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打開電視，又是突發新聞：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軍打死了。
看著電視機鏡頭裡面，雙子塔遺址聚集慶祝的年輕人，十年前，當他們通過電視看著大樓被飛機穿過的時候，他們都還是孩子。在過去的十年里，他們在一個被9·11徹底改變的世界裡長大。因為9·11，因為美國的反恐戰爭，世界的格局就此重寫。
如果沒有9·11，美國不會出兵阿富汗，北方聯盟是否可以趕走塔利班？誰也無法預測，因為歷史不可能掉轉頭重新假設。如果沒有9·11，美國也不會攻打伊拉克，那麼薩達姆的統治如果持續到今天，伊拉克會不會像今天的利比亞，在這波中東的變革浪潮中自發地進行改變？同樣誰也無法預測。在外來力量的決定下，這兩個國家快速地、被動地發生了巨變。這樣突如其來的改變，如果和現在發生在這些中東國家的改變進行比較的話，人民和國家付出的代價會更大，還是更小？依然無法回答，同樣是因為歷史無法假設，無法推倒重來。
當奧巴馬對著美國人民說，這是美國的勝利，在行動中沒有一個美國人死亡的時候，作為一個非美國人，雖然明白一個美國總統的所有決策，都是要從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以及人民出發，但是如果站在巴基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角度，對於這場美國人的勝利是否會有別樣的滋味？
街頭採訪，不同的伊斯蘭國家，人們反應各異。穆斯林兄弟會認為，這會讓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哈馬斯的負責人則認為，這是美國又一次在穆斯林的身上留下了鮮血。
同樣都是穆斯林組織，一個從極端走向溫和，因為對於身處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來說，他們需要吸引更多的支持，在民眾走上解放廣場爭取來的寬鬆環境之下，極端的口號以及手法反而會導致支持者的流失。埃及的民眾，在廣場上要求的是民主還有自由，要求結束穆巴拉克的獨裁。這個時候，穆斯林兄弟會如果不用一個能夠適應埃及民眾的訴求的形象出現的話，在未來的選舉中並不會佔有太大的優勢。
但是對於哈馬斯來說，他們代表身處生存夾縫中的那些巴勒斯坦人，他們對於這個世界充滿了憤怒，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而讓他們無法像別人那樣擁有一個真正的國籍。他們的同胞，用難民的身份生活在周邊的不同國家，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美國是他們的敵人的朋友，也就是他們的敵人。
今天，也是以色利紀念大屠殺的日子，六百萬猶太人在二次大戰中被屠殺，這是這個國家的人，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讓自己的國民去牢記的事情。也因為這樣，他們始終帶著強烈的憂患意識，也正是這種憂患意識，讓以巴和平成為一個看起來無法實現的目標。
但是，當年屠殺猶太人的，並不是他們現在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世界，而是歐洲的極端主義：納粹。在拉登死亡的這天，再來看猶太人曾經遭受的苦難，當我們談論極端主義或者恐怖主義的時候，提醒我們，不要把這兩個詞簡單地和某一種宗教或者某一個組織聯繫在一起。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會用不同的形式發生在不同的宗教或者國家身上，歷史上的宗教殘殺、種族殘殺、侵略戰爭，獨裁者對於不同意見人士的清洗，仔細回想一下，從過去到現在還在發生，而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人的生命變得無足輕重。而這種對生命的輕視，在中國，從反右到文革，那些武鬥，那些批鬥，人們毫無尊嚴可言——面對另外一個生命的漠然，不正是因為極端？
打開電視機，除了阿拉伯電視台，還有利比亞、敘利亞、葉門這些國家的新聞，西方的電視台一整天被拉登的新聞佔據了版面。作為一個媒體人，我知道，這是必然的結果，這也是早上醒來，看到新聞的第一個反應：嗯，今天，西方媒體在利比亞的同行們，可以休息了。
晚上過渡政府的記者會，美國NBC的記者舉手提問如何看待拉登死亡，發言人說：「利比亞發生的事情，是利比亞民眾自己對民主自由的訴求，和反恐戰爭沒有可比性。」
台下響起了一片掌聲，當然，通常掌聲出現在記者會上，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記者的職責是提問，以及記錄被提問者的回答，而不是用掌聲來表達自己的態度，即便自己對某一個問題有著清晰的想法，或者立場和被訪者相同，也不應該在這樣的場合表現出來。不過這也是班加西的現實，一家家媒體出現，當地的這些媒體從業人員，正在開始體會不需要經過審查的日子，他們沒有接受過專業的新聞訓練，也因為這樣，他們的報道，或者媒體，如果拿客觀中立作為標準，很多並不合格，因為傾向性宣傳的意味非常的強烈，他們分不清楚媒體和自我表達的分別，就好像記者會上的這些掌聲一樣，但是看得出來，他們正在學習。
