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開始工作，午飯時間也沒停下來休息，埋頭閱讀警方的報告、法院的報告、病理學家的記錄，還有一系列冗長的新聞剪報——那些剪報恰到好處地反映出傑里米·富勒頓被廣為傳揚的政治生涯。我手裡拿著一支鉛筆，硬著頭皮看完那些沉悶乏味的官方報告，每讀完一頁，我便停下來簡短地記下一個詞、一個甸子，或是某些對我有所提示的東西，它們能在日後使我回憶起某些我認為需要記住的東西。我始終都在做備忘事項的清單。
我開始閱讀富勒頓已經結束的政治生涯的編年史，我放下了手中的鉛筆，把這本厚重的剪貼簿攤在大腿上。收集進來的剪報形成了一個不太完整的傳記，足以讓人了解一個被引入公眾視野的人的一生。
我並不是第一次閱讀這類剪報冊。然而此刻，當我帶著對傑里米·富勒頓真實一面的了解，用一種不同的眼光來閱讀它的時候，在那些意氣風發的照片里我發現了以前不曾看到的東西：在記錄下一長串選舉之夜的所有照片里，獲勝的候選人充滿自信地面對著鏡頭，身邊站著崇拜他的妻子；在所有的照片里，一切似乎都沒有任何變化，除了他們兩人的衣著，還有圍繞在他們身邊的那些朋友和支持者們的面孔。
當我翻看著最後一次選舉的那些照片時，我簡直能感受到現場的興奮，幾乎聽到了人群中發出的那種狂熱美妙的呼喊聲。傑里米·富勒頓就在人群之上，不曾被打敗的，看起來也是不可戰勝的富勒頓，正微笑著回應他的民眾，他身上散發著一種溫文爾雅的魅力，使他的野心看起來像是一種責任，而他心裡卻一直都清楚地知道，某一天他或許能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但是卻永遠不能擁有自己的孩子。
梅雷迪思·富勒頓認為她丈夫永遠不會把他不育的事實告訴別人，我一邊合上剪貼簿，一邊猜測著她的判斷是否正確。我匆匆地寫下一個便條，問自己一個問題：假如富勒頓還活著，當阿莉婭·戈德曼直接告訴他自己懷孕的消息，並且對他說他就是孩子的父親時，富勒頓將會作出什麼反應呢？我的腦海里又閃出另一個想法，於是我在這個問題下面又塗上幾筆：那麼誰是孩子的父親？
我回到開頭部分，重新開始瀏覽所有的材料。地區檢察官在和法官耍完各種態度之後，做了他本該做到的事情，把我需要的有關警方的全部資料都交給了我，可惜它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東西。我原本指望在那兩位警官過往的記錄里能找到些什麼，至少可以指出他們存在失職的可能；或者發現什麼線索，可以推論出那把用來殺死傑里米·富勒頓的槍，在哈邁爾·華盛頓倒地後，在離他伸出的手只有幾英寸遠的地方找到的槍，是被警方放在現場的。然而，馬庫斯·喬納已經在警察局服務二十四年。而且從未受過任何處罰。他的搭檔戈蘭琪·歐萊瑞當警官的時間，短得還不足以惹上任何麻煩。在事件發生之前，她從警察學院畢業還不到六個月。事件發生的那晚，只是她第三次和喬納一起執行夜間巡邏。
傍晚時分，正當我打算絕望地舉手投降時，我表哥鮑比從這間臨時辦公室的門邊探進頭來，問我想不想出去喝一杯。
我們走到街角處的一個地方，那個地方的每個人似乎都能叫出鮑比的名字。我們在吧台對面靠牆的一張高桌子旁坐下。這家酒吧的房型有些狹長，天花板離地面很高。一個六十來歲、滿臉憔悴的侍者走過來，盡量地彎下腰，以便能在此起彼伏的喧囂聲中聽清我們點的東西。我們正位於金融區的中心，此時恰是一天工作結束的時候，坐在我們周圍的都是些穿著名貴西裝、配著簡約風格領帶的中年男人。
他們交流著最近的新聞和最新的傳言，其中一些人只是在回家前來喝上一杯，另外的那些人，則會一直喝到夜色降臨或許更晚。
「如果這個警察，喬納，有這麼無可挑剔的記錄，」鮑比問我，「那麼他在工作二十三年後還待在一輛巡邏車裡幹什麼？為什麼他沒混上探員，或者別的什麼類似的職位？」
我對馬庫斯·喬納沒什麼了解，但是我卻對警察局內部的情況略知一二。
「有些警察不願意玩那種『爭上游』的遊戲，」我對鮑比解釋道。
「而且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的確願意留在街上工作。除此之外，喬納是個黑人，或許二十三年前在他最早開始工作時，不是那麼容易得到提升。」
侍者給我們送來了酒。不等我伸手去拿錢包，鮑比就把二十美金放在了桌上。
「這麼說來，你擁有的材料是，」他一邊說著，一邊嘗了一口他點的曼哈頓酒，咧開嘴沖我笑了笑，「一個熱愛工作的誠實的警察和一個幾乎剛從修道院出來的小處女。」
