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阿爾伯特·克雷文向我發出邀請時，他同時為自己沒有早些和我聯繫而表示了歉意。他堅持說，那不是因為他對這個案子以及我正在著手的工作不關心，而是因為他不得不集中精力處理一件特別複雜的民事案件，完全沒有時間關心別的事情，所幸現在終於結案了。我正往他辦公樓的人口處走去，卻看見前面不遠的地方停著一輛加長轎車，克雷文正從搖下玻璃的車窗里伸出手來招呼我。
「我想我們可以到我的鄉村俱樂部共進午餐，」我上車時他親切地對我說道，然後拍拍司機的肩膀，「麥塞德湖。」
他陷進鋪著長毛絨的真皮座椅里，開始說些什麼，然後又搖了搖頭，在衣服口袋裡摸索著，像在尋找什麼東西。
「哦，在這兒，」他一邊說著，一邊從西裝外衣的左口袋裡掏出一張小紙片。他戴上眼鏡，研究著什麼人寫下的字條。
「這是我臨離開辦公室時接到的，」他解釋說。
「地區檢察官打來電話，留下口信說，他和你說過的事是認真的，如果你願意進一步和他討論的話，就儘快給他回電話。」
聽完這話我臉上的反應讓克雷文一時摸不著頭腦，他禁不住問我：「他的做法讓你覺得可笑嗎？」
「我們走進會議室，他對湯普生法官說，決不做任何抗辯交易。我們一離開法庭，他就告訴我忘掉他對法官說過的話。兩分鐘之後，他走出去在走廊里，向全世界承諾，審判將會如期進行，不過那也只是為了履行處以死刑前的法律程序。而現在，顯然他剛回到辦公室，又打來電話讓我知道，我不必拿他對別人說的話當真。」
克雷文的嘴邊露出一個會意的微笑。
「『哈里伯頓，半心半意的傢伙。』他總是這樣。他無論說什麼都是為了追求某種效果，而不是因為他真的想那麼說。他想要利用這個案子得到一切他能夠從中獲取的東西。但是那並不意味著他接下來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在審判中一決勝負。」
我糾正了他的說法：「三個星期。」
「用三個星期來審判一樁謀殺案？」他很吃驚，但片刻之後，他便確信自己明白了其中的緣由。
「哈里伯頓說得用更長的時間，而湯普生回答那不可能。我說的對嗎？」他問我，顯然很想知道自己是否猜對。
我告訴他事實的確如此，他聽了之後滿意地笑了。
「他們真的互相敵視，」他對我解釋道，顯然他對兩人的這種狀態並不感到遺憾。
於是，我問他這兩個人為什麼相互敵視。
他朝我這邊傾了傾身體，臉上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
「他們相互敵視了這麼多年，以至於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但是我卻非常清楚。多年以前，他們倆剛從法學院畢業，一起在地區檢察官的辦公室開始工作。和其他任何一個新任地區助理檢察官一樣，他們從處理輕罪訴訟起步。幾個月以後，哈里伯頓得到提升，開始處理重罪案。而湯普生卻不得不等了一年多。」
克雷文凝視著窗外。此時，加長轎車正穿過行人車輛，行駛在出城的路上。我等待著他回過頭來，接著把哈里伯頓和湯普生為何相互蔑視的故事講下去。可是等他終於轉過身來，他卻開始談論起天氣。
「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兒？」我問道。仍然等待他說出下文，「為什麼他們彼此之間這麼敵視？」
「我剛才告訴過你，」他聳了聳肩。
「哈里伯頓先得到了提拔。」
「就為這個原因？」我忍不住問。
「這就是全部的理由？」
他打量著我，表情里有一種無奈的仁慈，像是對傻話、蠢事，甚至可能是人類的罪行所抱有的那種悲傷的聽之任之的態度。
「當你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會發覺它的確相當嚴重，」他提示著我。
「湯普生和哈里伯頓兩人都是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而就在他們事業的起點，更確切的說，是人生的起點，其中一個被認定比另一個更優秀。」
克雷文靠近我一點，搜尋著我的目光。
「你怎麼想像湯普生當時的感受？如果是你，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難道你認為自己不會對此心懷怨恨，不會認為不公平，甚至可能比那更糟：一次出於偏袒的活生生的教訓？不過現在讓我們換個角度來考慮。你如何猜想哈里伯頓當時的感受？你認為那對他產生過什麼影響，使他變得更謙虛，更少些野心，不總是那麼勝券在握、急功近利嗎？你已經見過他了。你認為那件事就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對湯普生的看法或是他對待湯普生的方式嗎？在我看來，任何一個在那時目睹此事的人都不難猜出，這兩個人將會終生為敵。」
