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助阿爾伯特公司的所有資源，利用三家不同的偵探事務所二十四小時的服務，我對哈邁爾·華盛頓的每一個朋友、每一個親戚、每一個在他就讀的大學以及他工作的地方與他相識的人都進行了詢問；並且，哪怕從其中一個人那兒了解到的情況與另一個人的稍有絲毫差異，詢問工作都會重新進行一遍。
槍、子彈、汽車本身，法庭上的每一個證據都經過了一位又一位專家的逐一檢查、分析和討論。那條哈邁爾從費爾蒙特酒店出發，行至發現傑里米·富勒頓死亡現場的路線，測量的長度已經精確到了英寸，而時間也已精確到了秒。每一分該花的錢都花了，每一件該做的事情都做了。現在總算到了開庭的時候。
我們在一片寂靜中等待，偶爾傳來用手掩住嘴發出的咳嗽聲、腳步移動聲以及一些人拖著腳尋找座位時發出的聲音。哈邁爾·華盛頓身著普通的灰色套裝，配著白色的西裝襯衣和挺括的絳紅色領帶，坐在我旁邊的木椅上，也就是離陪審團最近的那個位置。他旁邊的地板上，放著那副藉以支撐行走的拐杖。他那雙柔軟的、淺褐色的手交叉著搭在膝蓋上。他半垂著眼瞼，一雙大眼睛疲倦而漠然地望著那些在卷著厚厚的速記紙的打字機前忙亂的法庭記者。
在原定開庭時間過去十五分鐘之後——也就是說，在被告人、公訴人以及每一個將在審判中行使職責的人，為避免引起法官的憤怒而準時出庭一刻鐘之後，審判室的門被推開了。受人尊敬卻又具有報復心的詹姆斯·？湯普生機械地朝著法官的座位走去，他的眼睛盯著前方的地板，好像任何時候只要走錯了方向，就會立即責怪他的腳似的。他重重地摔下懷裡抱著的文件和書籍，命令法警把那幫陪審團候選人帶進來。
幾分鐘後，法庭的後門打開了，二十多個男女像被夾在兩道欄板之間的羊群一樣，被趕到了木欄杆後面的兩排凳子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這排欄杆把演員連同他們的演出一併和觀眾隔離開了。
和大多數法官一樣，湯普生認為遭受律師和傻子無休止的折磨，對他們來說，尤其是個負擔。他從不認為，這兩種人是完全不同的。與之相比，他更喜歡陪審團，大多數法官也都如此。因為那些人是他從沒見過的陌生人，他可以向他們灌輸那類具有公眾意識的市民應當具備的高尚美德，教育他們應該如何渴望公正強調公平。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就是陪審團得聽從他所說的一切，並且對他要求的任何事情不得提出異議。
湯普生歡迎那二十多個陪審團候選人時，就像多年不見的好朋友。他目光和藹，彬彬有禮，十分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他們將要承擔的重要責任。面對來自生活中不太熟悉的人的說教，他們認真地傾聽著他所說的每一個字，就像小學生聽他們的新老師上第一堂課一樣。他帶著慈祥的微笑告訴大家，他們要在這裡裁定一起刑事案件。
當他宣布「被告被控犯有一級謀殺罪」的時候。他的笑容消失了，一絲難過的表情浮現在他的嘴邊。
湯普生一字一頓地讀著指控書上的每一個字，以便他的聽眾能夠理解每一處細微的差別。他讀完後，放下文書，把手放在凳子上，身子前傾。
「現在被告已經表示不服罪，這就意味著被告否認了對他的指控。」
法官停頓了一下，他的眼睛眯縫著，好像在搜尋著什麼，他前額的皺紋更深了，在他開始講話的時候，聲音中有種緊迫的語氣，彷彿他不論怎樣誇大他對他們所說的事情都不算過分。
「當犯罪嫌疑人表示不服罪的時候，公訴人就有義務證明被告的罪行——並且要證明得讓人沒有理由提出疑問。」
他從前兩排座位的一邊望到另一邊，眼睛盯著一個又一個陪審員。
「這就意味著，」他繼續說道，「在你們聽完這個案子的所有證據之後，你們必須——我再強調一遍，你們必須——認定被告無罪，除非你們認定被告的罪行已被證實——不是根據可能性，不是合理的想當然，也不是勉勉強強差不多，而是被證明得讓人沒有理由提出疑問。」
此時就像在禮拜結束的那一時刻，在那長久的心元雜念而又寂靜的時刻里，對於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都不存在任何困惑；在這一清澈澄明的時刻里，一種永恆的東西正在直接對心靈講話。這位法官一直望著陪審團候選人員，最後一次提醒他們他所說的這些話的嚴肅性，這也是在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前他惟一能說的了。慢慢地，他的眼神失去了銳利，表情也不像剛才那麼堅定了，他向他們點了點頭，身子向後靠，好像是在告訴那些陪審團候選人們，課就上到這兒了。
「現在，讓我介紹出庭人員。」
