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最早出現的新聞報道已經無比激憤地向世人宣布，是什麼人出於什麼原因謀殺了傑里米·富勒頓，那是每個人都急於知道的情況。一位美利堅合眾國的國會議員被一個扒竊他錢包的黑小子開槍打死了。這是每一個白人的噩夢：一個沒有良知的黑小子；一個兩眼獃滯、迷戀毒品的歹徒，尋釁滋事地齜牙一笑，滿口髒話像是機槍掃射一般，噴得人頭暈目眩；一個缺乏頭腦但膚色黝黑髮亮、肌肉緊繃的強盜，他裝備著每一件你能想像到的毀滅性武器，甚至武裝到牙齒，並不需要什麼理由，只要他想這麼做，他就可以隨時把你打得灰飛煙滅。
哈邁爾·華盛頓看上去根本不是人們想像的那種模樣。他的頭髮乾乾淨淨，剪得很短。沒有疤痕，也沒有文身，從他身上絲毫看不到那些特別的印記——他顯然不屬於那一類少年。對那些孩子來說，死亡是他們生存的惟一意義，那些特別的印記都是他們走向死亡的榮譽勳章。他躺在床上睡熟了。
那是一張醫院常用的漆成白色的床，上面鋪著幾層雪白的漿過的被單。他的淺褐色的手搭在腹部。胳膊上掛著輸液袋。一個金屬託盤懸掛在這張窄床中部的正上方，托盤裡擱著幾樣東西：一個裝半品脫果汁的容器，裡面有一根吸管在搖搖晃晃；還有一個吉露 果凍杯，裡面的東西已經被吃了一半，一把白色的塑料勺插在剩下的食物上。窗帘被拉開了，午後的陽光透過窗上的鐵柵欄照進病房裡。
房間里只有一把椅子，我把它挪到床邊。最初我想把他叫醒，不過我很快改了主意。沒什麼可著急的。，再說，我也想有個機會理理頭緒。在小時候，一起度過那些夏天之後，我和表哥見面的次數甚至不到六次，現在他的一位搭檔想讓我給他一個老熟人的兒子做代理人；而接手這個案子本該是每個律師都夢寐以求的機會，可是卻沒有一個人願意插手。
每一次當我問阿爾伯特·克雷文，為什麼要讓我這個外人辦這個案子時，他總是不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而是模稜兩可地暗示我說，以後我們之間的討論會把我應該了解的事情都解釋清楚，那時我就會明白在舊金山這個地方一切都是怎麼運作的。他也沒有特別向我說明，為什麼他願意支付律師費來幫助那個城裡所有的名律師都害怕為其辯護的嫌疑人。對這個問題他顯得不以為然，好像那是任何人都會幫老朋友做的事兒似的。他坐在那張畸形辦公桌的後面，看著他和那件出於好心而擺脫不掉的怪玩意兒，你就會相信，他這個人經常會被別人利用。不過因為他已經習慣了此類事情，自己反倒不怎麼在意了。
克雷文看起來真的是彬彬有禮，討人喜歡，但是在他那迷人的舉止之下是否還隱藏著別的什麼，這個問題我現在還沒法回答。
我喜歡阿爾伯特·克雷文。這一點鮑比猜對了。
他有些粗俗，神氣活現，這是我不喜歡的；但他的這些特點有故意誇張的成分，使我覺得幾乎無法憑他的語言了解他。他太專註予自己的需要，考慮事情缺乏世故圓滑，吃飯時他一心想著說出一些讓人第二天午餐時還能記住的話，一點也不去操心他是否該說那些話。我聽著他一直說下去，羅列著他請我接手這個案子的種種理由，他說的那些理由，換上一個有著一般羞恥心的人，會難堪得面紅耳赤。他終於說完了，圓潤的臉龐露出一絲心滿意足的神情，等待著我的回應。我告訴他在我考慮接手這個案子之前，他一定得先答應我兩個條件。他殷勤地點點頭，似乎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時我提出要先和被告談一談。他一臉困惑地看著我，好像一時沒明白我的意思。過了一會兒，他鄭重地點了點頭。我告訴他我要收取的費用數額，他說明天下班之前他會開給我一張支票。
作為一個刑事案辯護律師，我的收入的確不菲。但是，我向克雷文提出的費用卻是我從來沒向任何人開過的高價。我猜想，自己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想看看某個人，某個有能力承擔這些費用的人，比如阿爾伯特·克雷文，會有什麼反應。假如你泰然自若地看著他，他就會認為得到這份酬金對你而言已是慣例。富人們寧願竭盡所有，也不願意承認他們有支付不起的東西。我真應該要那個數額的兩倍。
哈邁爾·華盛頓發出一聲低低的呻吟，他想試著翻翻身，卻撞到了懸掛在床上方的金屬託盤。他睜開了眼睛，好半天才意識到面前坐著一個陌生人。
「我是約瑟夫·安托內利，」我先說了話。
「我是律師，」我又加上一句，以解釋我為什麼會坐在這兒。
