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中心在高等法院旁邊的大樓內，得經過所謂的安檢。之所以用「所謂」這個詞，是因為我們這些外國人，可以不經過安檢出出入入。
新聞中心有三個年輕的女孩，她們負責為記者們發記者證。離開的同事提醒我們，為了避免麻煩，記者證上不要寫中國，因為中國人在當地不太受歡迎，原因是聯合國安理會1973法案，中國和俄羅斯投了棄權票。
第一批來的同事自稱是韓國人，因為他們拿著法國護照，也就沒有人質疑過他們到底從哪裡來。第二批同事拿著香港特區護照，特別要求在記者證上寫上香港，只是，當我們把護照交給工作人員，然後拿回記者證的時候一看，上面已經寫上了「a」。猶豫了一下是否要讓對方改正，但是仔細再想，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就算寫上香港，其實也頗有些自欺欺人。之後的經驗證明，當我們告訴別人來自香港的時候，要麼別人不知道香港到底在哪裡，要麼對方會提醒你，香港難道和中國有區別？
到底有沒有區別？2003年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事，還有央視的同行一起，離開巴格達，前往敘利亞。我們在公路上遇到了一隊來自澳大利亞的士兵，那個時候薩達姆還沒有倒台。對方檢查我們的證件，看到我們來自香港，馬上拿出一副自家人的神態，而看到央視同行的中國護照，馬上變得嚴肅很多，公事公辦的樣子。
在高等法院旁邊的大樓，有一幅標語特別醒目，用中文寫著「穆阿邁爾卡扎菲是說謊者」。這樣的標語，在埃及的解放廣場上面也出現過。這不奇怪，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如果需要聯合國授權，中國手中的一票，自然非常的關鍵。
在過渡政府眼中，雖然希望中國能夠做得更多一些，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但是他們更重視的是俄羅斯。在他們看來，俄羅斯儼然成為卡扎菲在聯合國的代言人，阻撓著聯合國授權北約進一步行動。他們給俄羅斯外交部寫了一封信，只不過石沉大海。
雖然聽到太多的提醒，不要說自己是中國人，但是走到哪裡，都會遇到一些人用中文「你好」和我們打招呼。
在班加西城外，有一大片中國工地，「歡度春節」的紅色橫幅還掛在工地上面。這是中國公司承建的六千套利比亞政府的廉租房項目。現在，工地靜悄悄的，就像這個城市，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來，靜悄悄的。
新聞中心的玻璃窗都是破爛的，是經歷了衝突之後的印跡。不過，牆壁上畫了很多色彩鮮艷的漫畫，都是關於「捲髮大叔」卡扎菲的。卡扎菲的頭髮現在成了革命者嘲弄的對象，不管是新聞中心裏面，還是高等法院周邊的圍牆上，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都可以看到「捲髮大叔」的畫像，最簡單的，是用粉筆勾勒出的小朋友的那種塗鴉。也因為他的捲髮，讓卡扎菲看上去不像利比亞人說的一個獨裁者，更像一個具有卡通氣質的特型演員。
十年前在利比亞採訪，在酒店門口等候卡扎菲，拿著話筒就沖了上去。他身邊的人相當緊張，把我們擋在了一邊。到現在還記得卡扎菲當時的反應，用手輕輕地把阻擋我們的手撥開，不管是他的動作，還是那種表情，都顯得有一點陰柔。其實，這往往是一個人極端自戀的表現。而從他身邊的人那種唯唯諾諾的表情又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一切都是由他說了算的人。
那次買了好幾本卡扎菲語錄，綠色的封面，有英文以及阿拉伯語版本。這些書在的黎波里到處可見，就好像大街小巷的建築物上卡扎菲的個人頭像。雖然充滿了個人崇拜的味道，但是和伊拉克曾經到處可見的薩達姆雕像不同，顯得要民間和隨意很多，就像古巴街頭切·格瓦拉的頭像，似乎民族英雄的感覺要更重一些。
那個時候，利比亞還沒有和美國恢複外交關係，卡扎菲也以反美英雄的姿態自居。儘管遭受制裁，但是的黎波里並不閉塞，因為有來自韓國、新加坡以及歐洲的投資和遊客，甚至還有美國遊客。他們繞道加拿大，拿著另紙簽證，為的是來看看這個在他們眼中神秘、還有些邪惡色彩的國家。當然，他們和我們一樣，看不到任何特別的地方。
那次，攝影師一時大意，把攝像機的腳架忘記在計程車的後備箱。原本已經做好了再也找不到的打算，卻沒有想到，第二天，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把失物送到了我們住的酒店。現在回想起來，能夠在毫無頭緒的情況下物歸原主，經歷過的只有兩個地方，除了這次，還有一次是在平壤。你可以說是因為民風淳樸，但是從另外的角度，也可以這樣想，因為一切都在掌控當中。
