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后座光線模糊的角落裡坐著一個男人，他狠狠瞪著兩隻細小的眼睛打量著我。那雙眼睛綴在他邡張渾圓的胖臉上，看上去就像是正漂浮在厚重的眼瞼之下。我從來沒見過這個人，可他堅持要我不必驚慌。
「我只是想和你談談而已。」
我滿臉驚訝地望著他。他的西服上衣沒系扣子，自襯衫從中間鼓了出來，蓋住了他的腰帶。他的肚子太大了，以至予搭在上面的整條領帶，就像是用餐後忘了取下的掖在領子里的餐巾。看著他的大塊頭，那一刻我居然忘記了自己是被武力脅持囚禁在他車裡的。
「如果你有話要跟我談，就給我的辦公室打電話預約。現在，告訴你的司機停車，立刻讓我出去！」
他的臉色沒有絲毫的改變，或者更確切地說，從他的臉上仍然看不出任何錶情。或許對他來說，流露任何錶情都會是件極為費勁的事兒。看看他那張臉，那雙眼睛被重重疊疊的眼瞼所吞沒，幾乎看不到了；而透過那張多肉的嘴，讓人幾乎沒法捕捉到一絲笑意，無論是善意的，抑或是惡意的。
「放鬆點兒，享受一下這段行程的樂趣吧，」他建議我道，「我們沒多遠的路要走。」
我的心一直在急劇地跳動著，大腦也在飛速地運轉。即使我能夠讓自己放鬆下來，我也不打算那麼做。我要保持這種憤怒的情緒，因為我不知道如果不這麼做，又該怎樣克制我的恐懼。它正沿著我的脊背徐徐向上蠕動，試探著、猛力拉扯著我的神經。
「那麼好吧，」我的聲音半似喊叫，「你想要跟我談什麼？」
「關於傑里米·富勒頓，」他費力地喘了一口氣氣，回答我。
「還有你，安托內利先生。」
他看起來幾乎是靜止不動的，兩隻手交叉著放在大腿上，惟一的動作只是不停地令人厭煩地交替繞動著他的兩隻大拇指。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海：我可以掐住他的喉嚨，擠出他的最後一口氣。透過眼角的餘光，我發覺先前把我推進車裡的那個方下巴的傢伙坐在前排，正從後視鏡里密切地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
「你到底是誰？」我堅持要他作出回答，並竭力使自己保持勇氣。
他緊閉著嘴巴，呼吸的氣流穿過鼻孔，發出一種刺耳的聲響，像是在吮吸什麼似的。
「讓我們不妨這麼說，我是一個饒有興趣的旁觀者。」
「那麼你究竟觀察到了什麼？」
「人類的行為。這是個令人著迷的話題，你不這麼認為嗎，安托內利先生？比方說，你個人的行為。那些只是從大致勾勒你個人經歷的寥寥數語里了解你的人們，會認為你已經過上了相當令人羨慕的生活：一個極為成功的律師，以從未輸過或者說幾乎從未輸過任何一場訴訟而聞名。然而，你到了這兒，到了舊金山這個地方，接手了一樁我們彼此都清楚你沒有機會獲勝的案子。它是你的一種處事方式，是不是這樣，安托內利先生？把事情推到極限，去承擔風險，只因為它是別的大多數人不會去做的事情。你不想使自己看起來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是吧，安托內利先生？你想讓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與眾不同。你從沒結過婚，儘管我們彼此都知道，你對女人很有吸引力，是不是這樣？你曾經訂過婚，可是事情的結果很糟糕，是吧？」
這會兒我著實憤怒起來，恐懼與我此刻的憤怒情緒沒有關係。
「關於我的這件私事，你知道些什麼？」
「我了解那件事，哦，非常不幸，那個和你訂過婚的女人目前正處在公共慈善機構的照料之下。我對你說過，安托內利先生，我是個饒有興緻的旁觀者。」
他的大拇指停止了那種神經質的有節奏的交替繞圈，兩隻手軟塌塌地搭在大腿上。他轉過臉去，朝窗外看了一會兒。我們剛好到達了一座山頂。金門公園蔥鬱的綠色輪廓在遠處的山腳下向海洋延伸開去。
「在挑選陪審團成員期間，你提過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還記得嗎？」他發話提問的同時，那雙半遮著的小眼睛漫不經心地朝別處掃視了一下，又把視線拉回到我身上。
「你問其中的一個人，他認為是誰殺死了約翰·肯尼迪。我認為這個問題效果顯著。」
在幽暗的陰影里，他的輪廓是一系列有序的圓圈，每一個圓圈都比頭一個大。他似乎不可能到過法庭，要是他去了，即使我不審視每個到庭的人的面孔，我也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這張臉。
「你一直在觀察庭審？」我問他，假裝那最多是出於某種適度的好奇。
「我們一直在關注庭審的進行，」他的語調在我聽來很是奇怪，就好像他覺得很開心，可同時也有點兒委屈，因為我們彼此所了解的東西居然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
