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是五四運動中眾口一詞的賣國賊。五四當時編的小冊子《青島潮》，甚至說火燒趙家樓時，學生衝進曹汝霖家，發現「曹氏之客廳正中，懸一日皇御像」。 〔事實上後來很多大陸組織的帶有明顯傾向性的回憶中，沒有一個人這樣說，可見並不是真的〕不僅學生這樣看，市民這樣看，連政府內部的相當一部分人士，包括一些有實力的軍閥也這樣看。直系軍閥自不必說，吳佩孚等罵曹、章、陸罵得比學生還厲害，連皖系幹將張敬堯，在運動期間，也打電報要求罷免這三人。安福俱樂部控制的國會，也接二連三提出彈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議案，明白說他們是「國賊」。 在運動當口上，還有很多人聲言要拿住這三人，連同他們的家人一併殺掉。連撂地攤說相聲的都編了相聲《揣骨相》，指桑罵槐地罵他們，「沒骨頭，金錢摟足，以外人為護符」。說他們屬於「大賊骨頭」，賣國求榮，明知挨罵裝聾子，是「現代秦檜」〔張壽臣相聲〕。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這樣從知識界到底層百姓高度一致，甚至國共兩黨高度一致，萬人唾罵的人物，大概除了袁世凱，只有汪偽政權的三劍客，汪精衛、陳公博和周佛海。
的確，他們三人是北京政府中的親日派。不僅在皖系當家時如此，此前很長時間，都是如此。日本大隈內閣倒台，寺內上台之際，日本方面曾經特意表明要曹汝霖擔任特使訪問日本，重商兩國關係。北京政府隨即通知駐日公使章宗祥，準備派曹汝霖以贈勛為名，出使日本。但是，此議遭到國會方面的激烈反對，國會為此，幾乎要炸了窩。最後，北京政府取消原議，改派老資格的官僚熊希齡前去，但為日本方面所拒絕。 按西原龜三的說法，日本方面的公開提議中還有徐世昌的名字，但實際上日本方面的真實想法，曹汝霖才是最為合適的人選。 而當時急於跟中國改善關係的日本寺內內閣，居然為了一個曹汝霖，如此羞辱中國政府，可見日本方面對曹的看重。當然，國會和輿論對曹任特使之事群起而攻之，也是因為他的親日之名。據台灣學者吳相湘考證，其實還在清末時光，日本當局已經開始刻意交接受到重用的曹汝霖，日本使館不時宴請，「從此惹人注目，親日之名遍於京朝」。 所以，在晚清，就有報人〔北京的《國風報》〕攻擊他是朝鮮的朝奸李完用。 到了民國，他們的親日名聲，還越出了國境，在西方世界也有人知道。曾經擔任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施，在見過了來訪的陸宗輿之後，說他是一個身材瘦弱、「態度和藹、思想敏銳並且喜歡玩弄手段的人」。芮恩施對曹、章、陸三人了如指掌，並評價說：「這三個人的聯合，一般稱之為『三鑽石』。」 顯然，這樣的「三鑽石」，並不是美國人喜歡的組合。所以，這位美國公使對曹汝霖的評價就更糟，在他看來，「曹汝霖為人玩世不恭，重視實利，尖刻敏銳」，「他自己是日本人在華政策的最順從的工具」。他甚至認為曹對中國的共和政體缺乏起碼的忠誠。
曹、章、陸三人，都是19世紀末比較早的留日學生。在中國的留學史上，留日學生的數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學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絕大多數留日的學生，都是學速成的。日本人出於掙錢的目的，專為「清國留學生」辦了許多速成學校，一年就了事，學到什麼，只有天知道。多數人連語言關都沒過，反正當時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學了幾個新名詞，回國就可以唬人了。能進正規的專門學校的，大約3%或4％，進大學讀本科的，不足1％。曹、章、陸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學的本科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見機得早，趕上了好時候。曹汝霖先進早稻田，然後轉到東京私立法學院，1903年按照專門學校令升格為東京法學院大學，1905年改名為中央大學。而章宗祥的經歷簡單一點，是明治大學的畢業生。跟曹汝霖一樣，章宗祥回國後參加特別為留學生準備的「科舉考試」，被賜予進士頭銜，曹汝霖名次還非常高，排名榜眼。陸宗輿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搖籃的早稻田大學畢業，不過回國的留學生考試卻沒考好，只得了舉人頭銜。曹、章、陸三人，由於去得早，日本政府有優待政策，入大學無需考試，而且由於人數很少，「清國留學生」很稀罕，自然很得優待。據曹汝霖說，他來日本最初兩年，留日學生文武都算上，也不過56人。