1969年，卡扎菲27歲的時候，作為一個低級軍官，和他的同事們一起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王朝統治，到現在為止，成為統治時間最長的領導人之一。卡扎菲的行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納賽爾自由軍官行動的影響。和埃及不同的是，1973年，卡扎菲宣布用伊斯蘭法取代所有的法律，並且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還創建了「人民武裝力量」來保護「革命成果」。
卡扎菲把他的思想稱之為「阿拉伯社會主義」，並且取消學校的假期，用來傳播他的思想，於是誕生了「綠寶書」。卡扎菲還是一個作家，我看過他的一部小說集的英文版，也是他唯一的一部文學作品：《逃離地獄和其他的故事》。在這些作品裡面可以看到，卡扎菲在努力思考哲學問題。
在經濟方面，70年代的卡扎菲，允許私人擁有小型企業，所有大型企業則是由政府控制，政府在教育福利的開支方面相當捨得。由於豐富的石油資源，80年代，利比亞曾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即便是現在，也被聯合國視為中等以上收入的國家。和它的鄰國埃及，還有突尼西亞相比，利比亞的貧富差距並不嚴重，由於人口少，也不存在就業壓力的問題。但是，和穆巴拉克或者本·阿里一樣，卡扎菲以及他的家族面臨同樣的指控，就是在海外有巨額的財富，而這些財富是他們從國內轉移資產的結果。
從六年前開始，利比亞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向市場經濟轉型。卡扎菲除了開始和歐洲進行交往，特別是和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關係密切之外，他本人也開始注重自己在國際上的形象。讓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他2009年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講。首次亮相的卡扎菲，花了整整96分鐘來完成他的演講。這樣的風格，和他的好友、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相當相似。
用國際政治理論來看一個國家發展的軌跡，通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從制度的延續和發展著眼，比如埃及，雖然穆巴拉克同樣被視為獨裁專制，但是憲法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利比亞不同，需要用另外一種方法，就是從一個領導人的個性來進行預測。這樣的國家雖然為數不多，但還是存在，比如委內瑞拉，被反對派趕下台的查韋斯，能夠在24小時內快速地翻盤，只有在這種個人強權統治的國家裡面才可能發生。也因為兩個人的相似性，曾經有猜測，卡扎菲應該投奔他的這位親密戰友去了。
也因為這樣，對於聯合國的制裁，卡扎菲拒不接受，完全在意料之中。在一個領導者沒有權力限制的國家，這樣的國際規則並不奏效。而且，對一個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狂人來說，這些外來的批評和指責是對自己的一種迫害，他必須為保護自己而戰鬥，不惜一切代價。
和東部民眾談論卡扎菲，撇開爭取自由民主這些符合國際視角的描述，更多地集中在經濟層面：
「我們每天有160萬桶的石油出口，我們只有六百多萬人口，卡扎菲只要拿出來一點點給我們，我們的生活就能夠好很多。但是，看看我們的城市，沒有水泥路，沒有路標，沒有紅綠燈，走了一百多公里，沒有任何標誌。」
「大學畢業，只能夠找到一份二百第納爾的工作，因為你在政府裡面沒有關係。只要你認識人，那麼就算沒有讀過書，沒有關係，你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可以有很高的工資，還可能成為讀過大學的人的上司。」
利比亞目前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但是對於利比亞民眾來說，他們看到的是阿聯酋，或者卡達。大家擁有同樣的石油資源，利比亞的原油因為品質更好，比其他阿拉伯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更高，但是不管是城市基建，還是民眾生活水平，都無法和這些國家相提並論。利比亞的失業率沒有最新的數字，但是和班加西的年輕人聊天，太多人會告訴你，大學畢業之後，如果沒有關係，畢業意味著失業。這樣的情況，其他城市同樣存在。
由於過度依賴外國勞工，特別是在石油行業，加上出口自然資源，導致貨幣匯率上升，國內工業出口減少，製造業衰退，國家功能幾乎失調。卡扎菲口中的社會主義，和他的家族對於國家財富的控制的現實，也讓人們對革命的期待變成了現在的不滿。這和前蘇聯有很相似的地方。70年代，人們對這個革命領袖充滿期待。但是，隨著政權僵化以及國家計畫經濟無法改善民眾的生活，人們的不滿開始上升。即便開始了經濟改革，民眾看到的依然是國富民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