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上，出現過多次軍閥割據的時期，每逢這種時期，軍人都毫無例外地成為社會的主宰。而原來趾高氣揚的文人，則蛻變成武夫的附庸，甚至變成收稅記賬的工具〔若無毛錐，財賦安出〕。在發生五四運動的那個時代，在形式上，中國有點類似於五代十國那種軍閥時代，軍人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最大。陳志讓先生稱之為「軍紳政權」，其實，軍的分量遠比紳要大得多，兩者處於完全的不平衡狀態。各個地方的文官，如果服從武人意志的話，基本上無立足之地。但是，跟五代十國時期的武夫不一樣，民國的軍閥，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新式軍人，很多是投筆從戎的有志之士，是晚清志士提倡尚武精神的實踐者。無論是袁世凱的北洋六鎮，還是各省的新軍，其骨幹軍官，不是來自留學日本的士官生，就是國內新式軍事學校的學生。就算比較保守的北洋系統，在接納士官生方面，也是開放的。學習西方，顯然是這些新式軍人的追求。他們對於中國百年來從西方學來的一切，從器物到制度，都是有迷信的。即使想要恢複傳統文治的袁世凱，其實也不能擺脫這種迷信。至於在袁世凱失敗之後，接著當家的北洋軍人，就更沒有這個膽量，敢於輕視民國的共和政體。因此，儘管文人和紳士的地位沒有軍人高，但此時代的文人紳士，絕不至於像五代十國文人那樣低賤。由於近代工商業的發展，紳與商，尤其是現代工商業者，有了密切的聯繫，而且他們跟新興的學界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有自己的團體，商會、教育會，有相應的公共空間。更重要的是，新興媒體的出現，已經形成了一種輿論壓力，對於紳商學群體在媒體上的聲音，武夫們還是有所忌憚的。儘管武人們有力量封報館，鉗制言論，但一般不敢這麼干。他們顧忌輿論，也顧忌民意，更顧忌道德譴責，一旦被置於道德上被動的地位，他們在日後的軍閥紛爭中，就會處於不利的地位。但是，北洋時期，畢竟是軍人統治。軍人有軍人的積習，耐性不夠，實在急了，還是要用武力解決的。但是，即使武力解決，也要顧忌自家的形象，如果在道德上理虧，在戰爭中也就占不了便宜。
對於當時的北京政府來說，一方面，各地軍閥實際上割據一方，根本不在財政上支持所謂的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北京政府還需要各地軍閥的政治支持，如果有較多一點的地方表示脫離北京政府獨立，北京是很害怕的。當然，各地軍閥，也需要獲得北京政府的承認，以強化自己在地方的合法性。相對而言，北京政府對地方軍閥的支持，更為在乎一些。因此，無論誰控制北京政府，對於下面軍人的聲音都十分忌憚。五四運動，在北京，一邊是學生一邊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一邊是學生和市民，一邊是各地的軍閥政府。相對而言，北京政府更希望把運動壓下去，恢複秩序。但是，地方軍閥卻另有懷抱，即便敷衍北京的地方的軍頭們，也不那麼熱衷壓制運動，很顯然，即使是他們，也生怕在民族主義熱潮中失掉分數，害怕媒體的聲討。更何況，還有不少的人，想要藉機謀點輿論上的好處。
相比較起來，段祺瑞是對文人和紳士最為尊重的一位軍頭。一來是袁世凱失敗的殷鑒不遠，二來此老對西方政體的確有幻想，中國的議會政治，實則為士紳政治。府院之爭，段祺瑞和黎元洪鬧意氣，國會偏向總統，實力強大，擁有各省督軍團支持的段祺瑞，居然好長時間內，跟個沒有一兵一卒的總統，打了個平手。但是，儘管如此，在骨子裡，段祺瑞還是個迷信武力的人，武人不僅跟他更親近，而且更為他所看重。他所處的集團，像徐樹錚的這樣迷信權術的心腹，對武人和武力就更加在意。在依靠梁啟超、林長民和湯化龍的研究系設計好了議會改革之後，真的選舉國會了，居然把研究系一腳踢開，暗中指示各省督軍，無論如何都得將研究系弄下來。也就是說，段祺瑞的手下，包括像小徐這樣獨斷專行的手下，對於軍人更在意些。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大業之所以能啟動，除了大筆的日本貸款之外，關鍵是小徐在其中縱橫捭闔，四處拉攏，連一向狡詐的張作霖，都被矇騙得讓他把軍隊帶到了湖南前線。即便如此，小徐依然得罪不起地方軍頭。人家一旦不高興了，他還是得放軟身段。南征之役，張作霖儘管得了大批的武器，也得了不少軍餉，但一槍不放就要撤走軍隊，身為奉軍副總司令的小徐也只好眼睜睜看著人家的背影沒轍。說到底，在北洋時期，最後說了算的，還是軍人。
