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伯恩的後勤小組展開了工作——訂飛機票，包租巴士將人員送往機場，複印分發的傳單。上午十點，科伯恩將各個分區的組長叫到布加勒斯特，讓他們開始通知撤離者。
他為大多數人訂下了泛美航空12月8日星期五飛往伊斯坦布爾的航班。剩下的人——包括莉茲·科伯恩和他們的四個孩子——將在同一天乘漢莎航空的飛機去法蘭克福。成功訂票後，EDS公司總部的兩名高級管理人員，梅夫·斯托弗和T.J.馬爾克斯將從達拉斯前往伊斯坦布爾迎接撤離人員，領他們去酒店，安排下階段回國的航班。
那天，計畫出了點小變動。保羅仍然不願放棄伊朗的項目。他建議十名左右的高層骨幹留下來，保證項目緩慢進行，以期伊朗的局勢能平息，EDS公司能最終恢複正常工作。達拉斯方面同意了。自願留下來的人有：保羅自己、他的副手比爾·蓋洛德、傑伊·科伯恩，以及科伯恩指定的撤離後勤小組的大部分員工。另有兩個人是不得不留下來的：卡爾·康芒斯和他的妻子維姬。維姬已懷有九個月身孕，只能在孩子出生之後離開。
星期五早上，科伯恩的小組實際上「接管」了德黑蘭西部的梅赫拉巴德機場的一部分。他們口袋裡都揣著一萬里拉爾（約一百四十美元）的鈔票，用以行賄。科伯恩的人有的在泛美航空的櫃檯後登記機票；有的在檢查簽證；有的在候機室；有的在處理行李。飛機其實訂位超員了，科伯恩通過賄賂確保沒有一個EDS公司的人會被趕下飛機。
一切都很順利，但也有兩次危急情況。一名EDS員工的妻子攜帶的是澳大利亞護照而無法拿到出境簽證，因為發放出境簽證的伊朗政府部門都在罷工（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有美國護照，所以不需要出境簽證）。丈夫抵達檢查護照的櫃檯，將他和他孩子的護照以及其他六七個人的護照疊成一摞遞了過去。警衛剛要一本本查看，排隊的EDS公司員工就開始推搡擁擠，製造混亂。科伯恩派出的人圍在櫃檯周圍，大聲質問著，假裝對拖延無比憤怒。持澳大利亞護照的女人趁亂穿過了候機室，未遇到任何阻攔。
另外有一個EDS員工家庭，他們收養了一名伊朗嬰兒，卻未能給孩子領到護照。孩子只有幾個月大，可以趴在母親的前臂上，頭朝下睡覺。於是，孩子的養母凱西·馬基托斯是個特別大膽無畏的人，她將熟睡的孩子放到前臂上，用雨衣蓋住孩子，將其帶上了飛機。
然而，登機之前大家都等了好幾個小時，兩個航班都延誤了。機場買不到食物，撤離者飢腸轆轆。於是，在宵禁之前，撤離小組的一些人開車到城裡搜羅一切他們能找到的食物。他們將街角幾個販賣糖果、水果和香煙的雜貨鋪掃蕩一空，然後進入一家肯德基，買走了庫存的所有小圓麵包。他們返回機場，將食物分發給候機室的EDS公司的人，差點兒被等候相同航班的其他飢餓的乘客打劫。回來的路上，有兩組人因為宵禁開始後還在外面而遭到攔截拘捕，但一輛試圖逃走的汽車轉移了士兵的注意力，當士兵朝著汽車開槍時，他們得以朝反方向溜走。
午夜零點過後不久，前往伊斯坦布爾的飛機起飛了。三十一小時後，前往法蘭克福的飛機也起飛了。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撤離小組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布加勒斯特度過的，他們就算回家也沒有家人可陪。
科伯恩在指揮撤離行動時，保羅則在努力查明是誰出於何種目的要沒收他的護照。
他的行政助理里奇·加拉格爾是一名擅長同伊朗官僚機構打交道的美國年輕人。加拉格爾主動要求留在德黑蘭，他的妻子凱茜也沒走，她在駐德黑蘭的美國軍隊中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因此，加拉格爾夫婦不想離開。而且，他們只養了一條名叫布菲的貴賓犬，沒有孩子可擔心。
警察讓法拉上交護照的那天——也就是12月5日——加拉格爾同保羅·布查一道拜訪了美國領事館。布查正是警察要沒收護照的人之一，他已經不在伊朗工作，但碰巧有事重返了德黑蘭。
他們見到了總領事洛·戈爾茲。戈爾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領事，年過五十，偏胖，禿頂，垂在額前的短髮都花白了——他扮起聖誕老人來一定很合適。戈爾茲身邊還有大使館的一名伊朗員工阿里·喬丹。
