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兩天，我依然以固有的方式繼續著「陪審員資格初審」，一個接一個地提問，試圖依次說服每個陪審團成員，讓他們認為我是他或她可以信賴的人。我的提問和第一天問過的一樣，還是那些和他們的生活以及信仰有關的問題，有一個問題我總是要問：在他們考慮投票判定一項罪名之前，是否會堅持要有確鑿的、令人信服的、沒有任何疑點的證據。現在我的提問方式和以前惟一的區別就在於，在湯普生法官那雙充滿惡意的眼睛注視下，我提問的速度明顯加快了，而且不會把同一個問題重複兩遍。
到星期五上午法庭召集有關人員的時候，我們要結束挑選陪審團成員的過程。一切都在按照計畫進行。在我們開始後的一個小時里，公訴人和辯護律師剩下的工作是對最後一名陪審團成員進行質詢。除非以什麼事由提出反對，也就是說。除非有存在明顯偏見的例證，下一個被選入陪審團的人，應該就是我們需要的第十二個——也就是最後一個陪審團的成員。現在，我只想問一個問題，我很明白，這也許會是任何一個陪審團成員聽過的最奇怪的問題。
「德威特先生，請告訴我，你認為是誰殺死了約翰·肯尼遮？」
公訴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我反對！」他叫道，「這簡直是在胡鬧！這個問題和案情毫無關係，陪審員的資格認定、本案的審判以及任何可能與之相關的事情都和這個問題無關！」
如果克拉倫斯·哈里伯頓是湯普生喜歡或者可以忍受的人，湯普生可能會讓我問一些別的問題，這事也就到此為止了。但是他對哈里伯頓厭惡至極，以致他不能忍受任何可能有利於哈里伯頓的事情，除非他確信自己沒有其他選擇。
湯普生困惑地緊鎖著眉頭，說道：「這是個非常特別的問題，安托內利先生。」
「真的嗎？」我回答道，好像自己從不認為這個問題有什麼特殊之處。
「好吧，也許是有點兒，讓我重新表述一遍。」
我對著那個陪審員笑了一笑。他三十來歲。油膩的黑頭髮貼在頭皮上，一件已經有些褪色的短袖紅襯衫緊繃繃地勾勒出他碩大的肚子。
「讓我來這樣表述一下我的問題：你認為肯尼迪謀殺案是李·黑尼獨自一人所為，還是另有同謀？」
哈里伯頓舉起了雙手。
「法官大人！這是……我不知道這是在做什麼！」
很顯然，從湯普生臉上的表情來看，他也不知道我這是在做什麼，但他並不打算讓我停下來。
「安托內利先生，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你在做什麼？」
我的眼睛向下瞟了一眼哈邁爾·華盛頓。此刻他正面無表情地坐在我旁邊的椅子上。
我接著說道：「法官大人，這是一起對謀殺案的審判。被告已表示不服罪……」
湯普生白了我一眼。
「是的，那麼……」
「那麼，法官大人，我們知道犯罪行為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受害者是美國參議員傑里米·富勒頓，他是被謀殺的。而被告堅持說，他並不是兇手。那麼很顯然。真正的兇手另有其人。」
湯普生試圖跟上我的思路。但是，他越努力這樣做，就越是感到困惑。他眯著眼睛，歪著嘴巴，直到整個嘴巴幾乎都歪到了臉的左邊。
「被告認為是其他人殺了參議員富勒頓，這和約翰·肯尼迪謀殺案之間存在什麼可能的聯繫呢？別的不說，就這兩個案子而言，二者之間已經間隔了大約四十年。」
「非常正確，法官大人。」我回答道。與此同時，公訴人卻在一旁搖頭。
「直到現在我們仍然不能確定誰是謀殺肯尼迪的幕後真兇。撇開這一點不說，我在和德威特先生探討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類似的案件中，一個涉及美國參議員、加州州長候選人——一位被公認為總統候選人的有力競爭者的謀殺案中，是否應該把受害人的死簡單地看做是又一起偶然的暴力行為？」
哈里伯頓已經怒不可遏了。他漲紅了臉，眼珠幾乎從眼眶中迸出來。
「法官大人，」哈里伯頓開口時已經憤怒至極，幾乎都快要說不出話來。
「他先是問了一個與本案沒有任何聯繫的問題，現在，他又開始和陪審團辯論他的案子！」
湯普生認為這是自己取得的小小勝利。他面向哈里伯頓彎下腰，嘴角浮現出看似同情的笑容。
「公訴人，不要過於激動，」他的語氣聽起來平靜而柔和，但對此刻的哈里伯頓而言這無疑是火上澆油。
仍然啞口無言的哈里伯頓還沒喘過一口氣來，湯普生又開口了：「我可以到會議室和律師談談嗎？」