但是，說了算的軍人，都是長官，士兵或者下級軍官是沒有聲音的。我們看到，在學生上街宣傳演講的時候，也不乏軍警被打動的情況，有些地方甚至軍官都對學生表示了極大的好感。連段祺瑞親信張敬堯的部隊，都有人對上街遊行的學生「舉槍示敬」， 至於駐紮在湖南衡陽的吳佩孚的第三師官佐杜茂林，到長沙公幹，居然加入到學生遊行隊伍中來，「嚙指書『毋忘國恥』四字，並號啕大哭。」 可是，在當時的中國，當兵是為了吃糧，為了養家糊口，儘管被感動，卻不大可能有人為了某種道德目的，反叛自己的上司，站在學生一邊。公然參加遊行的士兵，只能是吳佩孚的部下，因為他的長官已經對於學生運動，公開表示了強烈的聲援。士兵和下級軍官，已經習慣了服從命令，服從上司，只要還能有口飯吃，有點軍餉，他們就會這樣做下去，反抗和兵變，一般都發生在長期糧餉無著，但軍官卻大魚大肉，肥馬輕裘的情況下，即便如此，騷亂的士兵也沒有任何政治立場可言，鬧將起來之後，大搶一通散去，因此，民眾對亂兵往往更加反感。說起來，民國年間的「國軍」雖然是從清末的新軍演變來的，由於新軍數量少，所以選擇餘地大，讀過書的人很多，各省新軍士兵，不少人還是秀才。相比之下，由於人數眾多，民國軍隊士兵沒有新軍士兵那樣的文化素質，絕大多數人目不識丁。1930年代初兩份關於士兵的社會調查，一份調查了41個殘廢兵，一份調查了40個士兵，前者未讀過書的29人，讀過書的12人，但「就是所謂曾讀過書的，也不過只認識幾百字罷了」。 而那40個正常的士兵，讀過書的只有11人，未讀過書的有29人。 此前社會學家陶孟和對晉軍的一個旅近1000個人做了一個調查，發現這些士兵有87.3％的人是農民和無職業者，幾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 所以，士兵就是來吃糧的，找一個糊口的職業。對於政治，甚至要跟誰作戰，都不關心。盧永祥和齊燮元開戰之前，盧永祥為激勵士氣，預發4個月的兵餉，但士兵卻不知為何，而且不知要跟誰開戰。 連跟誰打仗都不關心，自然對於政治問題，就更無從談起了。其實，就算士兵有心關心，礙于軍隊的體制，單個的士兵也很難所有表示。除非到了時局失控，而且上級要士兵執行的任務突破了眾人的底線、士兵中有草根領袖帶頭的時候，才有可能出現集體的抗命。但是，在民國期間，這種抗命，多出在長期欠餉而導致的兵變中，像俄羅斯二月革命時發生的軍隊拒絕對民眾開槍這樣的事，在中國，實際上很難發生。
一場波及全國的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街頭上雖然沒有軍頭們的身影，但運動卻跟他們關係密切。士兵不懂政治，他們卻不可能不懂。這場運動，對於他們中的某些人來說，是一個天賜的良機，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卻可能是一個天大的難題，有些人則是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應對。但無論持何種態度的軍頭，都不願意頂起對抗甚至鎮壓愛國運動的名頭，即使不得不遵從段祺瑞的旨意，出面阻止學生行動，也大多縮手縮腳，最積極的馬良，也只敢拿幾個市民開刀，其餘的一律其軟如棉，只要學生不鬧出大事來，他們就樂得「無為而治」。當然，各地當家的軍頭，對於學生運動，也有一絲隱憂。這個隱憂來自運動中某些激進分子，當時所謂的「過激黨」，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某些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人，他們在運動中散發傳單和一些小冊子，策動士兵，投入運動。早在運動初起之時，運動士兵的傳單就有了，據《時報》報道，早在1919年5月，駐紮在湖北的陸軍第五師，就接到學生的傳單，由於該師多為山東人，師長王子春因此非常害怕，採取措施，嚴防士兵跟學生接觸。 類似這樣直接斥諸運動軍警的傳單，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北京的傳單煽動性更強，有份傳單這樣寫道：
你們軍人，一月幾個錢嗎？未必錢就是生命呀！總統、總理長的眼、耳、口、鼻，你們長的也是一樣。他們在內面何等的安樂，你們在外面日夜受風塵，替他們守門，真是自作牛馬，當走狗。可惜你的父母生養你，空活一世人。我勸你們快快去別求生活，自謀獨立，復你自由，還你人格，你說好不好？請你細細的想一想。
顯然，這樣的「自由」和「人格」之類的說教，士兵們大概是聽不進去的。但是，這種基於地位差距的「階級」挑撥，軍頭們還是有點擔心。對於傳說中過激黨的動作，軍頭們還真是有些害怕，因為傳說他們有組織，而且在西方威力強大。山東督軍張樹元1919年6月11日在給北京政府的密電中，提到在山東各地，「無政府共產黨宣言，時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