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阿莉婭·戈德曼到庭，」克拉倫斯·哈里伯頓站起身來大聲宣布。
控方的最後一位證人，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走進法庭。她穿著一條不怎麼惹眼的深藍色裙子，外面罩了一件夾克衫，一頭紅褐色的長髮掠過她曲線柔和的後頸。法庭的門在她身後隨即關閉，把攝影機和照相機的閃光燈都擋在了走廊外面。阿莉婭·戈德曼能感覺到此刻每個人的眼睛都在注視著她，但她仍然保持著完全的鎮定。她已經習慣於被人們的目光追逐，即使人群中全是陌生的面孔。這會兒，她穿過了木製護欄中間的門。
地區檢察官沒做片刻停頓。他首先詢問了阿莉婭·戈德曼曾為富勒頓參議員工作的時間以及當時她主要擔負的職責。然後，他接著問道：「那麼，在他遇害的那天夜裡你曾和他待在一起，是因為你的工作人員身份嗎？」
她側身而坐，略顯拘謹地扣緊膝蓋，臉上做出一個寬容的微笑。
「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這個原因。作為他的演講撰稿人，那晚他在宴會上發表講話時我理所當然應該陪在他身邊。不過我並不確定因為這個原因我也應當出席晚些時候在我父親公寓里舉行的聚會。」
「當然，我能理解，」哈里伯頓加重了語氣，並對她報以微笑。
「你待在那兒——在你父親的公寓裡面——一直到參議員離開嗎？」
「是的。」
哈里伯頓低下頭，瀏覽著面前打開的筆記本上所列出的問題明細。雖然他的證人里有幾位的證詞曾涉及不容易記住的專業術語，可我還是頭一次看到他這麼做。顯然在對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進行直接質詢的過程里，地區檢察官不打算即興處理任何細節，甚至連事先寫好的提問次序也不願打亂。
「是你開車把參議員送到他停車的地點嗎？」
「是的，是我。」她回答的語調非常平靜。
「能否請你告訴我們你那麼做的原因——為什麼你要開車送參議員到他停車的地方？」
阿莉婭·戈德曼把胳膊肘優雅地搭在證人席的椅子扶手上，身體傾向一側，往陪審團的方向瞥了一眼。
「富勒頓夫人提前走了，參議員需妻有人把他送到市政府——他自己的車停在那裡。」
哈里伯頓趁她回答的時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問題清單。
「為什麼參議員的車會停在那兒，而不是停在舉行晚宴的酒店？或者就停在他自己的住處，實際上，那兒也只不過在幾個街區之外？」
她往外伸了伸酥臂，把兩隻手垂在扶手旁邊。
她坐在那兒，看上去非常挺拔，後背的曲線微微聳起，下巴向上翹著。每一次當哈里伯頓提問時，她總是優雅地微笑著等他說完，然後，把目光？仁集在正前方的一個點上，轉過頭來，正視著陪審團。
「參議員在市政府有一間辦公室。我們在那兒一起演練他那晚要發表的演講。參議員算得上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他總是希望把一切都做得恰到好處。
「我們一遍又一遍地排練，這兒改動一下，那兒又調整一下。到了該出發的時間，他還是覺得不夠滿意。
「於是他坐我的車去酒店，這樣他還可以在車上繼續準備。那就是得有人開車送他回去的原因。」
「大約是在什麼時間他下了你的車，回到自己的車裡？」
「我想，那是在一點鐘左右。」
「那之後你又做了什麼？」哈里伯頓從那張明細單上抬起視線，問道。
「把他送到停車的地方之後嗎？我回到父親的公寓，然後上床睡覺了。」
哈里伯頓合上筆記本於「當你把參議員送到那兒的時候，你確實看到他進了自己的車嗎？」
「是的，」剛說完，她又改變了想法。
「不是那樣，我開車走的時候，看見他打開了車門，」她又作了解釋。
她的下嘴唇顫抖起來，她竭力繃緊它，整個嘴巴看上去因為她的自責而扭曲了形狀。
「我絕對不應該那麼做，就那樣開車走了，在那麼大的霧裡，我本該留在那裡，一直等到他安全地坐進車裡，關好車門，打開車燈，」她提高了嗓門，繼續說下去。
