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了後期，你覺得可以喘口氣，歇一會兒了，不是嗎？你認為，活了一輩子，也該歇一歇了。反正我是這樣想的。但是到那時你才開始理解，生活是不會有所恩賜的。
還有，年輕的時候，你一定認為你可以預想到歲月會帶給你的苦痛和凄涼。你會想像自己也許會孤單、離異、喪偶；孩子們都長大疏遠了你，朋友也相繼離世。你還會想像自己地位不如從前，無所欲求——更無人欣賞。你可能會想得更遠，想到自己走向死亡，到那時無論有多少人陪伴，都只能獨自面對。所有這些都是一味向前看。而你做不到的是向前看，想到自己站在未來的某一點回望過去，去體會歲月帶給你的新的情感。比如說，你發現，當你的人生見證者日漸減少，確鑿的證據也隨之減少，因此，對當下和曾經的你也就沒有那麼篤定了。即使你是個勤於記錄的人——用文字、聲音、圖片——你也許還是會發現，自己的記錄方法很不得法。艾德里安以前常常怎麼說來著？「不可靠的記憶與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產生的確定性就是歷史。」
我仍然很喜歡閱讀歷史，當然包括我有生之年所發生的一切正史——撒切爾夫人、「9·11」事件、全球變暖——閱讀之時自然帶著恐懼、擔憂以及謹慎的樂觀。但是，我在閱讀這一段歷史時，與閱讀古希臘羅馬、大英帝國或俄國革命時的感受卻迥然不同——我從未完全相信它。也許，我只是對那些多少已被公認的歷史更感牢靠。或許呢，又是那同樣的悖論：發生在我們眼皮底下的歷史理應是最清晰的，然而也是水分最大的。我們生活在時間中，它牽制我們，也定義左右著我們，而時間本是用來衡量歷史的，不是嗎？如果我們無法理解時間，無法掌握其節奏與進展，那麼我們何以理解歷史——哪怕是我們自己那微小、私密、基本無從記錄的歷史？
我們年輕的時候，覺得三十歲以上的人看上去都像是中年人，五十歲以上的就像古董一般。而悠悠流逝的時間，也印證了我們那時的想法真的沒錯。我們年輕時覺得那麼重要、明顯的年齡差異，隨著時間都消蝕不見了。最後都歸屬於一類了——不再年輕。我自己其實還真不大在乎。
當然也有例外。對於有些人，他們年輕時形成的對時間的區分從未真正消失過：年長的在他們眼裡總是年長的，哪怕他自己也已經長出花白的鬍鬚。還有一些人，雖然只比別人年長個，比如說，五個月，卻總會倔強地認為他自己——她自己——比人家更明事、更知理，儘管事實恰恰相反。或者呢，我不妨說，正因為事實恰恰相反。因為，對於任何一位客觀的觀察者而言，天平顯然已轉向較為年輕的人，而年長的人卻愈發刻板地——愈發神經質地——以為自己高高在上。
順便說一句，我還經常聽一些德沃夏克的曲子。不大愛聽他的交響曲；現在更喜歡弦樂四重奏。但是柴可夫斯基也難逃天才作曲家的宿命，受年輕人追捧，對中年人依然有一些吸引力，但年老之後想起來，就算說不上令人窘迫，也多少顯得有點不太搭界。我倒並不是說她說得很對。其實，但凡天才總會讓年輕人著迷，此事天經地義。如果哪個年輕人對天才不感興趣，那才算是不正常。順便說上一句，我認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原聲碟算不上天才之作，即使是我年輕時我也沒這麼覺得。另一方面，我還會時不時地想起泰德·休斯，一想到他有寫不完的動物，就會會心一笑。
我和蘇茜的關係不錯。算還好吧，多多少少。可是現在的年輕一代已經覺得沒必要、也沒義務與長輩保持聯繫。至少在他們看來，「保持聯繫」並不等於「見面」。聯繫老爸，一封電子郵件就夠了——真是可惜，老爸沒學會發簡訊。是的，他現在已經退休了，還天天倒騰他那些神秘的「項目」，真懷疑他到底完成過一項沒有，但那至少能讓他的腦子活動活動，好過打高爾夫。哦，對了！我們上周本打算去看看他的，但臨時有點事兒。我真心希望他別得了老年痴呆症，那是我最擔心的事兒，真的，因為，你看老媽肯定是不打算再要他了，對吧？不：我有點兒誇張，表達得不夠準確。蘇茜不是那樣的，我敢保證。一個人住久了就總會心生自憐與妄想。蘇茜和我關係不錯。
