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差幾分鐘到十點的時候，法庭里擠滿了記者，我從座位上站起身來，準備傳喚辯護方最後一個證人出庭。與此同時，公訴人也站起身來，他腳上那雙與西裝相配的皮鞋擦得鋥亮。我看了他一眼，想知道接下來他要幹什麼；儘管當庭發言是起立的惟一理由，可他卻沒有絲毫打算開口的意思。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一邊說話，一邊用眼角的餘光掃視著哈里伯頓，「辯護方傳奧古斯托·馬歇爾出庭。」
我剛一喊出州長的名字，哈里伯頓就抬眼朝法官席看去。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有義務告知法庭，安托內利先生將要傳喚的證人此刻不能到庭。」
「你碰巧對我的證人了解得比我還要多，這是怎麼回事兒呢？」我問道。
哈里伯頓拒絕看我，他自顧自地繼續向法官陳述。
「今天上午早些時候，我從州長辦公室得到通知，說州長由於立法方面的一個緊急情況而無法離開薩卡拉曼多。」
「他是我的證人，而且他已經收到了法庭的傳票！」我朝哈里伯頓喊道。
這還是無濟於事。他對待我的那種態度，彷彿我是人群中某個煽動鬧事的傢伙，一個最好不予理睬的微不足道的討厭鬼。
「看起來，」他接著說道，「州長最早也要到下周一才能出庭。他要我為這件事可能導致的種種不便，向法庭轉達他的歉意。」
湯普生只想知道一件事，而這件事和州長的缺席可能會影響到審判沒有絲毫關聯。
「也許你可以解釋一下，哈里伯頓先生，得到通知的為什麼是你，而不是本法庭？」
「被告律師也一無所知。」我低聲嘟噥道，但聲音足以讓哈里伯頓聽到。
就像那些人發現自己得到了某個權貴名流的信任之後經常表現出來的那樣，地區檢察官的舉止行為，甚至某種程度上他的外表，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輕鬆自信，行動更加流暢，聲音益發低沉，遠不像先前那麼焦躁。他完全鎮定下來，顯出一副重要人物的派頭。
「法官大人，州長的法律顧問認為，對於一個證人來說——不論這個證人是誰——試圖直接同法庭接觸都是不合適的。因此，他們轉而同我的辦公室取得了聯繫。我懇請法庭相信這是惟一的原因，」他說這番話時帶著一種慷慨的神情，就像是一個得到禮物的人對沒得到禮物的人慷慨給予一樣。
哈里伯頓屈尊轉過頭來，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然後又轉向湯普生。
「州長辦公室在這之前儘力考慮出了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以便於州長為此事提供證詞；但辯護律師除了堅持要證人親自出庭以外，拒絕了其他任何方法。」
我氣得發狂，而且不想掩飾。我揮舞著雙手表示抗議。
「州長——總統——走廊盡頭的看門人：證人就是證人，法庭傳票就是法庭傳票。這是審判一起謀殺訴訟，法官大人。這場審判和我的當事人生死攸關，而曾經發誓主持正義的公訴人卻想要討論什麼方便的話題，還有什麼我傳喚的一個證人是否喜歡我要求他本人到庭的事實：是的，我要他本人站在這兒，讓陪審團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一卷在他一百英里以外的辦公室里拍好的錄像帶！」
我開始報復哈里伯頓。
「如果你想和陪審團以及媒體鬧著玩——如果你要在這兒，在這個開放的公共法庭上，麗不是在本該討論好這個問題的會議室里……」
我又想起了什麼，那更讓我氣得發狂。
「你在今早開庭前就知道此事，那你為什麼不向陪審團和傳媒解釋一下你沒有把此事告訴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你為什麼沒先把此事通告法庭？」
哈里伯頓盯著我，輕蔑而又嘲諷地露齒一笑。
「哈里伯頓先生，你想讓陪審團認為我是在無理取鬧嗎？一你為什麼不把事實告訴他們：除了發傳票讓州長出庭作證外我別無選擇，因為他永遠也不會答應和我進行一次談話？你為什麼不把這些告訴他們呢？」
有那麼一會兒，我以為他會馬上反駁我。他的確想那麼做——從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得出——但他及時控制住了自己。我感到手腕被壓了一下。哈邁爾正抬頭看著我，我這才意識到不知不覺中我的右手已經攥成了一個拳頭。
