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天生這樣膽小，或者如果我能學會控制住有時候在頭腦中出現的一些胡思亂想的話，我就不需要花這麼長時間從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在爆炸和大火中粉身碎骨的恐懼場面中恢複過來。
我從聖弗朗西斯酒店搬了出來，成了堂兄家裡的房客；我外出時在不同時間走不同的路線；我研究著擦肩而過的人群中那一張張陌生的臉，也許我以前在某個地方看見過他們。我按我所知道的所有謹慎從事的方式那樣小心。但是儘管我事事謹慎，儘管還沒有一丁點兒實質上的跡象表明，我現在的處境比那個古怪的謎一樣的俄國人怪異死去前還要危險，我還是一直感到有什麼東西不對勁。不論何時我回頭張望那些走在我身後的人，或是那些每天擠在法庭里等待審判進行的人，我都會很不自在地感到，某個人不僅在跟蹤我，而且知道我也同時在琢磨他。
克拉倫斯·哈里伯頓的公開陳述已經接近尾聲，但我卻沒有考慮好該對陪審團說些什麼，我把椅子轉到跟律師席平行的角度，搜索著人群中的一張張臉孔。
「當你們聽完所有的證詞，」我聽到後面傳來公訴人的聲音，「我相信你們都會同意，人民已完成了他們的職責，被告哈邁爾·華盛頓有罪，他的罪行已經確信無疑地得到了證實。」
我的目光從一張臉轉到另一張臉，試圖弄清楚他們是誰，為什麼在這兒。我確信他們中有一個人是為我而來的。但他是誰呢？更重要的是，誰派他來的？
「安托內利先生，」法官湯普生以熟練的法庭常規口吻說，「你希望在這個時候作公開陳述嗎？」
「什麼？」我從幻想中驚醒過來。湯普生將頭轉向陪審團，慢慢地笑了起來。
「噢，沒什麼，安托內利先生，」他慢慢地說道，「我們只是想知道你在睡夢中度過了哈里伯頓先生的公開陳述後，是否也決定要在你自己的公開陳述中熟睡呢？」
一個難為情的笑容浮現在我的臉上，我慢慢地走向陪審團席前的欄杆，並試圖把我的疏忽變成一個有利的條件。
「剛才，我想我一定是不知怎麼昏睡過去了。一分鐘前我們還在審判的開始階段，似乎只是片刻以後，我就聽到公訴人在作他的總結陳述。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記得任何一個證人所說的話，甚至連他們的模樣也記不得。然後，我聽到法官問我是否想作公開陳述，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畢竟還沒有昏睡過去。我一面為此而感到寬慰，一面想，我恐怕不得不找到一個辦法來說服你們，其實這只是審判的開始，而不是如哈里伯頓先生所認為的那樣是審判的結柬。」
我低著頭，慢慢從陪審團座席的前面走過，當我走到末端時，我轉過身，回頭看了一眼公訴人。
「哈里伯頓先生已給我們講了許多關於參議員富勒頓的事，到目前為止，就我所知道的，他告訴你們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每一件事，除了他是怎麼死的。」我轉而凝視著被告。哈邁爾·華盛頓和我坐在同一張獨立的桌子前，這是離陪審團席最近的一張桌子。陪審團也隨著我的眼神將目光轉移到了被告身上。
「公訴人也說了些關於被告韻事情。我數了數，在他的公開陳述中，有七次把他稱為一個『冷血殺手』。」
我停頓了足夠長的時問，以使他們能清楚地看清哈邁爾良好的容貌和充滿智慧的眼睛。
「他看上去怎麼也不像一個冷血殺手，是吧？」
在接下來的二十分鐘里，哈邁爾穿著他每天出庭時所穿的同樣的深色西裝，戴著同樣的與西服顏色相配的領帶，禮貌而又注意力集中地坐在那裡，我向陪審團陳述大多數生長在舊金山的黑人孩子的生活情形，陳述著眾所周知的統計數字，那些統計數字似乎暗示他們生來就註定死於槍殺或毒品。能生存下來就讓人驚訝，擁有正常生活更不可能。然而，哈邁爾·華盛頓不僅生存了下來，他在他年輕一生所取得的成績，比我們中有些人試圖取得的還要多。我沒有看筆記，列舉了他的學業成績，並提醒陪審團，從開始上高中到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榮譽學生，他沒有一次因犯罪而被捕，而且，他一直辛苦打工來養活自己。
「所以，在案件發生時，哈邁爾·華盛頓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我面對著陪審團，面帶譏諷的笑容評論道：「這個冷血殺手，剛剛乾完了費爾蒙特酒店晚宴的活兒。在這個晚宴上，有近千人花費了成千上萬美元去聽富勒頓那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演講。可他根本沒聽到這個演講。廚房裡太嘈雜了，他正在刷著鍋碗瓢盆，他什麼也聽不見。
