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駕車駛上海灣大橋。現在我們正離開市區，汽車行駛在大橋底層，此時，從兩側的鋼筋支架問放眼望去，能看到的只是左邊的伯克利和右邊的奧克蘭——那個格特魯德·斯泰因 聲稱並不存在的地方。汽車進市區時要走大橋上層，那時你能看到舊金山的市區從右邊的金門大橋伸展開去。綿延在山脊之上，又輕盈地探人海灣，看著這一番景緻，會讓你聯想到你見過的每一道伸向遠方的彩虹在天際消失，想到曾經有過的每一個翩翩起舞的夢境飄逝而去。這是舊金山又一個可以感到自負的地方：一旦你離開它，就會覺得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欣賞，也沒有任何別的東西令你懷念。
在這座藍灰色大橋的中段，我們的車穿過一條貫通耶巴布埃納島頂部的隧道。等我們從隧道的另一端出來時，俯瞰腳下，仍是顏色發灰的海水。
「你還記得外祖父嗎？」鮑比問我，他的右手腕隨意地搭在方向盤頂部。
我正在欣賞窗外的景色，陽光掠過遠處的水面，水面上泛起銀色的波光。
「記得一點兒，」我搜尋著兒時的記憶回答道，「他過去常坐的椅子，他的膝蓋，還有他的手，他會伸出手來俯身拍拍我的頭，或是給我一枚閃亮的半美元硬幣。」
我側過身來，看著坐在旁邊的表哥。
「我一點兒也記不得外祖父長什麼樣了，除了他的那些照片留給我的印象之外，我自己一點兒記憶都沒有。」
「有一次我們過橋時，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鮑比的眼神好像移到了遠方，「他的兩個朋友，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夥伴，就死在這兒，」他說著，用手指了指大橋。
「那是1937年，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還有四年。他們在這兒修橋，負責給橋墩澆注水泥。這些橋墩是用來固定整座大橋的。你知道嗎？這是有史以來人類修建的最長的橋。每個需要工作的人都想來這兒打工。幹活的時候，監工叫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而且一句抱怨的話也不敢說；只要你還想幹下去，就得這麼做。有一天，他們正在灌水泥的時候出事了。他們站在上面幹活的那個腳手架塌了；也可能是一個人不小心滑下去之後，另一個人想抓住他，結果兩個人一起掉了下去。沒有人知道，要不就是他們知道了但不說，總之，他們倆掉下去了。
「接下來的情景，才是讓我沒法忘記的—一其他人繼續在干著手裡的活兒，不斷地澆注著水泥。兩個人掉下去了，被濕乎乎的混凝土石塊鋪天蓋地地埋在下面，竟沒有一個人想去阻止。似乎也沒去阻止的理由，因為他們一掉下去就死了。外祖父對我說起這些時，我一直在揣想：當他那兩個一起長大的朋友，清楚地意識到他們不可能再有得救的希望，意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可能只有兩三秒的時間、只能再呼吸兩三下的時候，他們那時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鮑比看看我，嘴角露出一絲苦笑。
「我還記得外祖父講這個故事時的表情。那種表情，不是哀傷，也不是遺憾，肯定也不是恐懼，都不是！我想他並不感到恐懼。那更像是一種自豪的神情，為他的朋友感到驕傲，不是因為他們的死，而是因為他們敢於冒險，他們明明知道一步之差就意味著死亡，但他們有足夠的勇氣去承擔。」
他沉默下來，眼睛一直凝視著前方。這時我們的車駛下大橋，行駛在一條接一條的高速公路上，就好像是在迷宮裡。他慢慢地搖搖頭，低聲笑了一下，聽起來有點兒勉強，然後，他看了我一眼，臉上帶著頑皮的表情。
「想像一下，假設那種情況發生在今天，那會怎麼樣？準會成為所有電視台熱播的新聞，晨報的頭版也不會放過那麼好的素材。接著會有調查和一連串的訴訟，而且會持續幾年。可是那時候，人們只是繼續灌水泥。重要的是有一座橋要建。我沒法肯定，那樣就不是一種更好的活法。」
鮑比手打方向盤，穿過一個又一個交叉路口，到達加德考特隧道，出了隧道，我們在奧林達出口駛出高速路。鮑比在高速路下方調轉車頭，沿著一條雙向行駛的窄路，通過一個有三個街區大小的村子。