「我本該一直等在那兒，直到他發動車子，開車離開路邊，直到我能確定他很安全為止。如果那樣，這一切就都不會發生了！」她一再堅持著，竭力勇敢地去克制住奪眶欲出的眼淚。
哈里伯頓已經挪到了律師桌的前面。他等待著，直到證人重新恢複平靜以後，才用低沉飽滿、充滿了神聖的同情和理解的語調宣布，他再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了。：
幾乎在每一次庭審時都會出現這種情形——當法官簡化了例行的質詢時，對應的回答也完全可以隨之省略掉了。
「安托內利先生？」現在湯普生法官就用這麼一句話來詢問我，是否希望對控方證人進行反質 。
我惟一的回答是立刻站起身來。
我往律師席的前面走去。從哈邁爾·華盛頓的身後走過時，我碰了碰他的肩膀。我把雙臂交叉在胸前，頭向一側仰起，眼睛注視著這位證人，好像自己對某些事情仍然感到十分迷惑。
「你開車送富勒頓參議員去取車的原因，」我問得似乎有些猶豫，「是因為富勒頓夫人提前走了。你是不是那樣回答哈里伯頓先生的？」
我表現出來的這種困惑似乎使她比先前更有信心了。
「是的，的確如此。」她回答我的時候，臉上掛著一個禮節性的微笑。
那還不僅僅是一個微笑。她的眼睛裡閃動著某種我以前不曾覺察到的東西，某種相當奇特的東西。她的睫毛眨都沒眨一下——至少我一點兒都沒覺察到——她的眼睛卻突然明亮地張開了，那種閃動的光彩似乎要熔化掉我們之間的空間距離。
我皺著眉頭，好像還是一副不知所以然的樣子。
「那麼，富勒頓夫人為什麼提前離開了呢？」
她的那個動作又出現了——雙眼熠熠閃光，而同一瞬間，她的第一個詞似乎已經等在那微微吊起的嘴角邊。她那副神態就像是注視著某個正試著給她拍照的人。
「我想她感到不太舒服。」
我挑起眉毛，慢慢地把頭歪向另一邊。
「那麼你知道可能是什麼原因讓她一直感覺到不舒服嗎？」
她的眼睛又一次閃爍著光彩，但是已經到了唇邊的話她卻沒有說出來。她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凝視了一會兒自己的手。
「不，我恐怕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你確定你『不知道』嗎？」我說著壓低了嗓音，好像在那個並非尋常的片語中隱藏著某個秘密。
「那個聚會是在你父親的公寓里舉行的，是不是？」
「是的，」她抬起頭來回答我。
「你的父親是勞倫斯·戈德曼，對嗎？」
「是的。」
「公正地說，你父親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我沒錯吧？」
她的眼睛又像以前那樣閃動起來。
「是的，」她直視著我答道，「說我父親相當富有也不為過。」
「你父親是富勒頓參議員競選州長的主要資金籌集人之一——這樣說確切嗎？」我問她。我開始來回挪動著同一隻腳，彷彿這樣做是為了配合她回答的節奏。
「是的，可以那樣說。」
「因此，你父親在晚宴之後，也就是參議員演講完你幫他撰寫的稿子之後，又在他的公寓里舉行了這次聚會——是那樣嗎？」
「是的。那是一次集資活動，如果你想知道的就是這個答案的話。」
我停下來不再擺動腳，抬起眼睛。
「是的，那正是我要問的問題。人們付錢來獲得這種特權，參加在你父親的住處舉行的這次聚會，對嗎？」
「我想我剛剛回答過這個問題，」她的臉上浮現出一個短暫的微笑，比她想要表現的樣子顯得更加降尊紆貴。
「那就遷就我一下，」我反擊道，「再回答一遍。」
「是的，那些出席的人都捐過錢。」
我朝陪審席緊走兩步，在他們面前停住腳步。
我一隻手搭在後脖頸上，眼睛向下盯著腳下的地板。
「那麼說每個人都捐款了。很好。那些捐款的數額有多大呢？五十美金？一百美金？究竟是多少，戈德曼女士？」我瞥了她一眼問道。
「那天晚上花多少錢才被准許進入你父親的公寓？」
「五十。」她回答我。
「五十？」我一臉茫然地反問道。
「五萬美元，安托內利先生。」
「哦，我明白了，」我面對著陪審圃說。
「五萬美元可以同參議員打個招呼。」
「一對夫婦五萬美元，安托內利先生，」她又匆忙地加上一句。
我的眼睛仍然注視著陪審團。
「好，我懂了，每對夫婦五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