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豪威爾的母親經常說，他出生在1946年9月9日9點9分。
他身材矮小，走起路來蹦蹦跳跳，充滿活力。他漂亮的淺棕色頭髮過早地脫落了，眼睛有點斜視，聲音稍顯沙啞，彷彿一直患有感冒。他說話非常緩慢，經常眨眼。
他三十二歲，是湯姆·盧斯的達拉斯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同羅斯·佩羅身邊的許多人一樣，豪威爾年紀輕輕就已經身居要職。他作為律師的最大優點就是韌性。「約翰能贏是因為他比對方更吃苦耐勞。」盧斯說。大多數周末，豪威爾都會在星期六或星期天選擇加班，處理那些被電話打斷的未盡事務，為下周的工作做好準備。如果家庭活動令他無法加這一天班，他會非常沮喪。而且，他經常工作到深夜，在家裡都忘了吃晚飯，這令他的妻子安吉拉很不開心。
同佩羅一樣，豪威爾出生在特克薩卡納；同佩羅一樣，他個子小，但膽子大。不過，1月14日中午他卻有些害怕，因為他要去見達德加。
前一天下午，到德黑蘭後不久，豪威爾就同EDS新聘請的本地律師阿哈默德·侯曼見過面。侯曼博士建議他不要見達德加，至少現在避免去見——達德加很可能打算逮捕他能找到的所有EDS公司的美國人，包括律師。
侯曼給豪威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肥胖，六十開外，按伊朗標準穿著得體。他是伊朗律師協會的前主席。儘管他的英語並不流利——法語是他的第二語言——但他看上去自信而博學。
侯曼的建議同豪威爾的直覺不謀而合。豪威爾喜歡在交涉前做足準備，他相信辯護律師的古老格言——決不要問你不知道答案的問題。
侯曼的建議也得到了美國姑娘邦妮·弗雷沙克的佐證。邦妮在司法部有一兩個朋友，她在十二月就警告過傑伊·科伯恩，保羅和比爾將被逮捕，但當時沒人相信她。事態如她所預言的那樣發生後，她的可信度立即提升，於是，一月初的某晚十一點，她給里奇·加拉格爾打電話的時候，她的話得到高度重視。
這段對話令加拉格爾聯想到了電影《總統班底》。電影中，緊張的線人在電話里用臨時代碼向新聞記者傳遞消息。邦妮的第一句話是：「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知道。」加拉格爾說。
「有人向你提過我？」
「是的。」
她說，EDS公司的電話遭到竊聽，對話都被錄了下來。她打電話來是要告訴加拉格爾，達德加很可能會逮捕更多EDS公司的管理人員。她建議他們離開伊朗或者搬入一個有許多新聞記者的酒店。保羅的副手羅伊德·布里格斯最有可能是達德加的下一個目標，但他已經離開了伊朗——他必須返回美國，向律師們通報情況。而加拉格爾和基恩·泰勒搬進了凱悅酒店。
達德加還沒有逮捕EDS公司的其他人。
豪威爾不需要更多的證據。在掌握基本原則之前，他必須遠離達德加。
而這天早上八點三十分，達德加突襲了布加勒斯特。
他帶著六名調查員出現，要求查看EDS公司的文件。豪威爾躲在另一層的一個辦公室里，給侯曼打去電話。兩人匆匆商量了一下，侯曼建議所有EDS公司員工都配合達德加的搜查。
達德加想查看恰帕羅恩的文件。保羅秘書辦公室的文件櫃鎖起來了，沒人找得到鑰匙。這當然令達德加愈發想看到文件。基恩·泰勒用他典型的直接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找來了撬棍，將柜子給撬開了。
同時，豪威爾溜出大樓，見到侯曼博士，然後前往司法部。
這也是一件令人心驚肉跳的事，因為他不得不擠過一群示威的暴徒，他們聚集在司法部外，抗議司法部關押政治犯。
豪威爾和侯曼同達德加的上司奇安博士有約。
豪威爾告訴奇安，EDS是一家具有良好聲譽的公司，沒有做錯任何事，並非常願意配合調查，以清除污名。但是，EDS公司希望自己的員工得到釋放。
奇安說他已讓助理吩咐達德加複查此案。
這話在豪威爾聽來毫無用處。
他告訴奇安，他希望討論降低保釋金的問題。
奇安說的是波斯語，侯曼做翻譯。侯曼說，奇安並沒有堅決反對降低保釋金。侯曼預計保釋金可以降低一半。
奇安給豪威爾寫了張條子，授權他到監獄探視保羅和比爾。
豪威爾事後回想，會談沒有取得任何成功，但至少奇安沒有逮捕他。
