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最後離婚的時候，母親告訴我，她之所以嫁給我父親，只是因為當時她已經懷上了我。她說這話時的口氣，好像確信我早就知道這回事兒似的。
她似乎已經斷定，我早就明白——從一開始，就像事情可能發生的那樣——她從來沒愛過我父親，這些年來之所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只是為了能讓我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中長大。可是我卻不像母親期望的那麼聰明，凡事也沒什麼先見之明。對我來說，我們的生活從來沒出過什麼差錯，也不曾發生過什麼不同尋常的事情。即使每年夏天母親都要獨自帶我出趟遠門，那也不過是因為我父親是個醫生，他得留在病人能找到他的地方。
每年都是這樣。我放假後不幾天，母親就帶著我在火車站跟父親道別，然後坐一宿火車去城裡。
母親總是這麼提起那個地方，她生在那兒，長在那兒，也是在那裡，遇到了我父親，那時他還是個大學生。
「城裡」，不管是在那兒住過，還是正住在那兒的人，都這麼叫那個地方；要是你不能馬上明白他們所說的「城裡」就是舊金山的話，他們就會覺得你有點不對勁兒。
每年夏天，我們都去舊金山和母親的姐姐住上一段時間。我的這位姨媽在戰爭中失去了丈夫。住在那裡，室外沒有玩耍的地方，我只好整天悶在家裡。惟一的樂趣來自姨媽家比我大三歲的表哥鮑比。他看我挺可憐，就帶我出去轉轉。有時候，我母親穿上盛裝，給我掖好被子道聲晚安後，就會和我姨媽一起出去。等她們離開家之後，鮑比和我就偷偷地從後門溜出去，到街上去轉悠。當然我們也只不過是在附近的酒吧周圍，透過玻璃窗看看裡面的熱鬧而已。
有一次，我們尾隨著兩個水兵和他們召來的兩個女人，到了他們的車前。我們一直等到他們的車窗玻璃上出現了霧氣。該是我們猛敲車門，然後趕緊逃走的時候了。這一次，我們蹲下身子，挪到了駕駛座右邊的車窗前。鮑比探起頭朝車裡看了看。他突然轉過頭來，臉上帶著憤怒和驚恐的表情，緊緊抓住我的肩膀，拽著我使勁朝大街上跑去。他從來沒對我提起過他看到了什麼情景，他覺得我那個年齡還不會去做何猜想。
年復一年，母親和我總是到城裡過夏天，有時候過聖誕節也去那兒。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我上中學。母親仍然經常去看她姐姐，但是每次只住幾個星期。我不清楚她這麼快回來是因為想我，還是擔心別人會對此有什麼看法；不過即使她願意告訴我，我對她的話也沒有多大把握。無論她怎麼說，那都不會是真話。我母親從來都不是那種藐視傳統的人，即使在她如此善於說謊的時候也是如此。我倒是遺傳了她這種顧全面子的天分，這種天分能讓人相信，所有我冒犯別人的地方都值得原諒。因為那些事兒不知怎麼搞的總是別人的錯。
母親完成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堅持了足夠長的時間。我完成了學業，並且當上了律師。可是她更願意我當個醫生，即使我不能滿足她的這個心愿，那至少也應該加人華爾街的某家公司。在律師這一行里，惟有那些夜校畢業的從業者，才願意接手任何一件能搞到手的刑事案件，而哈佛法學院畢業的律師們就不會那樣飢不擇食。
母親打算從此離開這個家。她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跟我嘮嘮叨叨。她的心裡一直在思量：她為我作出的犧牲沒有得到任何回報，因為我總像是有意跟她作對似的，讓她的期望一次次化為泡影。她很是憤怒地提醒我，雖然我的表哥並沒有在哈佛受過教育，可人家卻已經成了舊金山一家最有名的大律師行的年輕合伙人。我最不想談起這個話題，而她卻偏偏只對此感興趣。什麼事都是鮑比，鮑比做得怎麼怎麼好，她多麼希望我能做得更好。她固執地認為，就是因為受我父親的影響，我才連個起碼的野心都沒有。
她大聲地數落著我，儘管我就站在她的面前，可她卻更像是在自言自語，而且越說越來勁。以前她說起，她是因為懷了我才不得不跟我父親結婚時，看不出她有明顯的遺憾；而此刻，她不明白自己當時為什麼會那樣做，她說那時應該再等一等，等到我的親生父親離了婚，然後再跟他結婚就好了。
我現在想到這件事，還是感到有點奇怪。但當初她說到這事兒時，我並不在乎這究竟是不是真的，我在意的只是我父親，我所知道的惟一的父親，幸好他不知道這些。當我聽到母親說，她沒把這些告訴我父親，而且永遠也不打算告訴他時，我簡直對她充滿了感激，因為她作出了這樣的選擇，只把這事兒告訴我。