我們的一個朋友——雖然我和瑪格麗特離婚的時間比我倆結婚的時間還要長，但還是會不由自主地這樣說——她的兒子有一支朋克搖滾樂隊。我問她有沒有聽過他們的歌。她說有一首叫《每天都是星期天》。看來，同樣的青少年無聊情緒真是代代相傳，想到這我不禁釋懷地笑了。逃避現實的諷刺諧語也是代代如此。「每天都是星期天」——這句歌詞讓我想起自己當年也覺得時光停滯，總覺得真正的生活久久沒有到來。我問了我們那位朋友，他們樂隊還有別的什麼歌沒。再沒有了，她回答說，他們樂隊就這一首歌。那這首歌是怎麼唱的？我問道。什麼意思？下一句歌詞是什麼？你沒明白嗎，是吧？她說。歌名就是歌詞。他們就重複這一句歌詞，一遍又一遍，想唱多長就唱多長。我記得自己當時笑了。「每天都是星期天」——這可是句不錯的墓志銘，是不是？
有一個長長的白信封，透明紙窗下面能看見我的名字和地址。對於這種信，我不知道你會怎樣，但我是從來不會急著拆開的。曾幾何時，這種信函就意味著我的離婚糾紛進入到了另一個痛苦的階段——也許是因為這個，所以我很怕這種信封。現在這種信封里大多都是稅單，是我退休那會兒買的可憐的幾筆回報率很低的股票，也有可能是我長期捐款支持的慈善基金又來信勸我再多捐些。所以我本來已經把它忘在腦後了，直到晚些時候收拾公寓里的廢紙——而且還是收拾到最後一個信封——打算回收利用的時候。原來是一封來自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法律顧問公司的信，柯英布氏公司。一個叫埃莉諾·馬里奧特的人在信里寫道「關於莎拉·福特夫人（已逝）不動產相關事宜」。我想了好一會兒才想起是誰。
我們常常想當然，對不對？比如說，我們認為記憶就等於事件加時間。但是事實遠非如此：事實更加怪異。是誰曾說過來著？記憶是那些我們以為已經忘記的事情。而且我們理應明白，時間並非顯影液，而是溶劑。但是這樣理解並不討好——也對我們無益；對我們過日子並沒有什麼幫助；於是我們就忽略了這一點。
信中要求我確認一下地址，並提供一份護照的複印件。信中告知我，有人遺贈給我五百英鎊和兩份「文件」。這讓我非常不解。首先，遺贈贈予者的教名我從未聽過，也有可能是我忘記了。而且五百英鎊這筆數目似乎是個很具體的數目。不能說是一分不值，卻也算不上是一筆財富。如果我能知道福特夫人什麼時候立下的遺囑，也許可以想出個所以然來。但是如果是很久以前所立，那相應的這筆數目現在肯定已經更可觀了，那我就更想不通了。
我確認了自己還健在、身份的真實性以及自己的所在地，並附上了複印件。並在信中請求了解立囑日期。此後的一天晚上，我坐了下來，想要重新記起大約四十年前在奇斯爾赫斯特那個令人難堪的周末。想記起是否那其中某一刻、某件事或是某句話會讓人覺得值得感謝或是值得有所回報。但我的記憶現在越來越像個機械裝置，只是反覆地重現那些貌似確鑿的數據，鮮有變化差異。我凝望過去，我靜心等待，想誘使自己的記憶走入另一不同的軌道。但這番努力卻付諸了東流。我以前和莎拉·福特夫人（已逝）的女兒曾經交往過一年左右時間，她的丈夫對我屈尊俯就，她的兒子把我盯得緊緊的，她的女兒操控利用我。那段交往確實讓我痛苦不堪，但也不至於要讓她媽媽給我留下五百英鎊以表歉意。
而且，那陣痛苦的感覺也沒有持續很久。我之前就說過，我有種自我保護的本能。我早就把維羅妮卡拋在腦後，與我沒有半點瓜葛了。當歲月把我早早地帶入中年後，我開始回顧自己經歷的一生，思索自己未走的條條道路，和那些看似平靜卻又暗流洶湧的一個個假設，但我覺得自己從未想像過——往壞的方向未曾想過，更不要說往好的方向想了——如果還跟維羅妮卡在一起可能會怎樣。安妮倒是想過，維羅妮卡，從來沒有。而與瑪格麗特共度的那些歲月，我從未後悔過，儘管我們以離婚而告終。雖然我也曾試著想過——想想並不難——但從未幻想再過一段與此截然不同的人生。我覺得這算不得自我滿足；更多的是缺乏想像力，沒有抱負，總之是少點兒什麼。據實來講，是的，我太過普通，不夠特異，自己做過的那些事情，即使人生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是會去做的。
我並沒有立刻看律師的信函，而是先看了看信的附件，一個長長的奶白色的信封，上面寫有我的名字。那字體我以前雖只見過一次，但頗感熟悉。安東尼·韋伯斯特先生——字母的上行與下行都帶著一點花體，這讓我回想起在一個周末結識的某個人，其字體大膽有餘，形狀欠佳，或許頗能體現這是個「足夠古怪」的女士，會做一些我未曾做過的事情。但會是些怎樣的事情，我卻不得而知，也無從猜測。信封前面的中央上部，有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