他首先介紹了公訴人，接著是辯護律師和被告，湯普生法官向陪審團候選人詢問，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和我們中的任何人認識。沒有人舉手。沒有人認識克拉倫斯·哈里伯頓，沒有人認識我，也沒有人見過被指控謀殺了傑里米·富勒頓的年輕人。法官又詢問陪審團候選人，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已對本案形成了某種看法，大家都表示沒有。我在想，是否會有人相信他們真的沒有事先形成意見。
按照法庭的指示，書記員隨意抽出了十二個陪審員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男人或女人，從他們在前兩排木長椅上的座位上站起來，收拾起他們的外套、毛衣或是隨身帶來用以打發每天早上等待被叫的那段無聊時間的書本，向陪審席走去。他們下意識邁著緩慢的步伐，一個挨一個坐下來，用一種不情願的眼神，回頭望了望滿屋子注視著他們的面孔。
在最後一個名字被叫到，第十二個陪審團成員坐到最後一個席位上之後，法官把剩下的事情移交給了律師——但必須是在他確認每一個人都不知道他們贊成哪一方之後。
「律師會問你們每個人一些問題，」他說道，「就像一個友善的鄰居，隔著後院的柵欄和你聊天一樣。這個過程叫『陪審員資格初審』，別讓我來解釋它的意思是什麼，」他說著，很快忍住笑，「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幾個陪審團成員點了點頭，其他幾個笑了笑，但是每一個人都在心裡笑了起來。
「律師會問你們一些問題，以確認是否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本案的陪審員。這些問題絕不是想要故意刁難你們。」湯普生朝律師的桌子方向瞟了一眼，帶著理解的笑容繼續說道，「如果他們問了不該問的問題，我會處理這一切的。」
陪審團成員們有的抬起下巴，頭微微側向一邊；有的身體前傾，他們用各種方式向大法官傳遞著一個信息：他們知道他是最值得信賴的——他也不相信律師。
湯普生坐回到高高的皮椅上，一邊帶著漠然的語氣叫著「安托內利先生」，一邊開始查看他帶到法庭上的厚厚的文件夾中的文件。
當書記員把陪審團成員一個一個地叫到陪審席的時候，我瞟了—眼我臨時製成的表格，上面寫著每一個陪審員的姓名和編號。
「告訴我，德萊桑德羅女士，」我問道，抬起頭望著一位粗脖子短胳膊的中年女性，「您在洛杉磯住了多長時間了？」
「資格評審」是律師們一直在努力將之轉變為一門科學的藝術形式。心理學家將其稱為掌握人類行為的知識，可以預測在任何特定的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反應。陪審團顧問是最近出現的一種職業類型。律師們認為，從三十秒的電視廣告中學到的勸服方法，都會比過去從所謂的法庭修辭中學到的更多，他們支付一點兒錢給那些所謂的專家，讓他們來告訴自己哪些人應該留在陪審團內，而哪些人則不應該留下。律師們總是相信任何事情，就是不相信他們自己的判斷。但是如果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他們希望哪些人留在陪審團的時候，你不得不懷疑他們在法庭中究竟要做什麼。
「在搬到洛杉磯之前，您在哪裡居住？」我問道。
我已經開始了這場冗長的、有時沉悶的「資格評審」程序，我不知道它會是什麼結果。我從不知道它何時開始，又將朝哪裡發展。我會問他們住在那裡，究竟做什麼工作，他們在什麼地方長大，在哪裡上學，是否結婚，是否有孩子——這些問題也是在晚餐、宴會或飛機上坐在你旁邊的陌生人通常會問的問題。一個問題會引出另一個問題，就像兩個剛開始認識的人進行的對話一樣。
我表面是在向德萊桑德羅女士發問，實際上我們是在交談。她的舉止發生了變化：她變得放鬆了些，好像忘了有幾百個觀眾正在聆聽我們所說的一切，而不像先前由於和一個剛認識的人說話而表現出一種下意識的矜持。
關於我想要哪種人成為陪審成員的問題，是我的秘密，我很少告訴別人。我對那些大家認為會對被告產生同情的人不是特別感興趣，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從未想像過自己會做錯事的陪審員。我想讓他們像歃血發誓一樣，承諾他們永遠不會違背法律，即使恰好遇到他們不喜歡的法律也是如此。我想要的是這樣的陪審員，即使他們自己認為某人是有罪的，但只要按照法律的規定他是無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