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歷史的人看來，日記雖然屬於第一手材料，但卻是不大好的材料。因為記日記的人，往往喜歡在日記里做假，對於很多人來說，日記，尤其是記述得比較詳細的日記，在奮筆疾書的當時，就存了心，日後給別人看，如果這個人恰巧是個知名人士，這種可能性就更大。不過，就算是當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記日後會出版，因而刻意表演的，作者對經過的事件，在敘述上興許會刻意隱瞞或者顛倒黑白，但日記畢竟會表達出來作者當時的某種意圖，至少這種意圖，應該是真實的。具體對於某一件大事，日記里說還是不說，說多少，怎麼說，也肯定代表了當時作者對這件事的看法。而且，往往不經意間，也會流露出他的真實想法或者意圖。畢竟，寫日記不是在作案，非得花大心思掩蓋痕迹。所以，只要研究者有心找，還是能找到些真東西的。
不用說，五四運動是件大事，儘管在運動的後期，商人和工人也參加進來，但大體上，人們還是習慣性認為，這個運動跟學生和知識界關係更密切，而跟軍人，則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一個軍人和一個留學美國學文學的留學生比，大家肯定多半會認為後者對五四運動會更關心些，很可能更熱心，如果不是積极參与的話，至少也不會反對。而前者，正相反。即使不反對運動，運動也應該不會在他生活中留下什麼痕迹。但是，我手邊有兩本已經出版的日記，一個是在哈佛留學的吳宓的，一個是陝西軍人胡景翼的，讀完之後，得出的印象，跟人們原先的預想，完全相反。
在中國，吳宓算是個很有知名度的學人，提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提到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趙元任，這四位教授的教授，總能聯想到他。五四運動當口，他還沒那麼大的名氣，正在在哈佛讀書，專業是英美文學。傳統上，留學生尤其是學文科的學生，對於國內局勢都相當關心，而且往往對國內政府不滿。日本威逼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這些學子就曾很是群情激奮過一次。此番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與五四抗爭，動靜更大，國際關注的程度更高，留學生激動程度當然也更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吳宓這個幾乎每天記日記的人，竟然對這場運動隻字未提。顯然，這裡沒有消息不通的問題，當時的美國報紙，對五四運動有報道，而且的第二年跟五四相關的山東問題之交涉事件，吳宓的日記在同一時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後，關於新文化運動，諸如白話文學、寫實主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適、陳獨秀，他在日記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議運動，如火如荼，從火燒趙家樓到商民罷市，工人罷工，最後政府妥協，在他的日記里，居然一點影子都沒有。
當然，如果仔細搜的話，五四運動在吳宓的日記里還是有點蛛絲馬跡的，至少在三個地方，吳宓還是影影綽綽地表達了他的一點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餘字的日記中，借批評男女同校，女子參政，他寫道：
處中國危亡一發之際，自以強固統一之中央政府為首要，雖以共和為名，亦切宜整飭紀綱，杜絕紛擾。
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議論清華的一次小學潮，發揮說：
今學生風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範圍，上下撐拒攻擊，到處雞犬不寧，不日必來外人之干涉，以外人為中國之君主。中國之人，尚不憬悟，清華之失，尚其小者。
同年4月19日，更進一步近乎絕望地議論道：
中國經此一番熱鬧，一線生計已絕。舉凡政權之統一，人心之團結，社會之安寧，禮教之綱維，富強制企致，國粹之發揚，愈益無望。
這番「熱鬧」指什麼，結合上下文，以及當時的情景，應該是就是指五四，不用說，吳宓對作為政治抗議的五四運動，很不滿意，很有微詞，但是礙於中西幾乎一致的對運動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發聲唱反調，即便在日記里，也是如此——日記終要給人看的。
吳宓對五四運動的不以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有關。我前面講到他的日記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但每次說及，沒有別的，就是一個罵字，說新文學是「亂國文學」、「土匪文學」〔1919年12月30日〕，說白話文學是「倒行逆施，貽毒召亂」〔1920年2月12日〕，說「白話文學」、「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糞穢瘡痂」。罵得拽文，罵得刻毒，上綱上線，無所不用其極，大有恨這些新文化人不死的感覺。 當然，我相信，吳宓的恨，並非出於個人恩怨，他的確是真心誠意這樣想的。在他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僅國將不國，而且家將不家，具體地說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為這個運動「邪說流傳」，「『解放』『獨立』『自由戀愛』諸說盛行，必至人倫破滅，禮義廉恥均為湮喪」，自己的家也就完了。想到這裡，吳宓甚至悲觀地要自殺——「則宓雖欲求一家之安寧、父子之慈孝、伉儷之親愛，亦不可得。嗚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勞愁如此，吾生何樂？誠不如自戕其生，則數分鐘內，一切苦難，均冥然不知。清靜之極，快樂之極！……」〔1920年4月19日〕而且，據他自己說，他很長一段時間裡，腦袋裡總是有這種可怕的念頭。
