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話來形容，年輕時的吳佩孚，很有點憤青的感覺。他屬於那種比較有正義感，有衛道精神的年輕人。這在晚清時節，顯得有點不合俗流。吳佩孚是山東蓬萊人，按家境，算是個窮人，二十齣頭，中了秀才。在一個並不發達的農村，吳佩孚這樣的經歷，足以讓他變成一個志大氣也盛的人。他的離家出走，最後投軍，發跡，就源於一次跟當地鄉紳的衝突——人家在過生日唱堂會，他嫌戲演得淫穢，於是出頭大鬧一場。自然把人惹惱了，將之告到官里。吳佩孚不得已離家出走，飄落北京，實在混不下去了，然後去投軍。就這樣，從吳秀才變成了吳丘八。
從戈什哈〔勤務兵〕做起的吳佩孚，當兵的生涯並不順利。比起他的主公曹錕來，他的磨難似乎多了很多。如果不是趕個晚集，上了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個子不高，身材也不魁偉的他，也許永遠都無法出人頭地。作為一個中國軍人，他是少有的幾位經歷過日俄戰爭，跟日本軍人打過交道的人。複雜的經歷，讓他明白了很多東西，更重要的學會了審時度勢，具有別的軍人所沒有的政治眼光。儘管如此，吳佩孚身上衛道的味道卻始終都在。縱觀他的言論和行為，他其實可以算是一個相當傳統的人，從小受的儒學教育，是他思想的底色。在文化上，則是帶有自大色彩的中國文化本位主義，主張西學中源。他的一位傳記作者李滿康，在他的傳記里說，吳佩孚「十五歲從李丕森游，二十三歲受知於遵化秦樹春〔與陸潤庠同科之翰林，得中式原籍蓬萊邑庠得中秀才之意——筆者注〕，故其學問之淵源，亦無異於昔日之儒生，全承孔孟之餘緒，其思想亦脫胎於儒家」。 其失去軍隊之後的晚年，有所著述，諸如《循分新書》、《春秋正義》、《易經新解》、《正一道詮》、《明德講義》之類，全系傳統儒學的性理、教義的陳年舊章，道學氣息極濃，還可以理解為一種北洋遺老無聊的消遣，但他在得意之際的很多精神講話即當年對軍隊的精神教育，大抵也是這個味道。五常八德，禮義廉恥，大抵上就是他的口頭禪。1924年，一個日本人問他，民國創立，君主不存，「五倫失其一」，只剩下四倫，無君則談不上忠，將如何收拾人心呢？吳佩孚回答說：「夫孝悌忠信，天之四柱也，禮義廉恥，地之四維也，天柱不立，地維不張，國乃滅亡，禮教救國，自為亘古不刊之論。」言外之意，雖然君主沒有了，但五倫缺一的問題，並不存在。如果非要強調這一點，吳佩孚說，可以「正『長幼之序』以代『君臣之義』，懷敬老尊賢之觀念以敷教於天下，則君臣之義以行，而不傷及父老政治之本義」。 顯然，在他看來，所謂五常八德、禮義廉恥這種儒家信條，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如果非要修補的話，也只能在儒家的語境內，用儒家的信條來修補，即所謂以長幼之序替代君臣之義，最後保全了君臣之義。他對於曹錕忠貞不貳，寧可隨著一起背黑鍋，也不肯自己獨立單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的傳統道德。到了他再次失勢，二度下野之時，他就乾脆鼓吹三綱至上，認為君臣即上下之義，長官之於部下，就是君臣。 即使於他擅長的治軍，也充斥了傳統的氣息。他的部隊，儘管紀律比較嚴，但基本上不用外國留學生，即便國內出產的軍校學生，也不甚喜歡。對軍官，只用他自己辦的學兵連出身的人。他練兵，最喜歡效法的人，是岳飛，是戚繼光，是曾國藩，還有成吉思汗，沒有一個西方或者日本的名將。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的學業，顯然沒有給吳佩孚多少西方的學識。
不僅如此，吳佩孚最佩服的人，近世唯有曾國藩。時常以曾國藩的言行為模仿之對象，直皖戰後，在洛陽巡閱使官署里，高懸一約二尺平方之曾國藩遺像，「以便朝夕瞻仰」。 他說：「吾欲行志於天下，以孔孟之教義為大本，至於漢高祖之偉略，諸葛武侯之經綸，唐太宗之機智，皆為余景仰不忘之人物，就中關於日常處世方針及事務處理，多取范於曾文正公制現實的行為，吱吱以赴，唯恐未逮。論及心境之忠正，經綸之遠大及人情之純厚，近代無出曾文正公之右者，惟其偉大也，故海量包容，凡集於麾下之湘人，不論張三李四，皆得被其餘光，玉石同視，而占天下之要樞。」 無疑，正是曾國藩這種道學氣質，才讓吳佩孚如此欽敬。