當我們坐到湯普生的桌子前面時，公訴人的面色已經恢複了正常。他故意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以此來掩飾自己的憤怒。因為我們現在離開了法庭和公眾的視線，湯普生也改變了態度。剛才他的動機是刁難他的宿敵，現在他又開始跟我算賬了。
「聽著，安托內利，我做法官已經很長時間了，但你的問題是我所聽到的問題中最奇怪的一個，你認為是誰殺害了約翰·肯尼迪？」他模仿著我在法庭上的口氣，用一種呆板的節奏說道。湯普生眯縫著眼睛看我，好像是醫生在檢查病人，他繼續說道：「也許你不知道，可能俄勒閃和這兒不太一樣，但在這裡，只有當被告，而不是他的律師是瘋子的情況下，這種愚蠢的辯護才有可能奏效。」
哈里伯頓還沒來得及從湯普生對我的訓斥中獲得滿足，就成了下一個被攻擊的對象。
「至於你，」湯普生不無譏諷地說道，「你要做的就是站起來，告訴法庭你有疑問，而不是向所有人顯示你充滿正義的憤怒。你從中又得到了什麼呢？安托內利開始面對全體陪審團發表他小小的演講了。公訴人先生，你最好明白這一點：我是不會替你效勞的。如果你不介意是否讓陪審團聽到一個有關本案一定是某種政治謀殺——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就是律師先生試圖暗示我們的東西——所以被告無罪的演講，我是不會反對的。」
哈里伯頓臉色鐵青。他緊緊地咬著嘴唇，雙手顫抖著，極力控制著不把他的想法表達出來。
「我會記住的，法官大人，」最後他說道，為了不去冒犯湯普生他盡量用這種正式的法庭語言。
湯普生迅速而又果斷地點了點頭，說道：「好了，就這樣吧。我們必須言歸正傳。因為我們終於結束了選擇陪審團成員的工作。」哈里伯頓提醒他：「我還沒有詢問最後一位陪審團成員。」
「不用著急，你會有機會的，」湯普生不耐煩地說，「但不能佔用很長時間，除非——」他眼中流露出厭惡的神情，又加上一句，「你也像安托內利那樣，開始問有關林肯被謀殺的問題。」
湯普生停頓片刻，眼睛冷冷地盯著地板。他在椅子中來回晃了晃，抬起眼睛看著我，搖了搖頭，低聲咕噥道：「『你認為是誰殺了約翰·肯尼迪？』我想我以前也聽到過這個問題。」
我們回到了法庭，舉止文明優雅，好像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惟一的行為方式。我沒有再問最後一位陪審團成員什麼問題，公訴人問了三四個問題，接著陪審團成員發了誓。用一種友好的對話的語氣，湯普生告訴他們第一件任務就是利用當天剩下的時間回去休息，像平時那樣告誡他們不要談論此案。之後，他讓陪審團的五位男士和七位女士先回去，下星期一早上重新集結——那天審判將會正式開始，而他們將決定哈邁爾·華盛頓的生死。
當陪審團成員一個接一個地離去後，哈邁爾問道：「我們現在的情況怎麼樣，安托內利先生？」
這個問題我以前被問過上千次，在每一個需要陪審團參與的案件中，這樣的問題都會被問起。被告急於想從這個神秘的程序中發現一些意義，這個程序對於這些不幸被告上法庭的可憐人來說，是一個奇怪的不可理喻的神秘事物；而對於我們這些半生都要待在法庭上的律師來說，則是麻木不仁，見怪不怪。他們總是會問問題，我總是給他們相同的答案——一個他們急切想得到的，讓他們放心的答案。他們想讓我告訴他們：事情進展得很順利，一切都挺好，用不著擔心。這就是他們真正想要的回答：確信自己不必擔心；即使在明天、後天，或者大後天，自己可能要擔心，但在現在，今天，他們可以放鬆一下了，感到幾乎又恢複正常了，哪怕只有一小段時間。
「我們現在情況怎麼樣？」哈邁爾又問道，那雙清澈無邪的棕色大眼睛裡飽含著希望。
我想要說「我們一切都好」，但只吐出了前兩個字。我笑了笑，說道：「實際上，我們要被槍斃了。」
他愣了一會兒，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接著他好像知道了我是在開玩笑，他笑了起來，我可以看出他是多麼的放鬆。每個人都是心存希望的。
我沒有就此結束談話，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道：「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陪審團。他們看起來很公正，而且他們看起來對這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