從表面上看，吳宓的對五四的看法，跟國內一幫兒看到女子剪髮、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要死要活的冬烘的國粹派老朽，沒有什麼區別。其過敏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我們還沒有聽說，國內有哪個遺老遺少因為新文化運動而想到過自殺的，他們一般都是想法讓別人自殺。而吳宓輩的牢騷，畢竟跟衛道士有所不同。他當時生活在美國，而且是在美國的大學裡，一個思想和生活都比較前衛的地方。大約是在美國校園裡見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戀愛，未婚同居，下課攜手鑽樹叢，赴「桑園之約」的景象，社會上也有在中國人看來，太多離婚通姦、尋妓作樂之事，但年少力壯的吳宓，卻什麼都不敢做，畏懼去做。若干年中，吳宓「不得與女人相見，雖欲一睹驚鴻之過影，一聆嚦嚦之鶯聲」，「亦勢所不能」。因此日思夜想，未免「氣憤愁慘傷懷」。〔1920年4月19日〕實際上，可憐的吳宓是有點感到性壓抑了，外界的刺激越大，他的壓抑就越重。由壓抑轉為憤怒，轉為反感，轉為保守，進而上升為「主張」，激憤的罵街，也就來了。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時卻發現，美國也有相當多的知識界人士，對此現象很是反感，視為病毒，於是，他的這種氣憤愁慘傷懷，多少變得有點正當了，可以理直氣壯。反過來發現國內的新文化運動、倫理批判、個性解放的現狀，跟他所反感的美國現實一樣。因此，在他看來，所謂新文化的新，其實是學了西方壞的東西，等於把垃圾引進來。
胡景翼是個粗通文化的武人，曾任陝西督軍陳樹藩的團長，後來參與組織有國民黨色彩的靖國軍，跟督軍對著干，直皖戰後，歸屬直系，為直系偏師的一個師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跟馮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國民軍，為第二軍軍長，也算是一個民國知名的軍閥。五四運動前夕，他主掌陝西靖國軍，在陝西跟皖系的陳樹藩對峙，後來被誘騙入獄，被軟禁在西安。
按加拿大學者陳志讓的說法，北洋時期的軍閥，在文化觀上，多屬於保守陣營，胡景翼雖然去過日本，跟國民黨走得很近，但也不例外。在政治上，他反對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但他攻擊徐樹錚，卻抓住一點，所謂徐的不孝，說是徐母死了，是因為徐樹錚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 還崇拜關公，推崇清儒李二曲、傅青主。只是，這個傳統主義者，對時事卻頗為關心，在五四政治運動爆發之前，他不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過蔡的《石頭記索隱》，而且還知道陳獨秀，「然對陳獨秀輩之說，亦不覺為是，而覺其放誕甚也」〔1919年3月26日〕。 在胡景翼眼裡，陳獨秀不過是個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顯然，在五四政治運動爆發之前，他對於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健將，相當不以為然。
然而，雖然他對我們後人所說的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不以為然，但五四運動本身，卻在胡景翼日記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於北京政府的封鎖，也由於陝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從《益世報》上看到運動的消息，知道了北京的學潮、上海的響應、蔡元培的辭職。由於不明巴黎和會上的真實情況，按外交失敗則責備交涉者的慣例，他認為首席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可斬也」，「否則外交亦無進步，而人以為賣國為常事矣」。同時，他又相當明白地指出，外交的失敗，根子在段祺瑞身上，「老段等逞於私忿，意氣用事，遂不惜飲鴆止渴，倒行逆拖〔施〕，濫借外債，自殘同胞，以至國家成如此現象，令人生忿」。 此時，他對於五四運動，基本上還是抄報紙，沒有多少自己的評論。
隨著運動的發展，到6月中旬，政府被迫讓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被免職，內閣總理錢能訓隨之下台，他明顯感到高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