「尊敬的法官大人，」哈里伯頓說道，他的聲音充滿理性，「或許我們還是應該在會議室討論這件事。」
湯普生法官合攏了手掌，環顧著法庭四周，他那復仇的眼睛裡閃過一道不悅的神色。
「那麼一切都別進行了，怎麼樣？除了這個，」他說著垂下目光，盯著哈里伯頓的眼睛，「還有什麼別的好談呢？」
他猛地把頭轉到另一邊，徑直注視著我。
「你打算怎麼進行，安托內利先生？我個人的意見是，」他沒有停頓，繼續說道，「除非你還要傳喚其他證人，否則我們不妨周一上午開庭再議。這一點是基於公訴人的陳述——我可以向你保證，哈里伯頓先生，」他說著瞥了我一跟，眼睛裡滿是威脅的神情，「法庭根據你的陳述決定——證人將如期出庭。我看不到還有什麼其他事情我們要做，你說呢？」
隱藏在他話語之問的奧妙，除了熟諳錯綜複雜的法律程序的人是不會注意到的；他的話既是一個問題，而且，如果我有足夠的智慧去領悟的話。它也可以是一個回答。他暗示的問題在於我是否想讓他作出裁決，這些裁決中甚至可以包括以不按法庭傳喚到庭的罪名逮捕州長；而那個回答，在他說的話和說話的方式中都有所暗示，那就是別提出要求，因為如果我要求他作出裁決的話，他就不會那樣做了。
「我同意，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回答道，竭力掩飾著發生的這些事使我內心感受到的苦澀。
哈邁爾給人們留下了好印象。這一點我很有把握。陪審團喜歡他並且願意相信他。如果允許對某件簡單明了的事物直呼其名的話，那麼策略就簡單了。被告否認了指控。而下一個證人緊跟著出庭，會進一步證明另有人——其他很多人——從傑里米的死中得到的好處比那個偷包賊要多。可是現在，隨著審判在本周剩下的時間裡被擱置下來，哈邁爾的證詞積聚起來的好勢頭將開始消散。今天是星期三，等到下周一，當州長最終出庭作證的時候，他將從哈邁爾堅持不懈的否認所營造出的陰影下擺脫出來。
州長倒不一定早就想到了這一點，但公訴人會想到的。到此刻為止，我已經開始懷疑和本案有關的一切，我不準備僅憑表面現象就接受任何事物。那樣的話，我就不會對有人為州長作出蔑視法庭的決定而感到驚訝，如果為他出這個主意的不是公訴人，那就是別的什麼人，某個與審判結果有著更多直接利害關係的人。
與此同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也產生了某種解脫的感覺：直到下周伊始我才必須回到法庭。這就像一個不期而至的假期。走出法庭的那一刻，我就感到那種緊張狀態開始鬆弛下來。自從審判開始以來，我第一次開始感覺到沒有任何壓力。
那天下午我出了城，直到周一早上重新開庭時我才回去。我並沒走遠，只是跨過大橋到了索薩利托。在那裡，我住在瑪麗薩建在山上的棕色木瓦房裡，耐心地哄她和我長談，聽她用我以前不曾聽過的方式談論事情。她談論什麼並不重要：即使她的談話並沒有實質的內容，我也會非常高興地傾聽。僅僅是那種聲音，她那富有異國情調的、像是從濕潤的溫室里傳出來的聲音，就足以令我沉醉。有時候，在傍晚的靜謐里，當我倆單獨坐在後甲板上俯視海灣的時候，她的聲音似乎是一陣風在拐角處的某個地方沙沙作響，你能感覺得到，但也許一點也聽不到。
「有時候，」瑪麗薩站在欄杆旁邊，向外眺望著那些揚著白帆的小船從藍灰色的水面上滑過，「你會以為一切都是顛倒的，帆船就是散在天空中的雲。」
我在躺椅上伸直了腿，然後抬起頭來。她感覺到我正注視著她，有一點不好意思地轉過頭來。
「怎麼了？」我問她，「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我們昨晚一直在談論的話題：阿莉婭和傑里米·富勒頓——那天晚上他們一定談過什麼，就是他被殺的那天晚上。無論他們彼此說了些什麼，我想一定會比她在法庭上說的有趣得多，也會更令人吃驚，至少對她而言。」
「更令人吃驚？還有什麼比她在法庭上說的更令人吃驚：他要離開他的妻子同她結婚，因為她懷了他的孩子？」
她慢慢地閹上黑色的長睫毛，又突然張開：她的眼神開始閃爍著光彩。
「如果你不知道他不能生育，她的話就不會令人吃驚。當你考慮他倆是什麼人——或是每一位從未見過他倆當中任何一個的人考慮他們是誰的時候，她的話就根本不會讓人吃驚，」她臉上掛著可愛的笑容，接著說道，「傑里米是一位將會成為總統的美國參議員，聰慧漂亮的阿莉婭有一個有錢有勢的父親；像他們那樣的人做出任何事情都會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