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五四運動的靶子，曹汝霖晚年寫回憶錄，並不諱言他親日，但他否認自己賣國，這很耐人尋味。五四運動鬥爭的矛頭，最淺的一個層次，是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再深一點就是徐樹錚和安福俱樂部，最後就是段祺瑞。五四遊行這天的賣國賊還只是曹、章、陸，很快學生們就口無禁忌，從安福俱樂部一直罵到段祺瑞。這一點，五四遊行過後，段祺瑞就很清楚，據曹汝霖後來回憶，火燒趙家樓之後，段祺瑞來安慰他，當即說，這是沖著他〔指段〕來的。
被這麼大個運動，被這麼多人當靶子打，原因是他們賣國，或者大家認為他們賣國。那麼，他們是不是真的像人們說的那樣，是中國的石敬瑭、張邦昌，朝鮮的李完用呢？顯然，段祺瑞政府之所以為人詬病，90％以上的原因，是因為段本人及其集團的親日政策。而段政府之所以親日，關鍵在於日本的寺內內閣上台以後，改變了前任大隈內閣一味強硬的對華戰略，由硬轉軟的緣故。但在實際上，這個所謂的「軟」，也是相當有限的，用寺內對華策略的操盤者西原龜三的話來說，既非「宋襄之仁」，也非「強橫蠻幹」。 所謂的「軟」，無非是大把地撒錢，但在這大筆的日元借款背後，卻是徹底控制中國金融控制中國政府的遠大圖謀。在段政府和日本的蜜月時期，我們看到，日本在中國的活動，並沒有因段政府的親日，而有半點減少。日軍依然佔據著青島和膠濟鐵路，在山東的首府濟南，日軍依舊如往昔一樣跋扈，日本在東三省和福建，也照樣強勢地擁有特權，地位明顯有所增強，而且通過段政府，把手「合法」伸到了長江中游。
事實上，在所謂的中日蜜月期間，日本的威脅，不僅沒有減弱，反而通過段政府跟日本的一系列密約和換文，得到了「合法」承認，不僅鞏固了他們在山東的存在，而且通過膠濟鐵路的延伸，濟順、徐高兩路的借款，把勢力擴展至整個中國的腹地。同時，由於參戰軍的訓練和裝備，中日間關於應付俄國事變的一系列軍事密約，二十一條第五號之日本的軍事顧問和採用日本軍械的問題，實際上已經落到實處。而這一系列的密約和換文，經手者的確就是五四運動中，為人痛恨的親日派政客曹、章、陸。
曹、章、陸不是當家人，當家的是徐樹錚，是段祺瑞。我們知道，段祺瑞這個人，正如他自己表白的，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過程中，他是堅定的反日派，不肯妥協，甚至不惜一戰。但是為什麼到了他自己當家做主的時候，居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變得親日起來了呢？是不是如段祺瑞跟回國請願的留日學生代表講的，他認為日本的寺內內閣「頗推誠相與」呢？ 雖然說，來華操盤寺內對華的「懷柔」政策的西原龜三，的確給段祺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以西原借款為主要內容的日本新政策，真正令段祺瑞動心的，是他可以用源源不斷的日本借款，實現武力統一的夙願。
段祺瑞比起他的主公袁世凱來，無論眼界、魄力、用人和手腕，都要差上一截，但是他的志向，卻一點都不比袁世凱小，此公不唯志大才疏，而且志堅才疏，看準，或者說看上的事，無論如何都要做，九頭牛都拉不回。袁世凱死於帝制自為，造成了南北分裂。多少年的公論，分裂的中國自然不可能強大，若要中國富強，必須實現統一。因此，對於段祺瑞來說，他的基本政治理想，就是實現中國的重新統一。在袁世凱死後，他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同意恢複民元約法，就是覺得非如此才能爭得西南方面的妥協，達成統一。然而，他看到，即便恢複了民元約法，統一依然沒有希望，南方軍閥，並不想聽北京的招呼。於是，軍人出身的他，開始轉向斥諸武力。但是武力統一需要大筆的錢，當時的北京政府，雖說未必真的政令不出都門，但在各省都不向中央政府解款的情況下，其財政收入，僅僅依靠有數的幾條鐵路的收入和北京市內崇文門關稅，再就是支付完庚子賠款和其他借款的關余和鹽餘。這點錢，事實上連維持中央政府和直屬軍隊的日常開支都不夠，除了財政和交通兩部，政府的其他部門一律欠薪。發行公債，開始還可以籌到點錢，但到後來總是無法歸還本息，最後也就發不動了。儘管如此，段祺瑞武力統一的熱望，並不因此而退燒。曹汝霖回憶他在幫助段祺瑞粉碎張勳復辟、接任段政府的財政總長時說：
自蔡松坡
