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北軍三路進攻湖南，作為主攻的張敬堯第七師，寸功未見。吳佩孚率領第三師攻下湘北重鎮岳州，連下長沙，湘桂聯軍潰走。在這個時候，吳佩孚和張敬堯分別接到兩個命令。給吳佩孚的是讓他繼續追擊南軍，直搗兩廣。給張敬堯的是讓他做湖南督軍兼省長。接下來，追到衡陽的吳佩孚，不再追了。而身在長沙的張敬堯，做了大帥〔當時人按晚清的慣例，給督軍上的「尊號」〕，總算有了地盤，按規矩，可以算是地方諸侯了。
張敬堯出身小站新軍隨營學堂，算是小站舊人。在北洋軍里，資歷絕對比吳佩孚老。1914年他做第七師師長的時候，吳佩孚才是個小營長。當年辛亥革命北洋軍進攻武漢，後來國民黨二次革命，北洋軍進攻南昌，以及圍剿「白狼軍」，張敬堯還算是驍將。但是，到了入川跟護國軍對陣之時，就已經不中用了。在段政府的南征中，作為段祺瑞倚重的愛將，實在是不爭氣，打一仗敗一仗。如果不是段祺瑞用人不明，任人唯親，湖南的督軍，無論如何都到不了他的手裡。
可是，做了大帥的張敬堯，卻發現他這個督軍，能夠控制的不過長沙周圍幾個地方。漫說遠在衡陽控制湘南的吳佩孚他管不了，不僅管不了人，連地盤也不是他的。其他地方，由於分別駐紮著南征的北軍各部，他實際上也管不了。一個督軍，實際管轄範圍，也就是北到岳州，南至湘潭這麼大的湘北方寸之地。地盤不大，但軍閥的毛病，張敬堯都有，首先要地皮，有了地皮，就拚命擴軍。第七師進駐長沙不久，就擴充到7萬人槍。人馬多了，跟其他軍閥一樣，用人先用自己人，第一是兄弟子侄，第二親戚同學，第三故舊鄉親。張敬堯排行老大，下面兄弟三人，張敬舜、張敬禹、張敬湯，各個都身居高位，不幹好事。湖南人給他們編了歌謠：「堂堂乎張，堯舜禹湯，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軍閥的部隊有個通病，凡是駐紮地不是自己的家鄉，紀律就不好。北軍進入湖南，原本就是來征服的，先天不足，只有馮玉祥和吳佩孚的部隊尚可，其他部隊，口碑都不怎麼樣，而張敬堯的部隊，就更是差勁。加上他的部隊，大部分都是擅自擴招的，陸軍部一時還排不上編製，因此，經常薪餉不繼。嚴格來說，得要靠他自己籌餉養活。可是，他實際控制的地盤小，自己貪，幾個兄弟更貪，弄點錢，先要往上海租界外國銀行里存上，在天津租界購置產業，在安徽老家買地，餘下來的，才能養兵。因此，他的部隊，經常鬧餉，然後自行搜刮，紀律一塌糊塗。
在如此狹窄的土地上，驟然養了這麼多兵，當地紳民肯定是吃不消的。張敬堯既要養兵，又要自肥，沒有別的辦法。跟所有沒出息的軍閥一樣，只能一邊加大徵收幅度，橫徵暴斂，一邊濫發紙幣，濫發債券，同時還干點盜賣公產的勾當。特別遭人詬病的是，張敬堯還剋扣湖南的教育經費。湖南是個士紳勢力極大的省份，自晚清以來，教育經費就已是得到特別保障的，任誰當政，都不敢隨便動一個指頭。可是到了張敬堯手裡，由於軍費緊張，居然敢動教育經費的主意。先是挪用，然後以紙幣代銀元，繼而拖欠。各學校1月份的經費，時常拖到3月份方給，給的時候還要剋扣打折。 因此，引得新舊知識界對張敬堯格外地不滿。
當然，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張敬堯在民國史上，名聲的確很壞，但並非一個專門作惡的惡魔。他的軍隊，雖然紀律不好，但也不至於專門放出來燒殺淫掠。後來湖南「驅張」運動，臚列了張軍的惡行，儘管已經極盡誇張之詞，但比起後來督魯的張宗昌，還是小巫見大巫。張敬堯種種搜刮惡行，的確很惡劣，但還沒有到令人完全無法忍受的地步，跟他同時期的一些軍閥，比如四川的劉存厚，也差不多是這樣。五四運動後期，湖南學生和知識界發起「驅張」運動，大張旗鼓四處運作，到處去臭張敬堯。張敬堯能夠讓這些人從容發動，而且自由出入，可見張敬堯並沒有人們說的那樣窮凶極惡。可是，張敬堯倒霉就倒霉在他剛當上督軍不久，就碰上了五四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沖著他所在的皖系去的，而張敬堯要對付的，不僅有全省各地尤其是省城的學生，還有在湘南劍拔弩張的吳佩孚，和在常德皮裡陽秋的馮玉祥。是人都知道張敬堯是皖系的大將，痛打賣國賊，在北京目標是段祺瑞、徐樹錚和曹、章、陸，在湖南，就是他張敬堯。
說實在的，從五四開始，一直到吳佩孚撤防北上，張敬堯就像被放在火爐上烤的烤鴨，一邊的火是湖南的知識界，一邊的火是吳佩孚，直到烤成兩面焦，最終被湖南文武兩伙勢力，驅逐出了湖南，官職丟了，殘兵被人吞掉，片甲無存。一生的事業，從此煙消雲散。
