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這個概念，據陳志讓先生說，是20世紀20年代初，由一些學者先叫出來的。但是，很快，被稱作軍閥的人，互相開戰，也互詈對方為軍閥。 顯然，無論在那時還是現在，軍閥無疑是個貶義詞。英語里跟軍閥近義的有兩個單詞，一是warlord，一是militarise。前者之意為軍人割據，後者是軍事化的統治。顯然，民國前半段，也的確存在著大大小小的軍人集團，而且這一時期，軍人的確具有最大的發言權。稱之為軍閥，並不為過。當然，這一時期最大的軍人集團，就是北洋集團，或者通稱北洋軍閥。集團中人，稱自己為北洋團體。所謂的北洋軍閥，史家公認，是始創於袁世凱的一個軍人集團。事實上，這個集團也繼承了李鴻章淮系集團的部分遺產，從人員到物質都是如此。眾所周知，這個集團起家是小站練兵，也就是說，是在袁世凱主持小站練兵之後形成的。因此，這個集團的第一代骨幹，都是小站舊人。第二代，則是出身北洋系統的各級軍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輩。因此，嚴格來講，人稱北洋軍閥三大派系之一的奉系，其實不算北洋的圈內派系，充其量，跟北洋集團關係密切，與辮帥張勳一樣，都屬於北洋集團的支系。
但是，即使是北洋軍，也跟西方語境里的據武割據、攔路搶劫的warlord，有相當大的區別。跟古代中國亂世割據的軍閥，也大不一樣。晚清一干投筆從戎的人物，尤其是大批出身國內外新式軍校學生，其實相當一部分是有志愛國的青年。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們投身新軍，是為了尋出路，給自己找個更好的飯轍。但如果不考慮飯碗問題，還必須承認他們是晚清梁啟超、蔡鍔等人鼓吹的尚武精神的體現者，身體力行地改變傳統士大夫重文輕武的積習，因為他們中的某些人，出身世家，並無飯碗之憂。棄文從武，為的無非是富國強兵。不僅接近同盟會的陸軍學生吳祿貞、藍天蔚、閻錫山等人如此，跟立憲黨人走得近的蔡鍔、唐繼堯等如此，連一些北洋軍人也是如此。段祺瑞、馮國璋和吳佩孚等人，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後兩人還是文秀才〕投筆從戎的。我們不能說，南方參加革命的新軍士兵，當兵是為了救國，而北洋軍人就個個是頭腦冬烘的木頭人。晚清的新軍，無論北洋還是各省的，都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他們對於近代政治，都有著出乎尋常的熱情。在他們的某些人看來，像他們這樣的新式軍人，對於國家，負有特別的使命。 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北洋時期，當家的武夫，會如此在意共和政體的某些基本原則，尊重民眾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當然，他們也相當在意與此相關的道義和聲名。不僅對制度的尊重屬於道義名聲的一部分，而且事關民族主義的聲譽，更是他們自身合法性的組成部分。一旦某個集團在這方面被公認有虧，那麼，這個集團離下台就不遠了。袁世凱的垮台，不是因為討袁軍力量有多麼強大，而是他在制度堅持和民族主義兩方面都聲名大損。五四之後，我們看到，貌似強大的皖系集團，也在這個方面吃了虧。
事情要從北洋集團的分裂說起。但凡一個集團，規模大了，都會在內部形成派系。袁世凱尚在之日，人們已經在傳有直皖之分。北洋三傑龍、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王士珍淡泊名利，凡事不樂出頭。馮國璋和段祺瑞則不相上下，同為袁世凱的左膀右臂。馮國璋是北洋軍中的秀才，少見的文生，而且真正打過硬仗的人，也是他。辛亥革命時，袁世凱被起複，北洋軍進攻武漢三鎮，指揮官就是馮國璋，對手是革命黨中號稱知兵的黃興。開戰的結果，革命黨人敗績，三鎮丟了兩鎮。如果不是袁世凱要跟清廷和革命黨兩面討價還價，第三鎮武昌，說不定也保不住。更早些，馮國璋和段祺瑞一起考統制〔師長〕，也是馮先過關，而段則需要袁世凱通關節才過關。可是，比較起來，袁世凱卻更喜歡段祺瑞些。因為馮國璋不懂政治，而段祺瑞則對政治更敏感些。辛亥年，馮國璋在前線賣命，段祺瑞則領一群北洋將領，一會兒擁護共和，一會兒捍衛帝制，清廷和革命黨兩邊嚇唬，逼得清廷退位，也逼得革命黨人乖乖把臨時大總統寶座，送給袁世凱。在南北談判期間，除了南北方的正式代表在談，段祺瑞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跟黃興代表談， 可謂武人中的政治家。後來老袁想要做皇帝，外間都嚷嚷翻了，卻還瞞著馮國璋。馮國璋上門來問，還是不說實話。但對段祺瑞，老袁卻沒法這樣蒙，也不能蒙。