「當他刷完盤子，他又開始和其他員工一起清理會場，為下一個宴會做準備。那天晚上他在飯店工作了八個多小時，而且是在他忙了一整個白天后做的——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左右——他在學習物理、化學以及其他一些作為一個『冷血殺手』需要掌握的知識。」
我敏銳地掃視了一下法庭，哈里伯頓假裝沒有注意到我的注視。
「這個『冷血殺手』，」我把手放到了後脖頸上，看著地面，繼續說道，「起訴方告訴你們，這是一個不管他可能從死者錢包里找到多少錢都會殺人的人，可就是他，每天白天都要學習一整天，晚上還要打工，然後才回家。」
我把手從後頸上放下，揚起了頭。
「只是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家，他沒有回家是因為他試圖幫助一個人。他沒有回家是因為他遇到了麻煩，他的後背挨了一槍。」
這些話沒有經過任何刻意的努力就說了出來，順暢地、毫無滯澀地吐出了口。我花了好幾天時間準備列有一大串要點的筆記，所以不會忘記我要講的內容。那幾十張發黃的皺巴巴的紙上寫滿了令人難以辨認的字句，它們都被放在律師席上，鎖在我的公文包里。
「我們中有多少人能做到哈邁爾·華盛頓那晚所做的事情？如果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走在濃霧籠罩的街道上，聽見幾碼外傳來的槍聲，我們中有多少能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我們喜歡想像，我們總能在該出手時就出手；如果有人處在危險中——真正的危險中——我們應該竭盡全力挽救他們的生命。我們總在夢想著做那種衝進屋裡從火中救出小孩的人，做那種聽到爆炸聲奮不顧身衝進廢墟查看是否有人還活著的人，我們想像著這樣的事情，我們當中有些人在那種情形下真的會去做；可是大多數不會。大多數人會視而不見，等待其他人——警察、消防隊員、醫護人員——然後，要是打了報警電話，就覺得盡了最大努力。
「哈邁爾·華盛頓聽到了槍聲。他沒有轉身不管，像我或你可能做的那樣。如果他那樣做的話也許可能更好一些，」我一邊說一邊緩慢地掃視聽眾。
「如果他多一分懦弱少一分勇氣，他也許不會被子彈擊中，他的生命不會被置於危險中。他就不會花九個小時在手術台上讓外科醫生先是努力挽救他的生命，而後是治好他的雙腿。他就不會被迫待在這兒為自己辯護，反駁對他的謀殺指控，而他被控謀殺的那個人恰好是他想幫助的人。」
我站在長長的陪審團席的一端，手放的欄杆上，身子前傾面向聽眾。
「但他沒有瞻前顧後，他只想到有人也許需要幫助。他沒有猶豫，一刻也沒有。他想幫助他人並立即去做了。他看見有人癱倒在方向盤旁。他打開乘客座一側的車門上了車。他把手放在那人的脖子上試了試脈搏，那人已經死了。他想弄清楚他是誰，於是把那人的錢包從口袋裡掏出來，那時他才注意到有一支槍放在汽車地板上。」
手放在欄杆上輕輕滑動著，我慢慢向陪審團席的另一端走去。
「突然一道亮光穿透濃霧射過來。此時，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了，的確害怕了。有人剛剛被謀殺。也許殺手還沒離開，也許殺手剛才一直在這兒，只是在車的另一端，也許殺手要殺死他。」
我走到了陪審團席的另一端，雙手抓住了欄杆，身子前傾面向陪審團。
「他推開車門，拼盡全力儘快逃命！這是他脫險的惟一途徑。也是他惟一能想到的逃生方式：離開了那裡。這也是每一個人在那種情況下所能想到的。
「接著，他眼前一片漆黑。他的後背被子彈擊中了。他絕對沒有聽見槍聲，他沒聽見任何聲響。」
當我轉身離開陪審團走向哈邁爾·華盛頓旁邊的空椅子時，只有我的鞋跟摩擦地板時發出的聲音打破寂靜，在另一張桌子旁，哈里伯頓正匆匆地做著筆錄。
第一個被原告叫上來的證人是本市驗屍官。魯珀特·希契科克大夫有著一對窄窄的肩膀，雙頰內凹，眼窩深陷，他佝僂著背坐進了證人席。哈里伯頓問了一些關於他的執業資質和經歷等常規問題，這位醫生問答問題時神情倦怠、聲音乏力，以致哈里伯頓好幾次要求他聲音再大一些。
只有在討論死亡本身的時候，這位好大夫的回答才變得有些生氣。當被要求描繪死者致命的創傷時，他幾乎瘋狂起來，他用示意圖講解子彈的行進路線，講解子彈如何穿透傑里米·富勒頓的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