無論我曾經多麼懷疑過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告訴我的那些事情，無論我曾經多麼遲疑地去相信有人一直在跟蹤他以及我也同樣處於危險之中的那些話，現在所有的懷疑和猶豫都完全消失了，被眼前這一毫無疑問的確鑿事實所戰勝——那就是，坐在我對面的這個大塊頭，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要對伯格多諾維奇的死負責，或許富勒頓的死他也同樣有份兒。
「你知道為什麼那個問題特別有效果嗎，安托內利先生？」他的每個字眼都在黑夜裡傳出悠長的迴音。
「因為自從你在達拉斯提問的那天起，這個國家的人們都開始相信，在發生的每件事情背後——每件從表面上看屬於『偶然的暴力行為』的背後，我相信你是這麼說的——一定存在某種共同的陰謀，它能解釋事件為何發生。」
「你是在試圖告訴我並不存在某種陰謀對嗎？你是在說富勒頓的死是一樁偶然的暴力行為嗎？」
「我在這兒並不打算告訴你任何事情，安托內利先生。我不知道是誰殺死了參議員，而且坦率地講，對此我也毫不關心。你我都知道傑里米·富勒頓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是在猜測。他並不知道我對富勒頓了解多少，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對富勒頓是否一無所知。是不是這樣呢？
「我恐怕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回答，同時做出無動於衷的樣子。
他注視著我，臉上帶著一種公然的輕蔑，這是他剛好能夠展現出來的一種表情。
「我希望我們能進行一次嚴肅的談話，安托內利先生。你留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我確信你是一個認真的人。請相信我的話，如果你打算把我當做傻瓜來對待，那麼你將一無所獲。請記住，我可不是傻瓜，安托內利先生。」
發出這番警告之後，我的這位不知姓名的同行者向前探了探身子，在司機的耳邊低語了凡句。汽車在下一個拐角處向左轉彎，開上了一條在一長溜柏樹遮蔽之下的雙行車道，從太平洋上空掠來的風把這一溜柏樹都吹彎了腰。這兒就是金門公園的入口。
「你知道所有和傑里米·富勒頓有關的事情，安托內利先生。別試圖給我相反的回答。是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告訴你的。為什麼還要不厭其煩地去否認這個事實呢？我們知道你跟他談過，我們也知道你曾在他的店裡跟他會過面。你去過那裡啊，安托內利先生，就在伯格多諾維奇死於那起不幸事故之前你在那兒待過。」
「事故！」我喊道，「你告訴我不要把你當傻瓜，而你卻好像是毫不猶豫地把我當做了一個傻瓜！」
我面前這張沒有表情的臉仍然不動聲色，至少我捕捉不到任何變化。他做出的惟一明顯的反應只是閉上雙眼，慢慢地搖了搖頭。
「或許那不是一起事故，」當他再次睜開眼睛時說道，「但是，假如他是被謀殺的，我肯定和那件事沒有牽連。伯格多諾維奇不會威脅到任何人。他又能做什麼呢？把他告訴你的那些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說傑里米·富勒頓曾經從俄國人手裡拿過錢？假如他那麼做，什麼人會相信他？他又能拿出什麼像樣的證據來呢？」
他忽略了最明顯的事實。
「你已經發現了真相，」我提醒他說，「那可不是伯格多諾維奇告訴你的。關於那些事兒，在莫斯科克格勃的檔案里都保留著記錄。」
他倒吸了口氣，鼻孔張得大大的。似乎出於恩賜，他動了動濕漉漉的嘴唇。
「如果曾經有過任何此類記錄的話，」他很得意地說道，「我想你不妨假設它們已不再存在。」
一條比砌好的步行小徑寬不了多少的道路，通向一片開闊的綿延起伏的草地和一處經過精心雕飾過的觀賞林。極目向正前方遠眺，在最遠的一端，一排排空無一人的木長凳從一個巨大的環形帶狀物的前方向後依次排開。向左望去，落在最後的寥寥數人正從灰色的石頭建築里走出來，那是水族館和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所在地。加長轎車靜靜地滑動著停了下來。
「不過我敢打賭，直到富勒頓死後，那些檔案才被毀掉，對吧？因為直到他死時為止，那些檔案對每一個想要破壞掉所有可能使富勒頓成為總統的機會的人來說，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是這樣吧？」
他惡狠狠地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