我剛喝下一口蘇格蘭威士忌，等它熱辣辣地流過喉嚨，才開口回答鮑比。
「不，」我回答的時候，報之以同樣的露齒一笑。
「是他們有誠實的警察和初出茅廬的女警。而我有的是那個黑孩子，他在逃離犯罪現場時被警察擊中，而且剛好又在他手邊找到了殺人兇器。順便說一句，在我剛讀過的一份報告里，他們還給那個黑孩子製造了一條記錄，記錄表明他在未成年時即有過威脅他人的不良行為。」
鮑比撇了撇嘴角，挑起眼眉，那表情既像是在揶揄，又像是激將。我們小時候他就常常用這種方法，刺激我去嘗試任何事情，只要我認為那是他早已做過的。
「地區檢察官沒有機會勝訴，是嗎？」
「他倒是不會那麼認為，」我同意鮑比的話。我又喝了一口，慢慢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那孩子沒幹那事兒，我有把握這麼說。」
鮑比並沒有迴避推理得出的結論。
「那麼槍一定是警察放的了。」
一定還存在著另外一種解釋，這個解釋不需要去證明警察方面的失職。我被這個問題困擾了一整天，現在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事情也有可能是以警方描述的那種方式發生的。那把槍可能在他手裡。那孩子一定怕極了，別忘了，那時他挨了一槍。他說他沒有動那支槍，並不意味著他真沒動過。」
我在腦海里觀察著事件發生的過程，同時努力描述出我所看到的情景。
「他聽到有人走近。他知道有人在外面，那可能就是殺死富勒頓的兇手。他會不假思索地拿起槍，貓下腰從車裡溜出來，飛奔著逃命。他跑得越來越遠，他拿著槍，警察認為他殺了人，他們看到了他，而且也看到了槍。他停下來，或者他在遲疑，也可能他回頭張望，手裡仍然拿著那支槍。他們認為他想要開槍，他們認為他想打死他們，於是他們先開了火。」
我在警方報告里讀到的一切，哈邁爾·華盛頓曾對我講過的一切，現在開始匯合在一起。
「他說，在他們向他開槍之前，他沒有聽到任何凇警告；但是，很可能只是他記不得了。」
鮑比看著我，等待我繼續說出下文，可是這就是我能說出的全部內容，我知道它還不足以解釋什麼。於是我開始大笑起來。
「不是很讓人信服，是吧？即使那就是實際發生的事實，他們仍然抓著他的把柄：他在車裡，他拿著槍，還有他企圖逃跑。」
我對鮑比說起富勒頓夫人講過的一些事情，告訴他，她是何等堅信殺害她丈夫的兇手一定另有其人。我幾乎要告訴他，關於阿莉婭·戈德曼的身孕以及為什麼傑里米·富勒頓不可能是孩子的父親的那些對話。鮑比是我的表哥，我完全信任他，但那些畢竟不是我的個人隱私，我無法與他分享。
鮑比喝完了杯中的酒。
「雖然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但是有很多人為他的死而感到高興，」他把空杯子推到一邊，往前傾了傾身體。
「我認識一個人，他能告訴你很多關於富勒頓的事，這個人熟知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活。你想見他嗎？里奧納多·列文。我們大學時在一起，他現在是國會議員，眾議院規則與管理委員會裡最有權威的成員之一。我最早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只是個瘦得皮包骨頭的男孩，臉色一點也不好，還戴著矯正牙齒的牙套呢。」
鮑比說完大笑起來。我們起身離開桌子，他用胳膊摟著我的肩膀，笑得愈發厲害。穿過吧台周圍混亂的人群，我們走到門外。
「讓我給你講講列尼的事兒，」他說道。
「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打橄欖球的時候，每個人都想做我的朋友，每一個大學生聯誼會都希望我能參加。列尼在學校住宿。當我和那些所謂的好朋友們去參加各種聚會，享受我們認為的快樂時光時，」
他繼續說下去，笑容裡帶著一絲悔恨。
「列尼寧願待在圖書館裡，一直坐到屁股發麻為止。當我告訴別人，自己是多麼辛苦地參加橄欖球訓練，憑一份體育獎學金來上大學時，列尼卻在靠自己打工完成學業。我是怎麼認識他的呢？學校里有人負責給球隊隊員洗熨衣物，然後在每天訓練前把乾淨的物品發給我們，列尼就是其中一個在洗衣房幫忙的人。你想我們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