他返回布加勒斯特，發現達德加也沒有逮捕任何人。
他的律師直覺警告他別見達德加，但如今這種本能同他人格的另一面——急躁——糾纏起來。有時候，豪威爾會對研究、準備、預測、計畫感到厭倦——他想解決問題，而不是一直思考如何解決。他喜歡激流勇進，迎難而上，而不是被困難壓得寸步難行。這種傾向被親臨德黑蘭的羅斯·佩羅加強了。佩羅總是早上第一個起床，問大家昨天取得了什麼進展，今天打算完成什麼任務——他一刻不停地鞭策著大家。於是急躁打敗了謹慎，豪威爾決定會一會達德加。
所以他才害怕。
如果他不開心，他的妻子就更不開心。
安吉拉·豪威爾最近兩個月都沒怎麼見到自己的丈夫。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大部分日子他都待在德黑蘭，努力勸說衛生部付款給EDS公司。回美國後，他又在EDS公司總部加班到很晚，解決保羅和比爾的問題，要不然就是跑去紐約同伊朗的律師見面。12月31日，豪威在早餐時間回到家——他又在公司加了通宵的班——卻發現安吉拉摟著九個月大的兒子麥克，在陰暗寒冷的房子里的爐火前取暖——冰暴導致了電力中斷。他只好讓他們搬到他姐姐家，然後又去紐約了。
安吉拉已經承受了足夠大的壓力，而當他宣布他又要返回德黑蘭時，她感到異常沮喪。「你知道那兒是什麼狀況。」她說，「你為什麼要回去？」
難就難在，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他對自己將去德黑蘭做什麼還不清楚。他是去解決問題的，但他不知道如何解決。如果他能說「這就是我必須做的事，這是我職責所在，我是唯一能做這件事的人」，那她也許就能理解。「約翰，我們是一家人。這兒的一大堆事我都需要你幫忙。」她說。「一大堆事」是指冰暴、停電和孩子。
「抱歉。你還得盡量一個人扛著。我會同你保持聯絡的。」豪威爾說。
他們不是那種通過大吼大叫表達情緒的夫妻。他經常加班到很晚，害得她獨自吃為他準備的晚餐，但他們最多只是爆發冷戰，從不會吵架。但這一次比不回家吃飯要嚴重得多——他在她和孩子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他們。
那天晚上安吉拉和他談了很久。談完之後，安吉拉依然不開心，但至少同意他去了。
那之後，他從倫敦和德黑蘭給她打過幾次電話。她在電視上看到了騷亂的畫面，十分擔心他的安危。要是知道了他要去做什麼，她肯定會更擔心的。
他將對家庭的關心拋到腦後，去找阿波爾哈桑。
阿波爾哈桑是EDS公司的高級伊朗僱員。羅伊德·布里格斯去紐約了，阿波爾哈桑就成了EDS公司在伊朗的負責人（唯一留在那裡的美國人里奇·加拉格爾不是經理）。基恩·泰勒回德黑蘭後取代了阿波爾哈桑成為負責人，阿波爾哈桑十分不悅。泰勒並不擅長交際（EDS海外公司總裁比爾·蓋登曾戲稱，基恩這個海軍陸戰隊前隊員需要交際訓練）。他同阿波爾哈桑之間有衝突，但豪威爾同阿波爾哈桑關係不錯，因為阿波爾哈桑能翻譯波斯語，還將伊朗的習慣和做事方法教給美國員工。
達德加認識阿波爾哈桑的父親——一名出色的律師——還在訊問保羅和比爾的時候見過阿波爾哈桑。所以這天上午，阿波爾哈桑得到指示，不僅要與達德加的調查人員交涉，而且要提供他們需要的一切。
豪威爾對阿波爾哈桑說：「我決定見見達德加。你怎麼看？」
「當然可以。」阿波爾哈桑說，他妻子是美國人，他能說一口美式英語，「我覺得沒問題。」
「好，走吧。」
阿波爾哈桑領豪威爾來到保羅·恰帕羅恩的會議室。達德加和他的助理們圍坐在一張大桌旁，檢查EDS公司的財務記錄。阿波爾哈桑請達德加進入旁邊的房間，也就是保羅的辦公室，然後將豪威爾介紹給他。
達德加同豪威爾禮節性地握了握手。
他們坐在辦公室角落的一張桌旁。豪威爾覺得達德加看上去並不像魔鬼——只是一個滿面倦容的禿頂的中年男人。
豪威爾將對奇安博士說的話又對達德加說了一遍：「EDS是一家具有良好聲譽的公司，沒有做錯任何事。我們非常願意配合調查，但我們不能容忍兩名高級管理人員被關在牢里。」
由阿波爾哈桑翻譯的達德加的回答令豪威爾驚詫不已。「如果你們沒有做錯事，為什麼還沒有支付保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