查，然後繳付巨額罰款。在北京，不止一次聽黑車司機訴說他們的慘痛經歷，一次罰款八千，儘管這樣，他們還是繼續他們的生意。對我來說，在計程車越來越難找的現在，坐黑車的經歷開始多了起來。說實話，在趕時間的時候，我還真的對他們心存感激。
一名開著日本二手車的當地人，願意送我們去餐廳。他的車子的兩個後視鏡已經被撞得只剩下一個空架子，但是這並不影響他開車。雖然他不會英文，我和我的同事不會阿拉伯語，但是一路上還是交流了不少內容。為了少惹麻煩，在他問我們是不是KOREA的時候，我們點頭做了一次韓國人，因為當地有太多的韓國二手車，加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是韓國人，這樣的回答讓我們得到了他伸出的一個大拇指：韓國二手車比日本二手車要貴。這一點我心裏面並不認同，相信他這樣說，是因為他的這輛日本二手車實在是可以用破爛來形容，而走在街上的韓國二手車，大部分外形還算完整，不過這也說明，日本車的質量，要遠比韓國車好得多。他說卡扎菲是個壞人，因為他一經過卡扎菲在班加西的軍事基地，馬上做了開槍的手勢，而在等紅燈的時候，讓我們看路邊的大幅漫畫，一個小小的卡扎菲被一隻大大的手提到了半空。必須承認，雖然這些漫畫的宣傳意味很重，但是無論是構圖還是色調，確實沒有那樣濃重的宣傳畫的味道，很像是一幅幅的藝術品。
在餐廳，遇到了那個做報紙的年輕人。他說，他很少去報社了。看來，熱情已經過去，覺得不好玩。他說，他參加了大學裡面的救護課程，問他是不是打算去前線，他瞪大眼睛看著我說：「我想我太年輕。」
對於局勢的膠著，他顯得有一點點擔心，但是這種擔心在他的臉上只停留了幾秒鐘，我們就開始聊起了其他事情。聽我說起那家科斯塔咖啡店，他馬上顯得興奮起來：「這才是真正的高級咖啡店。」確實，雖然咖啡是利比亞人每天不可缺少的東西，但是只有兩種選擇：埃斯波蘇，或者卡布奇諾。這些日子下來，已經讓我和我的同事，瘋狂地懷念其他品種的咖啡。當我們終於發現，這個城市原來還有科斯塔，而這個科斯塔的裝潢和服務，和我們一直以來熟悉的咖啡連鎖店的模樣相吻合的時候，即便裡面的咖啡和連鎖店的品質還是有不小的差別，我們已經相當滿足了。
不過，喜歡並且可以經常去這家咖啡店的，要麼收入不錯，要麼家境富裕，因為裡面的咖啡，價格是其他咖啡店的二到三倍。同樣是這家餐廳，一家大小的一餐，已經會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畢業生工資的一半或者更多。
送我們回酒店的司機，會講一點點的英文，他的車內貼滿了反對派的各種旗幟。一路上，他不斷地提到卡扎菲的名字：「卡扎菲是小偷，他把我們的錢全偷到了自己的手裡面，國家的財富是大家的，不是他一個人的。」
這讓我想起了德爾納的哈辛，臨走的那天，他很認真地告訴我：「Rose，告訴你實話，其實我不在乎誰在台上，只要給我們好的工資，讓我們能夠買房子，買車子，就算是卡扎菲在台上，我也無所謂。但是他沒有做到這些，而且他居然開槍，他居然打死示威者，因為這樣，我才會反對他。」
離開餐廳的時候，那個來自埃及的服務生特別送給我們三塊還是熱乎乎的饢，這讓我們第二天的早餐有了著落，不需要再啃酒店裡面磚頭一樣的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