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我們當然自命不凡——人不輕狂枉少年。我們使用「世界觀」、「狂飆突進運動」 這類術語，喜歡說「從哲學上說，這是不言而喻的」，並且相互安慰說，想像力的第一要務乃是逾矩犯規。我們的父母看事物的角度卻不一樣。在他們心目中，孩子是突然暴露在毒流中的無辜嬰孩。因而，科林的母親總稱我為他的「黑色天使」；父親發現我在讀《共產黨宣言》時，就責備亞歷克斯；亞歷克斯的父母撞見他拿著一本冷硬派美國犯罪小說時，他們就歸咎於科林。如此云云。說到性事，也是一樣。我們的父母們深恐我們互相毒害，變成他們最害怕的那號人：無可救藥的手淫狂，楚楚動人的同性戀，處處留情的浪蕩子。為了我們，他們怕少年間的親密友誼，怕火車上陌生人的巧取豪奪，怕壞女孩的誘惑勾引。他們如此憂心忡忡，遠遠超出我們的實際經歷。
一天下午，老喬·亨特彷彿想回應艾德里安早先的挑戰，叫我們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各抒己見：具體而言，作為始作俑者，殺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刺客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那時候，我們大多是絕對主義者，只喜歡對與錯，褒與貶，有罪與無辜——或者，就馬歇爾而言，動蕩不安與非常動蕩不安。我們喜歡有輸贏結局的遊戲，不喜歡平局。因此，對某些人而言，那位塞爾維亞槍手——我早就忘了他的名字——負有百分之百的個人責任：剔除了他，這場戰爭就絕不會發生。其他人更傾向於百分之百的歷史潮流責任論，即認為敵對國的衝突無可避免：「整個歐洲就像個一觸即發的火藥庫」，此類論斷，不一而足。更有無法無天者，比如像科林，他堅信一切都由偶然所致，整個世界都存在於一種永恆的混沌狀態，只有某種原始的講故事本能——毫無疑問，此本能本身乃是一種宗教遺風——以回溯的方式將意義加諸於那些本該或本不該發生的事情。
對於科林這種試圖否定一切的論斷，亨特只是輕輕地點點頭，彷彿病態的懷疑是青春期一種自然而然的副產品，長大了也就漸漸好了。老師和家長老是說他們也曾年輕過，所以他們的話頗具權威，這樣的念叨很煩人。他們堅持說，這不過是階段性的罷了，你總會長大成熟的；生活會教會你什麼叫現實，什麼叫務實。但是那時候我們拒絕承認他們曾經有一丁點兒像我們，而且我們堅信自己能夠把握人生——還有真理、道德和藝術——跟這些已經妥協的年長者比起來，我們看得更清。
「芬恩，你怎麼這麼沉默？是你起的頭。你堪稱是我們的『塞爾維亞槍手』。」為了讓大家領會這個隱喻，亨特頓了一頓，「可以說說你有何高見嗎？」
「我不知道，先生。」
「還能有什麼是你不知道的嗎？」
「呃，某種意義上說，我無法知道我到底什麼不知道。從哲學上說，這是不言而喻的。」他也稍稍停頓了一下，讓我們再次納悶他是在隱隱嘲諷呢，還是在故作嚴肅。「說實在的，這整個追究責任的行為難道不就是一種逃避嗎？我們責備某個個人，目的就是為其餘人開脫罪責。或者呢，我們歸咎於歷史進程，為一個個個體免責。抑或將一切歸咎於一片混沌，結果也是一樣。在我看來，似乎有——或者曾經有——一條個體責任鏈，所有責任不可或缺，但此鏈並非無限之長，不然誰都可以輕率歸咎於他人。當然，我想要追究責任，這或許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並非對事件的合理分析。先生，這不就是歷史的核心問題之一嗎？這是個主觀闡釋與客觀闡釋的問題，即我們必須了解歷史學家的歷史才能理解此刻擺放在我們面前的歷史版本。」
全場默然。不，他不是在說笑，一點玩笑的意思也沒有。
老亨特看了看錶，微微一笑。「芬恩，我五年後就退休了。如果你願接手，我非常樂意引薦你。」他也不是在開玩笑。
一次晨間集合時，校長莊重宣告了一條沉痛的消息：理科六年級的羅布森在上周末離開了這個世界，校長平常只在宣布開除學生或體育競賽慘敗時才會用如此莊重的口吻。在一片喃喃低語中，他說羅布森的離世好似一朵盛開的花兒溘然凋零，他的離去是我們整個學校的一大損失，我們都會象徵性地參加他的葬禮。事實上，我們真正想知道的事情他一件也沒說：羅布森是怎麼死的，為什麼會死；如果是謀殺的話，兇手是誰。
「愛神和死神。」第一節課上課前，艾德里安評論道，「死神又一次得勝。」