此後，我們從沒談起過她最後離開我時所說的這一切。在隨後的日子裡，要是她不經意地提到父親，我甚至從沒有覺察到她的措辭中含有什麼嘲諷豫的味道。以她的秉性，她應該已經忘記了曾經對我講過的那些關於我身世的事情。她有一種驚人的能。力，能把不愉快的事情很快置於腦後。
假如那天她離開時對我所說的一切真是有所用意的話，我想那也僅僅是為了說服我，讓我明白自己缺乏野心，並不是因為某種個人能力無法改變的遺傳因素。聽到她的那番話，我感到非常吃驚。她竟然一點也不了解我，因為我要比她想像的有野心得多，儘管我的野心並不表現在她所期望的那些事情上。我實在無意成為表哥那樣的人：一個僅僅為富人鑽稅法的空子提供諮詢的律師；一個從沒辦過一樁案子，也永遠不想去辦任何案子的律師。但是想想我母親說的這些，我也沒法責怪她。畢竟，在我和鮑比一起長大的日子裡，他曾經是我的偶像，而且，他曾擁有過的一切是我永遠也沒法超越的。鮑比在加利福尼亞一支最好的中學橄欖球隊打主力後衛時，我只在波特蘭的一支無名校隊里做替補隊員；他當選加利福尼亞大學全美最佳運動員那年，我剛成為校隊的主力。鮑比周圍總有那麼多想成為他朋友的人，也有那麼多想和他一起出去的女孩。而我在不熟悉的人面前總覺得不自在。即使到了高中快要畢業的年齡，我也還是過於拘謹，過於自閉，以至於連自己的社交圈都沒有。
自從母親不再帶我到舊金山過暑假之後，我和鮑比就很少見面，不過我總是在遠處關注著他生活中的大事。比如在他將從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那年，他邀請過我參加他的婚禮，而我那時正在密執安大學讀一年級，去參加他的婚禮，路途實在太遠了。
後來他的妻子死於癌症，我趕去參加了葬禮，那時我們已經將近二十年沒有見面。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我收到鮑比手寫的一封信，感謝我去參加葬禮，還說希望我們倆以後能經常見面。一年之後，我們又一起吃了一頓晚餐，那時我正在舊金山聯邦地區法院處理一件案子。
算起來，那次見面也是兩年前的事了。此後我一直沒有鮑比的消息，直到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和他的搭檔見上一面，談談關於接辦一件案子的事兒。那可是一件會讓全美國的辯護律師都不惜一切代價想要爭取到的案子。
從傑里米·富勒頓被謀殺的那個晚上開始，這個案子就成了所有人談論的焦點。他的屍體是在一輛停在舊金山街道上的汽車裡被發現的。謀殺美利堅合眾國國會議員當然是頭條新聞，何況富勒頓還是民主党參加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的候選人。更令人感興趣的是，根據目前所有的報道，富勒頓競選州長的惟一原因，是他認為那將是他成為美國總統的最好機會。
鮑比向我解釋說，警方已經逮捕了一個犯罪嫌疑人，但是他的搭檔阿爾伯特·克雷文似乎要向警方證實他們抓錯了人。即使他們沒有搞錯，克雷文畢竟也和疑犯的母親相識多年，他答應這位母親要盡最大的努力，替她兒子找一位辯護律師。
「這事兒不該有什麼困難，」我對電話那邊的鮑比說，「辦這種案子能讓人一下子出人頭地，一個律師恐怕一輩子也難得碰上這樣的好機會，同行們都會排著隊來要求接手這件案子吧。」
「城裡沒人敢碰這件案子，」鮑比回答說。
這聽起來真是不可思議。要知道，無論誰接手這案子，都會馬上出名的。看來真有點不對勁兒。
「阿爾伯特答應那位母親，會幫她兒子找個最好的律師。」
我還記得小時候我是多麼崇拜鮑比，多麼想成為他那樣的人。我不知道他給我打電話時，是不是也想起了這些往事。如果他這樣說是在告訴我，他認為我就是那位最好的律師，我真的會更加喜歡他。他接著又告訴我，城裡本來有好幾個律師可以接手，不過他們都害怕這件案子可能會引起的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他話音剛落，我便脫口問道。我倒是不在乎會有什麼樣的連鎖反應。
接下來的星期一，我一早坐飛機從波特蘭趕往舊金山。飛機開始降落時，我從窗口向外望去——真不愧是他們所說的「城裡」，它總是有著那麼大的吸引力。即使在那些大橋還沒開始修建，金門大橋尚未連接北岸，海灣大橋也還不曾連接東岸之前，就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乘輪渡在海灣來來往往。
大橋建成之後，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