汽車繞過鄉村俱樂部，又從一個小水庫前開過，拐過一個角落，又上了滿是橡樹的山路。開了一英里之後，路突然變得崎嶇不平。汽車一會兒歪到左邊，一會兒又突然斜到右邊，剛過一個十字路口，這種顛簸又開始了。鮑比轉個彎兒，穿過兩扇敞開的大門，駛入私人車道。他把車泊進車庫，一條有鑲瓦屋頂的廊道把車庫和房子連接起來。
我下了車，站到車道上。空氣非常新鮮，還飄著桉樹特有的氣味。院子四周砌著磚牆，牆外是一條延伸出去的路，桉樹就長在路邊。這是一座西班牙風格的兩層樓房，白色的水泥外牆上覆蓋著常春藤，那些植物看上去已經長了好些年了。主人故意改變了它們的長勢，把它們從高處拉回來，繞著那些做工精細的黑格子窗柵攀援生長。
「你真該看看這房子以前是什麼樣子。好多年沒人住了，這地方簡直就像飛機失事後的遺迹，一半屋頂都不見了，牆上的裂紋大得能吞下你的手。我跟我太太說，這看起來倒挺像蒂華納 監獄。我發誓我原本絕對不會買它，」他說著已經把我帶到門前。
「不過，她從一開始就喜歡這兒，這房子能變成現在這樣，全是她的功勞。在這方面她很有天賦。」
我在客廳等鮑比去換衣服。墨西哥瓷磚鋪就的地面上，隨意地散放著幾塊手工編織的地毯。對著窗戶的整面牆擺放的是一排高高的書櫃，一直頂到黑色木條裝飾的天花板上，書櫃里全都裝滿了書。
「你的收藏真不少，」我對回到客廳的鮑比說。
這時，他換了一件有牛津標誌的T恤，下面穿了一條卡其布褲子。
「勞倫斯·達雷爾、詹姆斯·喬伊斯、海明威、菲茨傑拉德，我還看到一本弗吉尼亞·沃爾夫的作品。」
「那都是我太太的，」他揮揮手，比劃著上百冊擺放得整整齊齊的書，向我解釋道。
「我讀過的可能不超過一半，那還是因為她幾乎是在求我，我才不得不看的。」
他穿著一雙棉線短襪，不過沒穿鞋。他走路的方式沒變，還是跟我們小時候一樣靈活，好像他腳下踩著溜冰鞋的輪子。在地面上滑行似的。
我們走到室外，坐在一張玻璃檯面的圓桌邊。一把藍色的遮陽傘撐在我們頭頂，旁邊是一個腰果形狀的游泳池。差不多是晚上七點了，可是空氣里還有干黃稻草被炙烤的焦味，讓人覺得在這個地方，夏天會這麼永遠持續下去，而秋天的自然更替則不會出現。過了游泳池，在院子的另一側，越過底下狹窄的山谷，能看到墨綠色的橡樹叢，它們被曬彎了腰，用樹陰遮蔽著幹得可以燃燒的古銅色的山丘。
一隻孤獨的鷹在空中緩緩地盤旋，它雙翅伸展，感應著無形的氣流，尋覓著獵物。
鮑比手裡握著一瓶冰鎮啤酒，懶洋洋地靠在白色餐椅的後背上。他的腿伸得很長，二隻腳的腳踝搭在另一隻腳上。他仰起臉，臉上拂過血紅的太陽留下的灼熱的氣息，他閉上眼睛。臉上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我喜歡你用那種方式告訴阿爾伯特·克雷文要付你多少錢，」他說話時眼睛還閉著。
「我總是想像咱們的外祖父一定就是那樣，你讓我想起了他。你的表情和他一樣，一種老謀深算的漫不經心；那種表情讓每個人都覺得你一無所求，沒有什麼是你一定要得到的；這讓每個人都明白，什麼都留不住你，你要麼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要麼就什麼都不做。」
他突然睜開了眼睛，把頭湊近我。
「我有他的一張照片，差不多是在你這個年齡時拍的。你長得真的很像他。黑頭髮，黑眼睛，主要是眼神：超然，有點兒傲慢，」他笑了一下，「我想還是用『自信』這個詞更恰當。」
他喝了口酒，然後把瓶子放在桌上。他的目光越過游泳池另一側剛修剪過的綠色草坪，凝視著遠處連綿起伏的山丘。
「這不是一種諷刺嗎？你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刑事訴訟律師，而他卻是一個大罪犯。」
我記憶中的外祖父是一個老人，他穿著開襟羊毛衫，裡面是一件法蘭絨襯衫。他坐在一把搖椅上，那把搖椅有棕色的皮座，扶手又寬又平。我再也記不得他在別的什麼地方，甚至連他站立的印象都沒有，只能記起他坐在那把搖椅上，緩緩地來回搖晃著，他看上去是那麼一位善良的老人，好像永遠不會傷害任何人。
「他是個漁夫，」我回憶著。
「他有一條漁船，是嗎？」
我問鮑比的同時還在納悶，我最早從什麼地方聽說了這事兒，或者說，這也許只是我以前的想像。
「那是後來的事兒了。在他失去了其他一切，人衰老了很多的時候。那種日子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知道的也不確切。我猜是在新奧爾良。他就是從那兒出來闖天下的。」
鮑比注視了我一會兒。
「這些事兒你都一無所知嗎？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