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事坐在酒店大堂裡面，等一個名叫法思特比爾的律師。這已經是我們第三天這樣坐著等他了。
對於我來說，我下定了決心，一定要見到他，一定要訪問到他，因為這一次從班加西開始的利比亞革命，可以說，他正是那根導火線，有人把他稱為蝴蝶，一個煽動了這場利比亞風暴的蝴蝶。
今年39歲的法思是一名律師，就在今年的2月15日，他被關進了監獄，理由是他準備組織一場在2月17日進行的示威，紀念2006年2月17日，在班加西義大利使館門口參加「憤怒日」遊行，被政府軍槍殺的十四個民眾。
在他被關入監獄之後，一批婦女率先走上了街頭，她們都是1996年的黎波里阿布薩利姆監獄死難者的親人。用西方人權組織的話來說，這個監獄「臭名昭著」。在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卡扎菲把全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一網打盡，警察和內政部的安全人員，在全國範圍內搜捕反對派人士，當然，裡面有很多都是無辜者，他們只是因為在錯誤的時間，呆在了錯誤的地點，或者只是說了一些無心的話，而被身邊的人告密。
1996年6月29日，1200多名政治犯因為抗議監獄中的不人道待遇而慘遭殺害，他們的屍體被送到了的黎波里郊外集體埋葬。死難者大部分來自班加西。
2004年，卡扎菲自己承認了有這樣一件事情，他說，犯人家屬有權知道有關這次事件的更多信息，顯然這是他向國際社會塑造自己開明形象的一部分。一直以來，死者的家屬從來不敢探問自己親人為何死去，隨著利比亞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開始鬆動，一些死難者家屬開始冒著風險抗議，他們的訴求很簡單：弄清楚親人的屍體到底埋在了哪裡，明確這次屠殺的責任人，要求相應的賠償。
法思的三名親人，一個哥哥、一個堂兄、一名姐夫就在那1200多名死者當中。他是受害者家屬組織「阿布薩利姆家屬」的發言人。從2004年開始，他每個星期都會到法院門口進行抗議，那個時候，只有他一個人。他因此坐了七次牢，遭到拷打。
但是，從2007年開始，願意和他一起站出來的人開始多了起來。每個星期六的晚上，這些死者的家屬就會拿著家人的照片，到高等法院門口靜坐，她們要討一個說法，她們都是死者的母親、妻子或者姐妹。多年來，利比亞政府一直否認曾經在監獄裡面發生過屠殺事件，家人從1996年之後，一直給監獄裡面的親人送食物和衣物，直到2000年，4年之後，才被告知，原來自己的親人已經死了，但是沒有告訴他們死因。2008年12月，在班加西的法庭裁決下，利比亞政府開始向死難者家屬發放死難證明，但是沒有提到他們如何死亡。當局也願意作出賠償，條件是這些死者家屬不再追究利比亞政府的責任。班加西的大部分家屬回絕了政府的要求，他們堅持要政府查明真相。
這一次，也就是2月15日，當這些家屬知道法思被關進了監獄之後，馬上走上了街頭。因為這樣，第二天，法思被釋放出來。當人們看到有民眾帶頭走上街頭之後，不再害怕的人越來越多。2月17號，人們參加「憤怒日」的紀念遊行。但是，遊行的隊伍裡面很快出現了很多戴著黃色帽子、拿著劍和石頭的人，他們攻擊示威者，這些人包括了卡扎菲革命委員會的成員，也有來自非洲其他國家的被政府僱用的人。於是衝突開始，政府軍開槍。2月17日被視為一個具有標誌性的日期，在班加西的街頭巷尾，到處都是寫著這個日期的旗幟和標語。
法思現在已經是過渡政府的成員，代表班加西。不過，這並不是我想要採訪他的原因，吸引我的，是好奇，他看上去會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個律師，一個在這個社會至少可以生活得不錯的人，是什麼讓他走上了這樣一條需要付出代價的道路？
他很忙，打通了他的助手的電話，花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時間，才確定了今天的採訪時間。不過，坐在酒店大堂，我依然很不放心，因為就在兩天前，我們已經約定了在另外一家酒店樓下的咖啡廳見面，結果過了約定的時間一個多小時，都沒有看到他出現。他的助手在電話裡面表示歉意，於是我們又開始重新約定第二天。當然，第二天他依然沒有出現，於是對於這個「明天先生」最終到底會不會出現，我一點也沒有把握。不過有一點我很肯定，那就是不管等多久，我有足夠的耐心。
