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於1963年中旬開始，1966年５月「文革」運動前夕結束，前後歷時三年多時間。但在影片拍攝中，所遭受到的各方面干擾，卻是用文字難以形容的。
當時，與蘇聯關係惡化後電影膠片的短缺，攝製組只好暫時解散，其次，因要遠赴十幾個故事發生的外景地，周期增長，再加上還有參加「四清運動」，更主要的是受到政治風潮的嚴重影響，多處已經拍成的樣片，被勒令修改、重拍、剪掉，人物的語言、表情和動作，都受到了多方的無端指責。其中有許多場戲，演員本已發揮得很理想，但是，卻難以抗拒政治壓力的無情衝擊，譬如劇中人趙錦章在被暗殺臨死時，對著靳、顧倆人所說的那麼一大段冗長的台詞，明顯是為了當時政治運動的需要，而強迫地加在距此已有四十多年前的人物嘴上，給人以非常明顯的生硬之感，這使著名演員史進內心深感痛苦，但是難以抗拒;而另一場戲表現老四楊如寬對自己的戀人劉芬，充滿憧憬和單純幻想，所朗誦的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的那首「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詩，卻被指責為「小資調」，而在完成本後，硬是通過對嘴形，而改補上另外一句直露的、充滿革命意味的話:「若我戰死在沙場，切莫為我而悲傷，今朝慨歌灑鮮血，他日紅花遍地香」，雖符合劇情，但卻使情節大為遜色。該片又在同時期出品的為數極其有限的影片中，率先在開頭處煞費苦心地硬加上一段毛澤東的話，也就是「文革」即將開始後流行一時的「毛主席語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看是否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以弄巧成拙地進行人為拋開藝術的政治主題圖解。就這樣，反覆地折騰，剪輯台上的膠片無休止地修補，從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費，在當時的電影生產製作中，創下了拍片周期最長、修改次數最多、審查次數最多的多個之最。
1964年，影片部分完成片送領導機關審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首先肯定影片的同時，特別指出其中一些情節不合理、不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要求把影片改好。根據他的指示，這部影片的部分樣片又分別送給了周恩來、董必武、羅瑞卿等領導同志以及一些在大革命時期參加工作的老同志，懇請他們提出寶貴意見。陶鑄為此兩次親臨珠影廠，與影片的編導、演員和主創人員一起進行細緻的討論，影片的修改方案經廠黨委通過後，再次報請陶鑄。1965年，陶鑄專程邀請陳毅、張際春、胡耀邦、王震等領導同志來到珠影廠觀看影片，贏得大家的一致贊同。1966年初，影片根據陶鑄的具體意見全部拍攝和修改完成。陶鑄又專門邀請陳毅、賀龍、葉劍英、徐向前等領導同志來到珠影廠觀看，並請他們幾位審查，發表意見。這幾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看完之後，面含微笑地走出放映間，在技術樓前下台階的時候，陶鑄笑著問大家:「你們看，這部片子還可以吧？」陳毅同志當時就舉起雙手豪爽地說:「我舉雙手贊成！」隨後，陶鑄又和陳毅繼續對這部影片交換意見，認為有個別鏡頭在細節處理上還不夠完善，並提出了幾點修改意見供導演參考。
可是隨著「文革」運動陶鑄被打倒，影片的「幕後操縱黑手」被揪出，一部普通的電影，由此上綱上線，快速升級，徒然成為政治運動中的大案要案，甚至還有人別有用心、挖空心思地把劇中人「金公壽」的名字，非要說成是陶鑄的隱喻，因為在此前的劇本創作當中，作者曾把男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公金壽」，電影界前輩夏衍看了劇本之後，善意地提出意見說:中國的百家姓里沒有姓「公」的，再說在南方叫「老公」，「老公」是指女方對自己丈夫的愛稱，作為劇中的女性叫起來自然是極不合適，即便是同一男性這樣叫，聽起來也很不順耳，何不幹脆把前後兩個字給顛倒一下。作者欣然採納了夏衍的意見，於是，「公金壽」就變成了「金公壽」。但想不到這個毫無政治色彩的劇中人的名字，卻在此時意外地惹出了麻煩。因為考慮到全部影片的對白已經完成，不得已，編導趕緊把此名改為「靳恭綬」三個字，可是，當權者仍步步緊逼，圍繞此名大做文章，離奇地編造出「靳」即「金」，「恭」即「公」，「授」與「壽」如出一轍，「授」和「公」字放在一起即為「鑄」意，再把這兩個字一顛倒，即是「鑄公」也，所以，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暗指「陶鑄」。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牽強附會，卻在「文革」中演變成一場人世間的浩劫。擔任這部影片的攝影之一、資深著名攝影師姚士泉，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從藝，他的黑白對比用光攝影堪稱一絕，但在「文革」風暴中被打成「三四十年代的黑線人物」，還要清查他的所謂歷史問題，姚士泉終因忍受不了人身污辱，而在廠外的甘蔗地里割腕自殺，他的名字便從攝影名單中給無情地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