我曾經認為阿爾伯特·克雷文是個淺薄而又自命不凡的人，總是不停地忙於搜尋什麼高明的事情，在他那數以百計並無深交的朋友面前夸夸其談。但是現在我開始發現，他對人類的本性有一種洞察力，這種洞察力完全不同於他通常扮演的那個人物身上所時常表現出來的那種膚淺的樂觀。
麥塞德湖到了。克雷文告訴司機兩小時後回來接我們。俱樂部門前的旗子在正午的微風中輕輕地飄動；和加利福尼亞其他所有俱樂部一樣，這傢俱樂部前面的旗子也降到一半，以表示對傑里米·富勒頓的懷念。這是一座一層的木質結構建築，長長的，但並不高。從這座房子離我們較遠的一邊，隱約傳來一陣斷斷續續的說話聲，是幾個剛打完高爾夫雙打的人，正從十八洞的場地走回存衣問。他們邊走邊計算著總分，腳上的高爾夫鞋踏在瀝青路面上，鞋釘敲打出一陣悠閑的節奏。
每個人都認識阿爾伯特·克雷文。我們穿過咖啡館大小的飯廳，朝阿爾伯特的桌子走去。那張桌子，即使不全部歸他所有，也總是為他虛位以待。一路上我們不得不停下來六次，和他的老朋友們逐一寒暄上一兩句。因為是在平日上班時間，餐館裡的客人還不到一半。如果裡面有一位不到四十歲的男人，那麼他一定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惟一能看見的女人是那些中年女侍者，她們正在不緊不慢地做著手邊的日常工作。酒吧里還能看到兩個身著羊駝毛毛衣的灰發男人，在那裡來回傳遞著骰子盅打賭喝酒。要不是這個酒吧的存在，這兒看起來就是一個退休者之家的大餐廳。
阿爾伯特·克雷文的桌子在房子的遠角，從地面直通到天花板的那些窗戶的連接處。那張桌子屬於他已經不止四分之一個世紀了。窗外，極目向遠處眺望，陽光照耀下綠色的高爾夫場地縱穿過樅樹和柏樹的樹林。遠處，一個獨自打著高爾夫球的人，手臂越過肩頭放在身後，兩手緊緊抓住又長又細的球杆，觀察著一隻球飛出去的路線。太遠了，我根本看不到球飛到哪裡去了。
「從哪個地方望出去，你看到什麼了？」克雷文給我們倆點了兩杯酒後，問道。
「你的意思是說除了一個高爾夫球場以外嗎？」
「對，的確只有一個高爾夫球場，那是每個人都能看見的。我問的是個相當愚蠢的問題，是吧？看看這個房間周圍。他們都是常年來這兒，打高爾夫，吃午飯，喝酒，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而且是相當多的一部分人，他們散布著軼聞，編造著謊言，提醒著自己已經擁有了多麼偉大的生活。這兒沒有一個人能告訴你，就在那兒，」他說著指了指遠處，在那邊的場地上，那個剛剛把高爾夫球打進球洞的人正吃力地往上走著。
「在傑里米·富勒頓還有鮑比·肯尼迪在加利福尼皿被謀殺之前，就在那個地方，還曾有過一位美利堅合眾國參議員被槍殺。」
女侍者給我們送來了酒。克雷文直呼其名，表示了謝意，又看著她走遠。
「這是個好女人，」他邊說邊喝了一口酒。
「嗯，」他接著說下去，臉上滿是光彩，「我想你無法真的去責備任何人健忘，那得追溯到幾年前。」想到他正要說的話，他的臉上已經露出了微笑，「幾年前，不，再往後退幾年。實際上是在1859年，在美國內戰之前。更精確的說，9月13號。那時這兒當然還沒有高爾夫球場。」他說話的語氣讓你覺得，彷彿你要聽到的是一個隱而不宣的秘密，如果它被廣而告之，就會降低作為知情者的價值。
「那時這兒什麼都沒有。在舊金山和聖馬特奧兩地的這個交界處，只有這個湖。我猜這正是他們選擇此地的原因：偏僻，或許還因為，假設當局試圖阻止他們的行為，這個位置也會在確定許可權時造成某種技術上的困難。你看，確切地說，它不是一次謀殺，而是一次決鬥，加利福尼亞這個地方的最後一次持槍決鬥。它是一次決鬥，信不信由你，決鬥的雙方是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大衛·S·泰利和參議員大衛·布羅德里克。他們倆都是民主黨人，不管我的那些共和黨的朋友如何認為，這一點卻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參議員布羅德里克反對南方蓄奴制，而法官泰利則站在加利福尼貶民主黨內贊成蓄奴制的那一邊，就是後來被稱做『騎士』派的那些人。」
克雷文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