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給我的地址是薩特街，距離聯合廣場和聖弗朗西斯飯店不遠。我把公文包放回房間後就出發了。走了四個街區，我才找到這個地方。這是一個狹窄的臨街店面。窗戶上的金字已經褪色，上面寫著「進出口部」。門上掛著「停業」的牌子，屋裡也沒有一點兒燈光。我看了看手錶，不知道自己來得究竟是有點兒早還是有點兒晚。現在是六點整，正是他讓我來的時間。他不守時，這讓我很惱火，但同時又有些如釋重負的感覺。顯然，伯格多諾維奇要對我說的事情並不是十萬火急。
我轉身離開，盼望趕快回到酒店，好準備一下晚餐時間和瑪麗薩·凱恩的約會。還沒走出兩步，就聽見身後的門開了。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用他那獨特的嗓音低聲叫著我的名字。他的半截身子隱藏在陰影中，他朝我揮了揮手，示意我趕快進去。我剛邁進屋裡，他就立刻關上門，帶我向裡面走去。
整個商店裡瀰漫著一股陳腐的味道，好像有什麼東西自從放到這裡以後，就再沒動過似的。在一個長長的玻璃櫃里擺放著各種各樣用黃銅和紅銅打造成的廉價珠寶，碩大的中國花瓶上布滿了灰塵，用麻繩捆綁的東方地毯豎著堆在一起，幾幅名不見經傳的油畫高高地掛在牆上，金色木製畫框底部的一角用線懸掛著小小的白色價格標籤。環顧四周，你就會產生一種感覺，似乎這裡沒有賣出去過一件東西，而且其中一些貨品自從當初被裝上巨大的高桅帆船上，從中國或者更遠的地方運到舊金山以後，就一直放在這裡了。
在後面一個漆黑的附室里，伯格多諾維奇打開了擺在一張小木桌上的金屬燈。這個凹室緊挨著一個通道，大概通向一個儲藏室——不過這個地方為什麼需要儲藏室本身就是一個謎。一堆看上去像是訂貨單和發票之類的東西，整整齊齊地擺放在桌子上，我估計這個小小的地方就是他的辦公室。伯格多諾維奇示意我坐在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上。等我坐好，他就正對著我坐下來。他伸手從抽屜里拿出一瓶俄國伏特加和兩個小玻璃杯，也沒問我想不想要，就把兩個杯子都斟滿了。
他舉起杯，朝我點了點頭，一口氣全喝了下去。我抿了一口，把杯子放到桌子角上。
「這酒應該冰鎮一下，」他有點抱歉地說。
我本來就不能確定我為什麼會來這兒，現在來了之後，我開始後悔。我想開門見山。
「你說你想見我，你認為我可能有某種危險。」
燈光落在桌子中間，形成了一束小小的光柱，光柱以外的任何東西，包括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本人，都淹沒在黑暗之中。漸漸地，我的眼睛適應了這一切，眼前出現了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古怪的臉型和不同尋常的眼睛，那張臉再一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眼睛上覆蓋著厚重的眼瞼，那種神態看上去似乎是既想和你親近，又要拒你於千里之外。我想，他這種人既可以做出最慷慨的友好行為，也可以做出你能想像到的最殘忍的野蠻行為。
「我們都身處危險之中，安托內利先生。自從我們一起在阿爾伯特·克雷文家共進晚餐的那個晚上，也就是在那時我向你暗示傑里米·富勒頓謀殺案可能不是一個偶然的暴力行為；之後，就一直有人跟蹤我。我敢肯定，他們還在竊聽我的電話。」
我深吸了一口氣，又慢慢地呼出來。我第一次有了一絲輕鬆的感覺。一切都明白了：他為什麼一從法院出來就跟蹤我，而且不止一次，是兩次；他為什麼要追上我，鬼鬼祟祟地跟我交談幾句，強調他有很緊急的事情必須告訴我，然後就消失在安全的陌生人群之中。儘管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的外表令人生畏，但他畢竟是一位老人，整日被自己創造出來的惡魔纏繞著，逃避著他無法改變的過去——那個除了他之外，沒人關心，或者根本就沒人記得的過去。我越是近距離地觀察他，越是肯定這一點：他是一個上了歲數的人，失去了辨別哪是自己的認同、哪是周圍人的生活的能力。他聲稱我處在危險之中，每個人都在跟蹤他。
伯格多諾維奇碩大的腦袋猛地向前伸了伸，開始笑起來。他那深沉的、銅鐘般的笑聲在四周漆黑的牆壁上回蕩。
「不，並非如此，安托內利先生。我不是一個在偏執狂的幻想中苦苦掙扎的孤獨老人！」
他突然爆發出來的力量讓我大吃一驚。
「不，」我申辯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只是沒有說出這樣的意思，」他說道，口氣里不帶絲毫怨恨，「你是這麼想的。為什麼不應該這麼想呢？這完全是正常的反應。」