雖然袁世凱特別希望段祺瑞擁戴，但是段祺瑞對於帝制，明確表示反對，寧可陸軍總長不做了，也不肯順著。事實證明，段祺瑞的選擇是對的，在政治上，比馮國璋的首鼠兩端，含含糊糊要略勝一籌。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人稱段合肥。馮國璋是直隸河間人，人稱馮河間。但段合肥的名頭顯然要比馮河間響，原因是中國上流社會固然對馮、段褒貶不一，但在人們心目中，段的分量要重得多。日本人也一直看好段祺瑞，對馮國璋沒有好印象。儘管如此，馮、段之間，依然積不相能。北洋集團中，有人跟馮走得近一點，被人稱為直系。有人跟段走得近一點，被人稱為皖系。當然，不是直隸人必然屬於直系，安徽人必然屬於皖系。北洋舊耆陸建章和他的侄女婿馮玉祥都是皖人，但卻跟段祺瑞視同水火。而且，必須指出的是，早年的直系、皖系，其實跟戊戌時期的帝黨、後黨一樣，界限並不那麼清晰。齊錫生先生根據軍閥集團成員和首領的人際關係等級，對軍閥派系進行的派系分析，無疑精闢的，但應該主要適用於直皖戰爭，北洋團體分裂之後。 在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當家的那四年里，由於段祺瑞幾乎是北洋系統所有軍校的總監校長，所以，所有的北洋軍官，差不多都是他的學生。北洋系統出身者，至少在面子上，對段祺瑞都會保持一定的尊敬和禮貌。直皖戰後，直系大勝，但卻不肯通緝段祺瑞，段祺瑞也在兵敗之後，不打算逃走，就待在北京直系的眼皮底下。跟南方和西南軍閥相比，北洋軍閥相對比較土氣，留洋的學生較少。而相形之下，曹錕、吳佩孚的直系，這種狀況就更突出，留學生在裡面基本上沒有立足之地。而直系的一翼馮玉祥的部隊更土，連國內軍官學校的學生都很少，軍官只用自己帶出來的學兵連的人。這樣的結構，具有相當的封閉性，似乎很有利於內部的凝聚。正如美國學者安德魯·J.內森說的那樣，中國軍閥的派系都是圍繞私人關係形成效忠結構。 這對於某個規模小的集團，是合適的，比如曹錕、吳佩孚的集團，彼此按私人關係結成團體，相當牢固。但對於北洋系沒有分裂之前的狀況，就未必合適，那個時代的私人關係，往往非常複雜，北洋內部就更複雜。跟某個頭目人物走得近，不見得就會跟另外的頭面人物公開疏遠。頭面人物之間，也往往難以撕破臉皮。
正因為如此，儘管段祺瑞和馮國璋鬧矛盾，馮國璋做代總統，段祺瑞僅僅是內閣總理，但馮卻始終處於下風。馮對段的武力統一政策不滿，自己在北京手裡有一個師護衛，卻始終不敢公然表示反對，連手中沒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都不如。馮只能暗中指使親他的長江三督，時不時不痛不癢地搗一搗亂。實在受不了，想要逃出北京，在安徽被倪嗣沖截下，一槍沒敢放，硬話沒說一句，只好乖乖回來。眼睜睜看著段祺瑞另起爐灶，組織第二屆國會〔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做總統，自己規矩地下台，回鄉養老。而長江三督之中，坐鎮武漢的湖北督軍王占元，對武力統一根本不敢反對，大軍過境，南下湖南，他乖乖地為人做後勤。
北洋集團，在那時內部自稱為北洋團體，講傳統，講禮儀，講輩分，有時也講點團結。在北洋第一代人那裡，儘管彼此面和心不和，台上握手，台下踢腳，但真要撕破臉皮，還真有困難。直到1919年底馮國璋故去，馮、段之間的關係也沒有破裂，儘管段家的黨羽，在五四運動中對馮很是猜忌和防範，總疑心運動是馮國璋搞的鬼。在喪禮上，老段卻哭得像淚人一樣，讓人看了好生感動。時人記載：
當馮氏入殮時，合肥段祺瑞首先趨視，撫棺慟哭，觀者莫不動容。……行禮時，痛哭失聲，涕泗橫流，幾不能仰視。其悲傷狀況，與祭人員，舉奠之及，人皆怪之。
撕破臉皮，乃至刀兵相見，是第二代的事兒。也可以說，到了北洋第二代人手上，才有真正的分裂，才有真正的直皖之爭。美籍華人學者齊錫生認為，在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的成員，還是傾向於維持這個集團的「團結一致」，以保障集團對國家的統治。督軍團的出現，以及兩次督軍團的徐州會議，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可以說是北洋集團想要以集體的努力，維持團體團結的一種嘗試。
曹錕，人稱新直系，因為他是直隸保定人，當兵前，是保定的布販子，一個帶點傻氣的閑漢。曹錕在北洋集團中，屬於資歷稍淺的第一代人。在馮、段紛爭的時候，一向騎牆，不站在任何一邊。相對而言，跟段祺瑞走得還更近一點，段祺瑞馬廠誓師討伐復辟，曹錕是第一批響應的人。段祺瑞武力統一的南征，儘管人說是用了副總統做誘餌，但畢竟曹錕所部是其中最賣力的一支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