「羅布森不是愛神或死神會眷顧的那種人。」亞歷克斯告訴他。我和科林點頭表示贊同。以我們和他同窗數年的了解來看，他是一個沉穩而缺乏想像力的男孩，對藝術毫無興緻；他緩步前行，從沒冒犯任何人。可是現在他以早逝而留名於世，卻冒犯了我們。確然是一朵青春之花：而我們所知的羅布森是一棵平凡無奇的蔬菜。
我們沒有聽人提及疾病、自行車事故、煤氣爆炸一類的字眼。幾天後，數學六年級的布朗傳出了官方無法提供也不願提供的流言：羅布森弄大了他女朋友的肚子後，在閣樓上吊自殺，屍體兩天後才被找到。
「我壓根兒也不會想到他竟然知道怎麼上吊自殺。」
「他是理科六年級的啊。」
「可是你得打一個很特別的滑結吧。」
「那是電影里和依法處決時才有的情景。其實用普通的結就可以了。只是窒息的時間要長一些而已。」
「你覺得他女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們考慮了幾個能想到的可能：循規蹈矩的處女（現在不再是了），放蕩的售貨員，有經驗的婦女，性病纏身的妓女。我們樂此不疲地議論著，直到艾德里安轉移了我們的興緻。
「加繆說，自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哲學問題。」
「除了倫理，政治，審美，現實性還有其他一切。」亞歷克斯的反駁甚是尖銳。
「唯一的、真正的問題。根本的問題，其他一切問題均依賴於此。」
對羅布森自殺事件做了詳盡分析之後，我們斷定，他的自殺只有在算術的意義上才具有哲學意蘊：他即將在世界總人口數上再增添一位，所以才覺得保持地球人口總數恆常不變是他的道德義務。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我們認為羅布森都讓我們備感失望，也辜負了嚴肅思考。他的行為無關哲學，簡直是自我放縱，且不具藝術美感：換言之，是極端錯誤的。至於他的遺言——根據傳聞（依然來自布朗），為「媽媽，對不起」——我們感覺它錯失了一次強有力的教育機會。
也許，如果不是因為一件至關重要且無法更改的事實，我們也不會對羅布森如此嚴苛。事實就是：羅布森和我們年齡相仿，在我們看來，他其貌不揚，毫無出眾之處，可他不僅與一位姑娘發展了一段地下戀情，而且還生生地把她上了。操他個混蛋！為什麼是他而不是我們？為什麼我們所有人連追求女生的失敗經歷都沒有？起碼這種經歷會給我們帶來恥辱，而恥辱可以增添我們的智慧，給我們吹噓的資本（「其實呀，當時她的原話是『穿著帥氣帆布鞋的膿包傻瓜』。」）從閱讀偉大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得知，愛情總是與痛苦密不可分，只要有一個暗藏的甚或可想而知的前景，即愛情也許已悠然來臨，那麼我們就會心甘情願地去體驗痛苦。
這就是我們的另一大恐懼：人生不會和文學一樣。看看我們的父母吧——他們難道是文學的產物嗎？他們充其量不過是旁觀者和看客，是社會背景的一部分，烘托那些真正重要的大事件。比如說呢？文學的旨趣所在：愛，性，道德，友誼，幸福，痛苦，背叛，通姦，善與惡，英雄與惡棍，有罪與無辜，野心，權勢，正義，革命，戰爭，父與子，母與女，個人與社會，成敗，謀殺，自盡，死亡，上帝。還有倉鴞。當然也有其他文學種類——理論性的，自我指涉的，多愁善感自傳型的——但這些不過只是乾澀的意淫。真正的文學關涉人的心理、情感和社會現實，通過主人公的行為和反思得以展現；小說描寫的是人物性格在時間長河中的發展歷程。反正這是菲爾·狄克遜告訴我們的。除了羅布森以外，僅有一個人的生活像小說一樣跌宕起伏，這個人就是艾德里安。
「你媽為什麼離開你爸？」
「我不知道。」
「你媽外面有人嗎？」
「你爸被戴了綠帽子？」
「你爸有沒有情婦？」
「我不知道。他們說我長大了就會明白的。」
「大人們老是這麼承諾。那為什麼不能現在就解釋呢？我往往這樣反問。」其實我從來沒說過這話。而且，據我所知，我家沒有任何秘密，這讓我感覺無比羞愧和失望。
「可能你媽在外面有小白臉呢？」
「我怎麼知道？我們從來不在她那兒見面。一般都是她來倫敦。」
這真是沒救了。在小說里，艾德里安才不會逆來順受呢。如果主人公的行為舉止並不讓人覺得他在小說里，那麼擁有一個戲劇化的人生又有何意義呢？艾德里安應該八卦一些，或者省下所有零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