因此，段祺瑞非常懇切地請他出山，擔任財長，而他則由於已經跟西原龜三有了接洽，得知日本方面有意支持段祺瑞統一，所以也就答應了段的請求。 章宗祥也證實，西原龜三曾經對他透露過，寺內了解段祺瑞正在策劃武力統一，但是在必需的武力和財力方面都還「很不夠」，日本樂意在這兩個方面幫忙。 事實上，在府院之爭，段祺瑞被免去總理之後不久，段的心腹謀士徐樹錚在給各省督軍的密電中，就坦承日本的寺內內閣是支持他們的，儘管一時去職，但仍被視為「政局之中心」，而「我北軍權勢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 說明在事實上，段祺瑞是有求於日本。日本的支持，也成為徐樹錚用以堅固眾督軍擁段之心的一種憑藉。
武力統一，是令他沉迷的政治海洛因，但事實上也是段祺瑞的自己給自己挖的陷阱。後來的事實證明，段的失敗，龐大皖系集團的覆滅，就是因為他們蹈入了這個陷阱。日本方面投其所好，大筆的日元湧進，使得武力統一的軍事行動得以展開，即便這滾滾的日元背後有陰謀在，處於迷幻之中的段祺瑞，也難以覺察，即使有所覺察，也會以為，一旦中國實現統一，變得強大之後，剩下的事都可以重議。就當時而言，持這樣功利主義態度的政治家不在少數，從康有為到孫中山，都有過出賣領土主權，換得中國改革和強大之資本的設想，段祺瑞如果這樣想，事實上也不奇怪。更何況，就當時而言，段祺瑞並沒有意識他的親日，會導致主權的流失。
不過，當時的中國，武力統一是根本行不通的。後袁時代的北洋政府，跟袁世凱時代有根本性的不同，這個所謂的中央政府，即使在依然「聽命」的各省軍閥那裡，也已經是個名義上的中央，作為命根子的北洋團體，到了段祺瑞手上，已經事實上四分五裂，不僅作為旁支的奉系只關心自己的勢力擴張，就是嫡系中馮國璋派的勢力，比如長江三督，也經常不招呼，隨馮國璋起舞，時不時給老段添點堵。可以說，由於利益格局的分化，北洋系直、皖、奉系三大派系的分化已經開始。在袁世凱時代，作為大總統的袁世凱，至少對自己能控制的地方軍政長官，還可以加以懲治，雖然這種懲治的權力一直在減弱，但到了段祺瑞時代，漫說一省督軍，就是像馮玉祥那樣的小小的旅長，即使公然抗命，總理段祺瑞也拿他無可奈何。同時，地方軍閥內部的分離傾向也日趨嚴重，一省督軍對於手下師旅長往往很難控制，害得督軍往往得兼任一個主力師的師長，否則，就是一個空頭大帥，早晚被人家取代。在段祺瑞第二撥對南方用兵的過程中，山東督軍張懷芝領兵出征，部下張樹元就後院起火，在前方作戰的督軍，無論怎樣都回不了家了，而命令張懷芝出征的段祺瑞，卻拿反叛的張樹元一點辦法都沒有，不僅不能主持公道，最後反而只能追認他的篡位合法。這顯然對於他的聽命者來說，是一種致命的打擊。
這樣一個四分五裂、各有懷抱的北洋系，實際上是打不了仗的，如果有人樂意打的話，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打。有地盤的，像張懷芝那樣傻的很少。就是張懷芝，實際上多半也是因為在省內受部下的擠兌壓迫，待不下去了，才出來找門路。剩下的，即便是最忠於段的安徽督軍倪嗣沖，也只是將張勳的舊部安武軍派出來應景，自己沒有出一兵一卒。沒有地盤的，倒是相對積極一點，但也無非是為了搶地盤，戰況有利，則進，戰況不利，則退，甚至呼籲和平。吳佩孚打了勝仗，當湖南的地盤給了別個，馬上頓兵不前。之所以沒有馬上撤退回防，無非是為了向中央政府騙餉，同時利用控制的湘南地區的稅收，擴張自己的軍隊。懷有同樣抱負的，還有名義上歸奉軍副總司令徐樹錚指揮的幾個奉軍師，一旦槍械撈足了，部隊擴張了，就立馬翻臉，一仗不打，就撤回東北。
根本沒有嫡系武力，即使所謂親信如張敬堯和倪嗣沖都不大給他練活的段祺瑞，居然要憑藉著這樣一支四分五裂的隊伍，對南方用兵，實現統一，不啻痴人說夢。這樣的武力統一，除了南北之間無謂的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對波及地區的兵燹之災，毫無意義。無疑，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於作為戰場的湖南，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湖南人編的《湘災紀略》說戰爭造成「死亡枕藉，廬墓為墟，戎馬所及，決無完土」。 當時的中國的軍隊，大體未脫清朝舊軍隊之積習，在自己家鄉，還能有所收斂，出省作戰，每每胡作非為。入湘北軍，張敬堯和張宗昌的部隊，紀律尤壞，戰時燒殺淫掠，駭人聽聞，停戰了，依舊擾民。湖南被南北客軍來回拉鋸，其荼苦無以復加。
其實，到了吳佩孚罷戰，跟南方簽訂密約之際，段祺瑞和徐樹錚等人已經對戰事之不可恃，有所覺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