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立刻成為當天下午新版報紙的大幅標題和當地各家媒體爭相報道的頭條新聞，甚至是人們惟一想要談論的話題。在辯護律師約瑟夫·安托內利「無情的」——這個詞被頻繁使用，似乎成了記者們惟一能想到的字眼——反質下，民主黨州長候選人阿莉婭·戈德曼承認她和傑里米·富勒頓曾經計畫等富勒頓離婚之後就馬上結婚。
「『在聲淚俱下的證詞里』，」阿爾伯特·克雷文把報紙舉到身前，大聲讀道，「美國參議員傑里米·富勒頓的前演講撰稿人——」克雷文停下來，抬起頭來看著我。
「『聲淚俱下的證詞』，很煽情的筆調啊，」他評論著，臉上露出一個滑稽的微笑。
在克雷文那張具有維多利亞時代奇異風格的辦公桌前，有幾把帶有裝飾的灰色椅子。我選了一把，懶洋洋地坐在上面，解開襯衣領口的紐扣，又鬆開了領帶。我筋疲力盡，不想動彈也不想說話，只是把目光從克雷文轉向坐在我身邊的表哥鮑比，然後疲倦地搖了搖頭。我知道這之前發生的事情，當阿莉婭·戈德曼宣布她懷著富勒頓的孩子時，我也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兒；但我仍然感到震驚——不是因為她的所作所為，而是因為儘管我瞪大了雙眼，還是被直接卷了進去。
鮑比拍拍我的肩膀，想要寬慰我情況都會好轉的。克雷文一言不發，繼續閱讀著報紙。他讀到頭版專欄文章的末尾，就展開雙頁的報紙，把讀過的一頁折過來，蓋住另外一頁，再接著讀下去。雖然吃過午飯以後他就一直工作個不停，但這會兒他看起來卻像是剛剛打扮停當，要去赴晚宴似的。灰色的條紋西裝熨燙得服服帖帖，淡藍色的絲綢襯衫剛好露出適合外衣長度的一截袖口。他終於讀完了報紙，把它往辦公桌上一放，擱在那一厚摞從我們進門起他就一直在處理的文件旁邊，然後才抬起了頭。
我帶著一絲懊悔的微笑，低頭看著伸到前面的自己的兩隻腳。
「那一番『無情的』反質大概是我做過的最棒的事情。」
我抬起眼帘，先看了看鮑比，又看了看克雷文。他們倆都未曾在陪審團面前處理過案件，也未曾體驗過僅僅靠一個證人的某個回答，就不得不即刻作出截然相反的決定的那種緊迫。
「我引領著她——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一直不停地繞圈子，一周又一周，只是一次比一次緊一點兒。我不是只給她準備一個問題：擺在她面前的問題至少有一打。對於她作出的每一個回答，我都已經考慮好如何再一次向她提出同樣的問題——第二遍、第三遍——我會先在中間夾雜著七個、八個或者九個其他問題，然後再去重複先前的問題。這就像是一種舞蹈——探戈——每一步都有其含義，但是只有在你跳完整支舞曲時，才能完全明白每一步的真正含義。她是個很不錯的舞伴：每一步都跟上了我。」
我向上伸直身子，直到差不多筆直地坐起來，然後又俯下身子，把胳膊放在雙膝上。
「她在做證時說，她開車送富勒頓回停車的地方是因為他妻子提前離開了。我在反質時問她富勒頓的妻子為什麼提早離開了。她回答說是因為她感到身體不適，但是她並不知道她為什麼不舒服。我不再提這件事，又問她從戈德曼公寓到富勒頓停車的地方開車用了多長時間。我接著問她他們是否中途在什麼地方停過，當她回答沒有時我又問了她一遍，這一次我問他們是否在某個地方停車喝了點什麼，她再一次否認這一點。」
我正在重溫所有那一切，我觀察著自己，當我引領著她，一步一步走向我希望她去的地方——對她的自欺欺人進行反思的時候，我的心中充滿自信。
「我把她的回答拋到一邊，改問有關她大學時代的朋友葆拉·霍金斯的問題。霍金斯是她的同性戀人，對她和傑里米·富勒頓的風流韻事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她和其他男人上床的事實。我想讓阿莉婭·戈德曼知道，我掌握了她的一些情況，那些事情她還不知道我已經了解了多少，而且我確信那是些她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事情。然後，問完這個問題，我又問她和富勒頓在歐洲都做了些什麼。問完這些以後，我把問題兜回勞倫斯·戈德曼的公寓舉行的那個晚會，又問起富勒頓的妻子提前退席的原因。她把先前的回答又重複了一遍，說是因為她感到身體不適。我突然問她富勒頓的妻子感到身體不適是不是因為她剛剛指責過她——阿莉婭·戈德曼——與她的丈夫有染。」
我凝視著阿爾伯特·克雷文淡藍色的眼睛搖了搖頭，對自己犯下的不可饒恕的錯誤感到懊惱。