他用打量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我很驚訝，他的反應居然這麼迅速，他已經完全清醒過來。或許因為他所處的環境的緣故，他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種清澈和機敏，著實令我驚訝不已。
「我媽說過，她會找到一位律師。今天早上來這兒的時候，她告訴我她覺得有人會來。她是怎麼碰巧找到您的？」他的聲音聽上去既安靜又文雅。
「阿爾伯特·克雷文，你母親的一位朋友，是他找到我的。」
「為什麼？」他用一雙率真的眼睛看著我問道。
他提問的口氣一點兒也不尖銳，從他的神情來看，他對那位先生想要幫助他們的動機沒有絲毫懷疑，更沒有任何揣測。當然，從他的語氣里也聽不出怨恨的味道。他只是提出一個問題，他對此感到好奇，很想了解是怎麼回事。可是我沒法給他更多的回答。
「他告訴我，因為他和你母親認識很久了。」
聽到我的回答，他沒什麼反應，表情也沒有變化，還是那麼一副很感興趣的樣子。
「克雷文先生他——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這個問題簡直讓我無法回答。我避開他的問題，反問他：「你母親是怎麼給你描述他這個人的？」
「什麼也沒提，」他乾脆地聳了聳肩，「她從不說自己的工作。」
「我想，你母親不給他幹活。」
在我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我意識到，從我對阿爾伯特·克雷文的了解來看，她有可能曾經為他工作過。關於這個女人，克雷文惟一對我說起過的只是他們認識很多年了。
「你母親做什麼工作？」
「她當女傭，給人家打掃房間。」他回答的時候，臉上滑過一絲——我感覺，是痛苦的神色。
他開始跟我說些別的。可是，突然他疼得縮了一下，把身體仰回去，靠在了枕頭上。
「他們給你用什麼葯？」我問道。
「嗎啡，」他費力地回答說。
「要不要我叫護士來？」
「我還行。」我要起身時，他用一絲虛弱的微笑制止了我。
「你需要休息。我明天再來怎麼樣？我們明天再談。」
他抓住我的手腕，好像用盡全部力氣才能抓牢。
「別走，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你，我什麼都沒幹，」他的聲音顫抖著。
哈邁爾·華盛頓給我描述了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並不時停下來休息片刻——一個他從沒見過的男人被謀殺在舊金山的街道上，而他恰好路過那裡。
他從頭講起。當時，午夜剛過，他下了班，走在回家的路上。
「你在費爾蒙特大飯店工作？」我問他，想確認一下是否聽對了。
「是的，周末三個晚上，我在廚房洗盤子，收拾房間，要知道。」他輕描淡寫地說道，那種描述的方式很接近他提起母親的那份工作時的感覺。
「幹完那些活兒之後，」他接著加上幾句，來解釋為什麼會工作到夜裡那麼晚，「我們那組負責收拾房間，把所有的東西都撤下來，然後為下一個活動擺設好新的東西。」
一些小小的、毫無關聯的片斷，在我的腦子裡開始聚集起來。
「一周前那個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參議員富勒頓在晚餐會上講話的那個晚上，你在那兒打工嗎？」
我彷彿看到，所有身著盛裝的人們坐在舉行招待會的大舞廳里，他們在暗處注視著那個想成為州長、或許目標更遠大的男人。而就在幾碼遠之外，在那個巨大的？昆雜著汗水、蒸汽和叫喊聲的商業性廚房裡，哈邁爾·華盛頓正手不停歇地忙碌在塞滿盤子和鍋的流水線上，他一點也聽不到別的什麼人正在高談闊論著對這個國家的偉大夢想。
最後一批加長轎車從酒店的貴賓入口開走後，又過了好一會兒，哈邁爾·華盛頓裹緊夜裡用來禦寒的衣服，從酒店的邊門走出來，踏上通往市中心的一條坡路。他剛好有時間趕上最後一班公共汽車。起霧了，從海上湧來的大霧很濃很重。他往山下走得越遠，霧就越濃，直到他只能隱約看見前面地上自己的腳。
「我在和自己玩一個遊戲：把手伸到前面，看著它消失。一年來，每個周末的晚上我都走那條路。即使蒙著眼睛我也能走下去，而且那天晚上差不多就是那樣。我從沒見過那麼濃的霧。」
走著走著，突然，從什麼地方，好像是他的右前方，傳來一聲槍響——他覺得那聲音一定是槍擊聲。
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