據說，吳佩孚還親自動手寫過一篇戒淫說。其中有言道：「國體變而政教衰，異學鳴而風俗壞，政綱墜地，法綱遂弛，禍水滔天，狂瀾莫挽，禮義之防既潰，淫靡之俗遂成。有時髦之士，新學之女，誤解自由，尊崇異說，嫌綱常之舊制，好解放之新詞，一意恣其姦淫，作風流之佳話，目束身之名教，為專制之惡魔，男倡公妻之論，倫紀何存？女崇多夫之風，廉恥喪盡，甚至以孝為萬惡之首，以淫為百行之先，狂悖之談，古今罕見。」 調子和口吻，跟五四時期攻擊新文化運動的遺老遺少幾乎一模一樣。看內容，似乎應該是在他第二次復出之後寫的。但是這樣的想法，其實在此前，他就已經有了。他在駐紮洛陽期間，要算是思想最趨時的時候，但這時的他，對「男女關係」不謹者，一概革職。1923年，武漢江漢大學實行男女同校，出現了女生懷孕的事情。吳佩孚聽聞，竟然下令解散江漢大學。
按道理，有著這樣思想的人，所作所為，應該跟遺老遺少同氣相求才對，根本沒有可能跟五四運動中受到新文化運動洗禮的學生產生強烈的呼應。運動起來之際，他應該跟皖系的文人和軍閥一樣，以衛道者的面目出現，站在學生的對立面。但是，不可思議的是，恰恰相反，吳佩孚不僅迅速表態支持學生，而且站出來高調大聲疾呼，不是像一些人那樣僅僅是虛應故事。在他的言論里，似乎年來飽受舊學之士詬病的這些酷愛《新青年》的學生們，根本沒有「誤解自由，尊崇異說，嫌綱常之舊制，好解放之新詞，一意恣其姦淫，作風流之佳話，目束身之名教，為專制之惡魔」，當然也沒有「覆孔孟，鏟倫常」，即使提倡「非孝」〔五四時期杭州一師的風波〕，似乎也無所謂了。他看到的只是學生的愛國。學生自以為自己是北宋抗議賣國的太學生陳東，他也當他們是陳東。五四時的吳佩孚，根本沒有受自己的文化立場的影響，他不是遠在美國的吳宓和陳寅恪，這兩個洋學生會因自己保守的文化立場表現出對運動的不滿，但是吳佩孚不會。因為此時他看到的是政治，看到的是後來的戰爭。為了政治，為了戰爭，他必須抓住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一個人心。更何況，運動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和高昂的道德主義，跟他的文化立場，並不衝突。即使有衝突，文化也必須為政治讓路。
在五四過後，吳佩孚沿著趨時的路線，繼續前行。一時間，他表現得相當激進，對於五四後流行的口號，國民自決，勞工神聖，他都接受，而且跟著高喊。對於所有跟外國借款，無論是否有道理，他一概反對。似乎始終站在進步一邊，道義一邊。擁護吳佩孚的人們，也忘記了吳秀才的本來面目。但是，細心的人也許會發現，吳佩孚所有高調的表態，都是跟著輿論走。這種堅定不移的趨時表現，使得他不僅打贏了直皖戰爭，而且打敗了號稱能戰的奉系。在兩次軍閥大戰中，獲得勝利。但是，在直系達到頂峰之際，由於曹錕肆無忌憚的賄選，導致他無法像以前那樣隨心所欲地主導輿論。加上他自己由於心胸狹窄，容不得同屬第二代梟雄的馮玉祥和王承斌，內部分裂，最後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失敗。
白堅武是吳佩孚的核心幕僚，也是他信任的智囊，但是，白堅武的經歷跟吳佩孚很不一樣。白堅武是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的畢業生，當年跟李大釗是同學，同列為北洋政法三傑。他跟李大釗的私人關係也特別好，屬於摯友。不過，跟李大釗不一樣的是，他很早就進入政界發展。1916年，得到在政界特別活躍的國民黨籍議員孫洪伊的賞識，成為他的幕僚。並一度在孫擔任內務部長的時候，任內務部的僉事，算是做了官了。我們知道，在黎元洪和段祺瑞鬧府院之爭的時候，孫洪伊是一個關鍵性的擁黎人士。因此，從那時起，白堅武就跟皖繫結了怨。此後，孫洪伊靠上了直系，他也進入號稱前直系幹將江蘇督軍李純的幕中，得以結交吳佩孚。吳佩孚在湘南罷兵休戰，呼籲和平，有他的摻和。1922年，他為吳佩孚所聘，在吳佩孚巔峰時期，任兩湖巡閱使和直魯豫巡閱使署政務處長，成為吳佩孚的頭號幕僚，他主持的巡閱署政務處，在當時有「小內閣」之稱。
白堅武的思想底色，跟吳佩孚大不同。無疑，他屬於受過新式教育的一代新學堂學生，而且其中比較趨新趨時的一個。對於傳統的儒學，沒有吳佩孚那樣的感情。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思想很接近李大釗。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他跟李大釗往還密切，魚雁頻頻。李大釗不間斷地把《新青年》、《每周評論》，甚至《新潮》寄給他。他每期都看得津津有味，萬一有一期收不到，就非常不舒服，在日記里直抱怨。他還購買作為北大教材的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我們知道，這期間的《新青年》和《新潮》，主要是文學刊物，裡面對傳統倫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