「我一直反反覆復地問，一個問題接著另一個問題——那些剛剛問完，又接著再問的問題。她說的一切都是謊話，我讓她麻木了。」
我斜靠在這把裝飾過度的椅子的扶手上，目光在屋子裡遊走，落到壁爐上方的那幅油畫上。它畫的是1906年的那場地震和大火，那場地震毀滅了一座舊金山，卻也給了它新生。
「假設提問就在那裡打住，假設她是一個值得信任的證人，那麼她早就挺不住了；更重要的是，她可能會成為辯方最有力的證人。我本該傳聖弗朗西斯酒店的酒吧招待出庭，證實那天晚上她和富勒頓曾去過那裡了。我還應該讓某個人——瑪麗薩或是你們兩人當中的任何一位——來證實她到底對富勒頓的妻子說過什麼。我已經讓法庭給富勒頓的行政助理羅伯特·齊莫曼發了傳票，要他出庭舉證阿莉婭並非像她自己陳述的那樣直接從歐洲回國。
「你們沒有看到嗎？那都是我本來需要做的事。我本該問問陪審團：為什麼她在撒謊？她在試圖隱瞞什麼？她知道哪些不想讓陪審團知道的事情？她是最後一個見到傑里米·富勒頓活著的人，如果她撒謊——在誓言下撒謊——那麼……」
我又一次看著那幅油畫，似乎感覺到自己同那些在沒有任何警示之下突遭滅頂之災的人們有著某種奇特的血緣關係。
「我本該注意到事態的發展，」我從地震和火災的畫面上慢慢地移開視線，對他們說道，「事情原本是很明顯的。要是在那之前我沒有產生絲毫懷疑的話，那麼，當她撒謊說在送富勒頓回去的途中沒在什麼地方逗留過時，我就應該意識到接下去會出現什麼狀況。聖弗朗西斯酒店是個公共場所，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感嘆著，自嘲地大笑了一聲。
「那時候或許她還沒有出名，但富勒頓卻是一個名人。她不可能認為沒有人注意過或者還記得就在被殺前的幾分鐘，富勒頓曾和一個女人在酒吧里待過。」
我瞥了鮑比—眼睛，試著去回憶我們年輕時的情形，那時每一件事都是一個遊戲，我們只能玩我們喜歡的遊戲。
「梅雷迪思·富勒頓——參議員的妻子——提醒過我，戈德曼一家會設法安排好一切，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這場表演。那時我並沒有太在意她話里的含義，不過即使當時她的話引起了我足夠的警覺，我也絕對料想不到他們會盤算出這麼一個辦法，居然利用一場刑事審判來達到目的。」
阿爾伯特·克雷文併攏他那短小的、修剪得體的手指壓在颳得乾乾淨淨的下巴上。
「盤算出一個辦法來達到什麼目的？」
「讓每個人都知道阿莉婭·戈德曼正懷著傑里米·富勒頓的孩子。她說的話就是這個意思。到現在為止，戈德曼一家已經打通了所有關節，讓每個聽完她這番表白的人都認為，阿莉婭才是富勒頓身後撇下的那個悲痛欲絕的寡婦。」
克雷文想寬慰我一下。
「好吧，雖然如此，但這對你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損害。」
我雖然注視著他，但是幾乎一個字也沒聽到。我滿腦子考慮的全是那些赤裸裸地表演出來的無恥行徑。
「而且，最令人吃驚的是她自始至終一直都在撒謊：當她說富勒頓打算離開他的妻子時，那是在撒謊；當她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說她正懷著他的孩子時，那簡直是一派胡言。天哪，那個女人可真能說謊！」
我轉回頭看看鮑比，一臉痛苦地猛力揮了揮手。
「撒謊的最佳方式就是讓別人以為你是被迫說出真話；能理解這一點的人，還真得具備某種天賦。她從一開始就完全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她故意讓我識破她的謊言，那樣一來，每個人都會以為她之所以不說出實情是為了保護傑里米·富勒頓的名聲，並且讓他的妻子免受更多的痛苦。」
「你怎麼知道她在撒謊——關於她懷著富勒頓孩子的事？」克雷文問我。
我信守了先前許下的承諾。直到那一刻為止，我都沒有把梅雷迪思·富勒頓的秘密告訴任何人；換句話說，除了瑪麗薩，我不會告訴其他任何人。不過即使我能證明把這個秘密告訴她是正當的行為——我也不能確定我會那麼做——我找不到任何借口去和其他任何人分享這個秘密。或許存在著某種理由？梅雷迪思·富勒頓曾說過什麼呢？她告訴過我，或許她現在不得不把這個曾經只屬於她和她丈夫的秘密公之於眾；惟其如此，才能阻止阿莉婭·戈德曼逃脫說謊的罪責。
「傑里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