戈爾茲建議布查趕緊坐飛機離開。法拉已經告訴警察——她完全不知道布查又回來了——布查不在伊朗，而警察似乎信了她的話。布查完全可以偷偷溜走。
戈爾茲主動提議保管保羅和比爾的護照和居留許可證。這樣一來，倘若警察正式要求EDS公司提交這些證件，EDS公司就可以讓他們去找大使館了。
另一方面，阿里·喬丹還可以藉此同警察接觸，查明到底出了什麼事。
那天晚些時候，護照和相關證件都被送到了大使館。
第二天早上，布查登上飛機離開了伊朗。
加拉格爾打電話問大使館情況。阿里·喬丹已同德黑蘭警察局的比格拉里將軍通過電話。比格拉里說，保羅和比爾被限制離境，如果試圖離開的話，將會遭到逮捕。
加拉格爾問為什麼。
喬丹解釋，他們是作為「一項調查的重要證人」而被扣留的。
「什麼調查？」
喬丹不知道。
加拉格爾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保羅，保羅十分困惑，也很憂慮。他從未捲入交通事故或者目睹犯罪，也跟中情局沒什麼關係……那被調查的是誰或者是什麼事情呢？難道是EDS公司？還是說，調查只是個借口，真實的目的是將保羅和比爾留在伊朗，繼續運行社保系統的電腦？
但警察也做出了妥協。阿里·喬丹抗辯說，警察可以沒收居留許可證，因為那是伊朗政府頒發的，但他們無權沒收護照，因為那是美國政府頒發的。比格拉里將軍同意了。
第二天，加拉格爾和阿里·喬丹到警察局將相關證件交給比格拉里。在去的路上，加拉格爾問喬丹，保羅和比爾會不會被指控幹了壞事。
「我覺得不太可能。」喬丹說。
在警察局，將軍警告喬丹，如果保羅或比爾通過任何手段——例如乘美國軍用飛機——離開了這個國家，美國大使館就必須為此負責。
第二天——12月8日，也就是撤離的日子——洛·戈爾茲給EDS公司打電話。通過他在伊朗司法部的一個「線人」，他了解到，保羅和比爾作為重要證人被牽扯其中的調查，是針對已遭監禁的衛生部長舍科爾斯拉米扎德博士的腐敗指控。
得知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保羅終於鬆了口氣。他很樂意告訴調查者：EDS公司從未行賄。他甚至認為部長沒有收過任何人的賄賂。伊朗的官僚以腐敗而臭名昭著，但舍科博士——這是保羅對他的簡稱——似乎是另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他是受過正規訓練的整形外科醫生，思維敏銳，尤擅掌控細節。在衛生部，他團結了一幫年輕而有進取心的技術官員，他們能破除繁文縟節，提高辦事效率。他的理想是將伊朗的衛生和福利水平提升到與美國相當，而EDS公司的項目只是大計畫中的一部分。保羅認為舍科博士沒有藉此機會中飽私囊。
如果戈爾茲的「線人」所言不虛，那保羅就沒什麼可害怕的。但他真能高枕無憂嗎？舍科博士三個月前被捕了。
保羅告訴伊朗人，如果衛生部不支付欠款，EDS公司就將撤離伊朗，之後伊朗人就突然意識到比爾和保羅是重要證人——這難道是巧合嗎？
撤離行動之後，EDS公司剩下的人員都搬入了兩間屋子裡。12月10日和11日，也就是阿舒拉節的聖日，他們都待在屋子裡打牌，一個房間里玩的賭注大，另一個玩的賭注小。保羅和科伯恩都在賭注大的房子里。他們邀請了科伯恩的「神秘朋友」——軍情部門的兩個聯絡人——加入牌局，這兩人都有槍，能為他們提供保護。因為不能攜帶武器上牌桌，所以「神秘朋友」將槍放在了走廊里。
出乎意料的是，阿舒拉節過得相對比較平靜——全國有數百萬伊朗人參加了反對國王的示威，但幾乎沒有發生暴力衝突。
阿舒拉節後，保羅和比爾又開始考慮逃離伊朗，但大使館方面的反應卻令他們備感意外。作為預備步驟，他們要求大使館的洛·戈爾茲還回護照。但戈爾茲說，他如果這麼做，就必須告知比格拉里將軍，那就相當於告訴警察，保羅和比爾將要開溜。
戈爾茲堅稱，他曾在收取護照時給EDS公司打過招呼，說之後便是使館和警方之間的事情了。但他當時一定說得很小聲，因為EDS公司沒有人記得他這麼說過。
保羅怒不可遏。為什麼戈爾茲必須同警察達成協議？戈爾茲完全沒有義務告知警察他是如何處理美國護照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工作可不是幫助警察扣留保羅和比爾！大使館應該幫助美國人，難道不是嗎？
難道戈爾茲就不能違反他那愚蠢的協議，悄悄還回護照，等保羅和比爾安全返回美國之後再通知警察嗎？絕對不行，戈爾茲說。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