這名美國記者並不滿意，繼續追問：「其他的國家和政府都在對這件事情作出回應，你們為何不表態呢？」
坐在後排的我，對於這位美國同行的提問語氣有些反感。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每次他的提問，總是讓人覺得有著強烈的大美國主義，帶著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俯視著這個也許在他看來沒有能力而只能等待美國和其他國家幫助的國家。我也明白他為何要追問這個問題，畢竟從新聞性來說，如果不能夠從這個角度切入的話，那麼今天的這場記者會，對於一家美國媒體來說，不會有任何意義，因為今天，應該還有明天，所有的新聞話題都圍繞著拉登。
發言人的答案，依然沒有提到拉登，只是告訴這名美國記者，在反對派的武裝力量裡面，並沒有基地組織的成員。我想，我的美國同行自然很不滿意，而我則在思量，為何他們就是不直接回應這個問題。
但是，如何回應呢？美國的反恐行動，和利比亞這裡發生的事情，在反對派看來沒有絲毫的聯繫，儘管卡扎菲一直在把兩件事情聯繫在一起。他警告過美國，在東部的反對派武裝裡面有很多基地組織的成員。衝突剛剛發生，趕到班加西的一些外國記者也認定有基地組織成員的存在，他們的理由，則是那些激動的看上去相當狂野的年輕人，當他們對著鏡頭聲嘶力竭地呼喊著口號，或者用向天發射的子彈來表達決心的時候，他們的這些形象，通過照片，通過影像，傳遞到美國，傳遞到世界各地。對於那些從來都不了解這個國家的人來說，這些形象符合他們對於基地組織成員的想像：年輕、貧窮、粗野、缺乏教育。
同樣的，在葉門，當反對派走上街頭，要求葉門總統薩利赫下台的時候，薩利赫接受BBC的專訪時特別提到，如果他下台的話，葉門的基地組織就會壯大，因為誰也無法保證新的政府會和美國合作。正如卡扎菲，至少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他不遺餘力地打擊基地組織，配合美國的反恐政策。
也許美國政府很清楚，配合反恐，往往會成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的一個護身符，特別是在他的政權地位遭到來自內部的挑戰的時候。對於美國來說，必須作出一個選擇，是要一個可靠的、卻不受本國民眾歡迎的領導人，還是要一個民眾選出來的、卻和美國疏離的領導人。這樣的兩難，在埃及人民站到解放廣場的時候，美國就開始面對，因為支持穆巴拉克，等於和美國政府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自相矛盾，站在穆巴拉克的反面，有聲音提醒說，可能會讓激進的穆斯林兄弟會上台，讓以巴衝突升級。而當時的不少美國媒體充斥著關於穆斯林兄弟會的猜想和報道，即便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人，也會形成一個刻板的印象：這是一個極端組織。當然，現在看來，他們並不是這樣。
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選擇了站在背後的角色，把指揮權交給了北約。其中一個原因，自然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也因為這樣，利比亞民眾的訴求，對於美國政府來說，並不是首要考慮的因素。從美國政府的角度來看，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必須首先從本國利益出發。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作為一個大國，一個最具有能力的大國，在有能力的情況下，卻選擇容忍一個政權做出傷害本國平民的事情，是否意味著沒有承擔起大國的責任？也唯其如此，不管是埃及，還是利比亞，示威的人群中都出現了中文的標語，因為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角色，手中有投票權。
坐在義大利餐廳，在等我們要的披薩上桌的時候，翻譯哈邁德拿著我的利比亞中英文地圖，詳細地向我解釋目前的戰況。哈邁德的外公，正好是過渡政府的最高軍事負責人哈里里。60年代，哈里里是和卡扎菲並肩作戰的自由軍官的一分子，哈邁德給我看外公的照片，穿著軍裝，帥氣逼人，這讓我想起十年前在的黎波里的酒店大堂，我和年輕時的卡扎菲的照片的合影，同樣年輕，同樣充滿了正氣和理想的樣子。
從70年代末開始，這些當年的戰友開始出現分歧。哈里里從80年代開始，坐了十五年的牢。當然，他只是因為意見不同而被卡扎菲投入監獄的那些戰友中的一個。卡扎菲和第一個妻子離婚，就是因為他的前妻的父親對他的一些做法表示反對，於是被關進了監獄，他的妻子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