一絲難以捉摸的微笑滑過他的嘴邊。然後，幾乎像在念旁白，他補充說：「雖然我不得不承認，我很少享受過以一個普通人的角度觀察問題的樂趣。」
這種想法似乎引起了他的興趣，笑容在他的嘴角上多停留了一會兒。然後，他眨了眨眼睛，敏捷地點了點頭。
「不，安托內利先生。我確信有人在監視我，毫無疑問，對你來說，這同樣也意味著危險。」
他又倒了杯伏特加，邀請我與他共飲。不像第一次那樣一飲而盡，這次他只喝了一點點，和我喝的差不多。
「你要明白，安托內利先生，」他說話時，眼睛仍然盯著杯子。
「我相信我知道傑里米·富勒頓為什麼會被謀殺。」
難道我被邀請到這兒，坐在這個陰暗偏遠的店鋪的角落裡，是為了聆聽又一場有關歷史和偶然之間的差別的演說嗎？
「我記得你說過，一個美國參議員不可能在一次偶然的暴力行為中被殺害。」
「我說的不是理論上的普遍性，安托內利先生，」
他說著，從酒杯上抬起視線。
「我說的完全是一件特定的事情。你知道，安托內利先生，我認識傑里米·富勒頓，我相信在某些方面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
我心裡琢磨，他怎麼會認識富勒頓，又怎麼會那麼了解他。伯格多諾維奇好像又一次猜透了我的心思。
「他第一次當選國會議員時，我就認識他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在男孩子氣的魅力背後，傑里米·富勒頓是一個非常無情的人，根本沒有一點兒良心。」
一絲冷峻的笑閃過他的嘴邊，我感到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一度也屬於他剛剛把傑里米·富勒頓列入其內的那一類令人遺憾的人。
「安托內利先生，背叛一個信任你的人，不像大多數人想得那麼簡單。我發現，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這樣做，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過，也是帶著極大的不情願，然後再設法為自己所做的事情編造出一個自己滿意的借口，告訴自己這樣做是因為沒有別的選擇：這是事關生存的大事，是保護其他人的問題，是其他許許多多可以為我們的行為提供借口的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傑里米·富勒頓從不擔心這些，他能毫不猶豫地背叛別人。他確實具有一種非同尋常的能力。被他利用過的人，一旦失去了利用價值，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他們忘掉，就像他們從來沒存在過一樣。」
我開始逐漸意識到他在告訴我什麼，雖然我至今還沒對他要表達的意思和可能達到的程度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
「你是說，傑里米·富勒頓，一位美國參議員，被克格勃僱用了？」
「不，安托內利先生，我絲毫沒有那個意思。我們沒有僱用傑里米·富勒頓，他是主動找上門來的。這件事發生在他第一次進入國會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那時他是一個來自加州的年輕的國會議員，沒有資歷，沒有被指派過任何重要的職務——只不過是又一個在自己的地盤以外無人知道的、微不足道的議員。但他有更大的野心，遠遠高於做一個默默無名的眾議員。他不僅具有更大的野心——華盛頓到處都充滿著野心勃勃的人——他同樣還缺乏耐心。他是這樣一種人，在他看來每一件事都是實現另外一件事的工具。毫無疑問，在我的印象里，無論如何，甚至在他最初得知入選眾議院之前，他就已經開始考慮如何進入參議院了。
「是他主動找到我們的，安托內利先生，我們沒有僱用他。起初他說想和我們進行私下討論，希望最終能夠改進兩國之間的關係。這是我所見到的最令人吃驚的事情：一個新當選的眾議員說起話來的口氣，就像是參與兩國幕後談判的國務卿。這是他起初引起我興趣的地方：他是多麼容易將自己假定成重要人物。他的見多識廣也令人驚訝：他不僅了解美國和蘇聯目前的關係，還了解俄國歷史、俄國革命以及蘇聯經濟的運作。他竭力把這些知識當做他一生的愛好說出來，也許確實如此，但我後來慢慢了解到，他屬於你們美國人稱為『過目不忘』的那類人。他無情無義，但也確實聰明過人。
「我們開始討論——哦，許多話題，安托內利先生！討論的範圍很廣，涉及每個能夠想到的話題，但從沒有一件事情能讓他妥協。然後，在後面的幾個月里，他開始談到他在眾議院的失意，談到他對政策性的問題無力施加任何重要的影響，談到如果他能夠進入參議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