我曾經介紹過，五四期間，湖南的抵制日貨運動非常火爆。學生對買賣日貨的人，往往採取暴力的行動，但軍警卻並不制止，有時甚至還向著學生。事實上，張敬堯根本不敢對運動說三道四，更談不上鎮壓了。不僅如此，張敬堯還曾致電北京政府，要求罷免曹、章、陸，以丟卒保車。個中緣由，就像他在1920年5月26日也跟著眾多軍人通電主張續開南北和談之後，給段祺瑞的密電里講的，關節有五條：
此際適值外交棘手，各方多主續開和會。而堯一因湘省地當要衝，四面楚歌；二因湘省兵燹迭經，饑饉洊至，倒懸待解，望治孔殷；三因湘省金融枯竭，公私交困；四因青島問題發生，湘省商民開通最早，激烈分子最多，多方煽惑，恐有他虞；五因湘省軍隊複雜，困難尤多。堯素主戰，而實逼處此，不得已有宥日
這裡，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後兩條。一則來自長沙學生和知識界的，一則來自吳佩孚和馮玉祥。兩下夾攻，把個主戰派健將逼成了這副模樣。
不過，儘管張敬堯對學生鬧事基本上不敢過問，但畢竟不許抵貨是北京政府的明令，而且基於當地經濟的考慮，如果抵貨的規模過於大了，而且商會出面要求干預，張敬堯還是得出面應付一下。但這一應付，出大事了，湖南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登場。
事情是這樣的，由於福州事件的刺激，學生加緊了抵貨的步驟。1919年11月26日，學生查獲了大批日貨，準備在教育會會坪集中銷毀。但同樣參加抵貨的商界人士，卻大多主張罰款，雙方爭執不下，商會會長張先贊懇請張敬堯干預。於是，張敬堯的弟弟張敬湯帶領軍警，來到了教育會。軍警和學生發生了衝突。據學生方面講，他們遭到了軍警的毒打和驅散，身受重傷者數十人。 可是，這場被稱為「學界未有之慘劇」的鎮壓，後來卻沒聽說學生入院治療，受傷的學生後來怎樣，也沒人提及。依照運動時期媒體的慣例，如果真的打傷了學生，隨後報紙就會大肆渲染，絕無可能放過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沒有學生受傷。但是，隨後長沙中小學生，全體解散，不上課了。張敬堯派人跟各學校協商數次，沒有結果，於是親自到教育會去跟各校校長和教員們去協商，委婉地說了軟話，商會會長也道了歉。 但是，沒有用。學生和知識界聯合起來，一致決議開展「驅張」運動。具體地說，「驅張」運動的核心組織者，是健學會和新民學會，推舉代表數十人，分赴北京、上海、廣州、衡陽和常德〔還有一說，加上漢口和保定〕，向各方申訴，要求罷免張敬堯。去北京，自然是向北京政府請願。去上海，則主要是向媒體和外國人造勢。去廣州，則是對南方軍政府呼籲。去衡陽和常德，則是對吳佩孚和馮玉祥做工作。其中，「驅張」運作的重點，就是北京和衡陽。兩地的「驅張」請願團，分別有三四十人的規模。按《毛澤東傳》的說法，毛澤東實際上是此次「驅張」運動的策劃者。早在1919年的8月，他就有意圖要「驅張」了。去北京的請願團，實際上是他帶領的。也因為「驅張」，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上革職「驅張」通電和新聞里。 去北京請願的人中，我們還發現了楊樹達、李振翩、李啟漢等後來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們在北京聯絡了在京的湘籍士紳熊希齡、郭侗伯、范源濂等168人聯名上書，在京的湘籍國會議員，也都被動員起來。請願團還成立了平民通訊社，專門宣傳造勢。一時間，報上儘是張敬堯如何禍湘，如何鎮壓學生的消息和報道。
當然，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不可能答應請願團的要求。漫說當家的是皖系自己人，就是別的派系當家，自打袁世凱死後，也沒有一屆政府能換得了兵權在握的督軍的，除非讓更有實權也有野心的督軍下屬頂班。但如此聲勢浩大的請願宣傳，卻弄臭了張敬堯。張敬堯臭了，使得原本就因五四運動而聲名狼藉的皖系，雪上加霜，等於間接地為直皖之爭中的直系加了分。去衡陽的請願活動，雖然聲勢沒有北京那麼大，但取得的實效，卻遠遠過之。去衡陽的請願團，也是一支龐大的隊伍，裡面有易培基、何叔衡、蔣竹如等重量級人物。這個請願團組織嚴密，有總幹事，下設交際、庶務、文書各股。除了請願團之外，湘南學生幾百人，也加入進來。事實上，決意「驅張」的湖南學生和知識界知道，真正對張敬堯能產生切實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