他們三人，作為留學生而言，其實命運很是不錯，留學趕上優待，不像後來沒有趕上點的留日學生，人數眾多，魚龍混雜，考學艱難，在日本上一個專科，都難上加難。而且生活上飽受日本人的歧視，早期的優待全無。更幸運的是，這三人畢業就趕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時、用人之際，回來就進入剛組建的以西方為模本的政府機關，春風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職，到清朝覆滅時，曹汝霖已經升任外務部左侍郎，變成部領導了。不像第一批留美幼童，無論學成與否，回國來只能到海軍當兵，從最基層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也不像後來的留學生，人數太多，朝廷里已經沒有多少位置了，只好往學校擠。他們三人還有一個共同特點是，都在清廷新政時期，被當時的強人袁世凱延攬到自己的夾帶中，跟袁世凱和北洋繫結下了很深的關係。同時，作為留學生，他們都是當時政府中開明、年輕而幹練的能臣，曹汝霖曾經受命到宮裡，給西太后和光緒皇帝講過憲法，充任過一回高層政治學習的講師。也曾參與過中日間島問題的交涉，部分地為中國挽回了權利。而章宗祥則參與了新政時期中國法律改革，對於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頗有貢獻。特別的，是他在京師巡警廳負責時，曾經負責審理刺殺攝政王的汪精衛，汪精衛犯了這麼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氣的。陸宗輿則被徐世昌收入帳下，擔任過東三省鹽稅總辦，一個很肥的肥缺，他將東三省的鹽務，辦得風生水起。陸宗輿還隨同徐世昌出國考察，深受信任。
在中國人的留學史上，有這樣一種現象，凡是在所在國混得比較好的，留學成績突出者，對所在國的印象一般都比較好，反之，則怨言要多一些，甚至會滿腔怨恨。留學日本，自然也不例外。後來人說，留學英美者多為學者、銀行家、政治家，留學日本者，多為革命者，其中不乏激烈的反日者。其實也不盡然，留學經歷比較順利的人，比如曹、章、陸，以及周作人和張資平等作家學者，以及一干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就比較親日。留學日本者反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去日本的人實在太多，其中不乏不良之輩，在人家那裡沒幹好事。平江不肖生的小說《留東外史》，儘管是小說，有很大的誇張成分，但留日學生的胡來，的確也是事實。人去得多，而且不良分子多，在那邊自然就得不到好臉，回來憤而反日，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說，對於學業有成者而言，那種關於留學生的傳聞，對於那些學有成就者，留美者親美，留英者親英，留德者親德，留學日本親日，其實大抵不差。但是，的確如曹汝霖所說，親，不等於媚，親日不等於媚日，留學他國者亦如此。
曹汝霖等人的親日，或者說對日本抱有好感，還跟他在日本的經歷有關。很多沒混好的留學生，作為一個來自弱國他鄉之客，如果成績再不行，行為不檢點，在所在國遭遇歧視和白眼在所難免，因而對所在國自然不會有好感。但曹汝霖他們不一樣，在學校里，由於成績不差，沒受什麼歧視，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學家中江兆民的家裡，受到哲學家遺孀的照顧，自然感到相當愜意。這個中江兆民，有著作《一年有半》譯成中文，在中國很有名。在中江家住的時候，曹跟中江兆民的兒子中江丑吉結成很好的朋友。 這個中江丑吉，就是後來火燒趙家樓時，死命護著章宗祥的那個日本人，但他不是我們的大陸一些五四參見者所說的「帝國主義分子」，而是個主張對華友好的親華人士，研讀過《資本論》，傾向馬克思主義，酷愛中國文化。他還跟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片山潛關係不錯，一向主張反對日本對華侵略，還屬於日本的左翼人士。
沒錯，這三人的確在段祺瑞政府的親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曹汝霖自不必說，他不僅因為在段祺瑞討伐張勳復辟時，為段張羅來了非常關鍵的來自日本方面的款項，否則討逆軍很難發動，而且還是日本特使西原龜三和段祺瑞之間至關重要的中間人。在段祺瑞推行親日政策的這段時間裡，曹汝霖不僅擔任交通總長而且兼任財政總長，把北京政府最有錢的兩個部都拿下，勢頭壓倒老交通系，一向號稱財神的梁士詒都在曹面前矮了三分。因此，曹在段祺瑞的皖系集團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是這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跟日本的關係，依賴於西原借款。
章宗祥作為這一時期的駐日公使，不僅參與西原借款，而且若干為人大為詬病的中日秘密協定，大都出自他之手。涉足最淺的是陸宗輿，也是西原龜三來華最初的接洽人之一，儘管在西原借款籌劃期間，在雙方簽訂備忘錄的時候，西原不無譏諷地回憶道，「陸宗輿害怕將來被誹謗為賣國賊，在戰戰兢兢中署了名。」 但是，他還是擔任了借款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