兩個人走進了酒店大堂，年輕一些的穿著格子襯衣、牛仔褲和運動鞋，另外一個稍微年長的戴著墨鏡，拿著一個公式包。年長的人除下墨鏡，徑直向我走來，聽出他的聲音，是一直和我在電話中聯繫的他的助手。只是，雖然和年輕一點的那個人握了手，我依然無法判斷，他到底是不是我要訪問的人，因為也就是一轉頭的時間，他和另外一個戴著眼鏡、穿著西裝、比他們早兩分鐘進入酒店大堂的人聊了起來。我不知道，到底誰才是法思，因為說實話，兩個人都不是我想像的樣子，穿西裝的過於斯文，感受不到一點點街頭運動者的氣質，穿格子襯衣的這個，又找不到一點點專業人士的感覺，過於草根，就好像香港那些專門喜歡在立法會扔香蕉吵架的立法會議員。
問他的助手，終於確定，原來就是那個穿格子襯衣的人。說實話，對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好，他看上去很憔悴，而且有點魂不守舍。雖然很多人告訴我，他很忙，幾乎每天都是早上六點鐘睡覺，但是聽他說話，不知道是不是缺乏睡眠的原因，含糊不清。他不會說英文，這並不奇怪，卡扎菲在自己的駐地1986年被美國轟炸之後，不再在學校裡面教英文，直到1997年才恢複。算一下法思的年紀，正好是他讀中學以及大學的時候，所以這批年紀的人，除非到國外學習或者工作過，不然一點英文都不會。不過想到他曾經被捕八次的經歷，想像一下他在監獄中曾經遭到過的拷打，很快我就明白了他現在這種狀態的緣由。一個人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堅持到現在，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心智和體力上都是。
我們終於在一間酒店房間裡面坐下，這是過渡政府在這家記者聚集的酒店專門為記者做專訪而安排的房間。翻譯不是他的助手，而是過渡政府的一名新聞官親自出馬，當然，看得出來，他們的私交非常的好。
訪問還沒有開始，他先通過助手問我，中國人對於這次利比亞的事情到底知道多少？中國人是否和中國政府的立場一樣？我只能夠告訴他，如果只看中國官方的報道，那麼對於利比亞的這場變革知道得不會太多，人們只是知道反對派上街，然後打仗了，但是為什麼上街，民眾為何有這樣的訴求，卻沒有太多的渠道知道。也因為這樣，我希望能夠把他的故事報道出來，因為我有這樣的感覺，從他的身上，可以快速地讓中國觀眾看到，一個普通的利比亞人是如何頑強地爭取著自己的權利，如何頑強地找尋著一種公平。
法思很謙虛，他說，其實這次的變革並不是因為他，而是因為在過去的十年利比亞發生了很多變化。因為有了阿拉伯語的衛星電視，人們不再單獨依賴利比亞國營電視台來了解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人們看到這個世界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其次，卡扎菲為了和西方靠攏，至少在公關形象上營造自己開明的形象，確實在管制上寬鬆了一些。而最後，最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利比亞人敢於站出來，即便站出來之後會被送進監獄。
但是，利比亞人沒有經驗。2006年2月17日的憤怒日，在政府開槍之後，示威人群控制了班加西整整五天，之後沒有能夠繼續下去，就是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如何去做。而這次，因為有突尼西亞和埃及，讓他們有了可以操作的一種路徑，於是最終有了今天這樣的結果。而所有的這些，是因為利比亞人有這樣的訴求。
應該說，法思非常的清醒，如果沒有那些願意站出來的民眾，那麼他個人的努力並不會有明顯的結果，就好像突尼西亞那個自焚的小販，如果不是因為社會已經積累了怨氣，人民已經準備好了隨時站出來，那麼也不會有之後的變革。埃及也是一樣，人民如果沒有準備好的話，所有的街頭抗爭，最終就會像利比亞在2006年那次那樣，最終無疾而終，人們又重新歸於沉默。當然，每次的沉默都是一次沉澱和積累，隨著臨界點越來越低，一個小小的隨機時間就會成為點燃燎原之火的火種。
我喜歡這樣的人，因為這樣的人和那些政客不同，他們去做一件事情是為了一種理念，不會進行計算。當然，這樣的人通常結局比不上那些精於計算的職業政客，因為他們懂得包裝，懂得如何經營，而當革命進行之後，一個新的政府的運作，當然需要有更多技術方面的考慮，這也就為技術官僚、職業政客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而這些先驅者，真正走上街頭的人，往往會慢慢地在新的體制裡面被淡化，或者被高高掛起，很多時候還因為他們的能力在新的框架裡面忽然沒有了用武之地，他們的外形氣質和這個新的框架顯得格格不入。就好像現在的過渡政府，雖然他們這些本土人物承擔著一定的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