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講過，在整個的五四運動中，發生學生遊行示威，以及開展三罷運動的各個城市，基本上沒有出現軍警鎮壓的場面。即使學生採用強制手段沒收日貨，拘禁賣貨人，押人遊街，警察的干預也是溫和的。沒有軍警開槍的記錄，少數幾例被軍警刺刀傷到的事件，到底是學生自己找上去碰的，還是軍警主動的還不清楚。在五四期間，總體上是軍警怕學生，不是相反。就連皖系軍人控制的省份，比如湖南和安徽，也沒有發生鎮壓行為。一向名聲不好的安徽督軍倪嗣沖和湖南督軍張敬堯，都表現出了相當的剋制。同時，儘管運動是反日的，但由於學生的有意剋制，除了福州之外，也基本上沒有發生跟日本人的衝突。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在華眾多的日本人，由於日本政府的限制，也表現出了剋制。
一般來說，五四運動，是得到了西方人好評的。從國際形勢而言，中國人在五四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反日情緒，以及對段祺瑞政府親日政策的批判，是應該受到西方人歡迎的。因為，畢竟在一次大戰期間，日本趁歐戰之機，在華的勢力擴張，是西方不樂見到的。因此，無論西方的輿論，還是在華的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人，對五四運動，大多抱有善意。反過來，參加五四運動學生和商民，也是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視為盟友的。從運動伊始，就在竭力爭取他們的支持。
然而，奇怪的是，五四運動期間，發生的唯一一次因警察鎮壓而導致的流血事件，造成遊行的中國人1死9傷的慘案，卻偏偏發生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英美人的租界里。行兇者，是租界工部局的英國警察。
1919年6月12日夜，就在北京政府罷免曹、章、陸的第二天〔10日〕，上海三罷的學生和商民宣布在這天開市，慶祝鬥爭的勝利。一支遊行隊伍，從法租界進入公共租界的山東路附近，遭到工部局巡捕房的巡警阻止。據工部局警務處總巡麥高雲對上海英國總領事的報告，英國巡官洛克，跟遊行隊伍的領頭人，用英語做了交涉〔報告稱，領頭人英語很流利〕，要求隊伍退出租界。但遊行的群眾不肯，於是巡警開始強行驅散遊行，雙方發生衝突。據報告講，巡警受到了襲擊，但襲擊巡警的東西，「桌子、竹竿、拍門板、石頭、煤油爐」，「全部從陽台上及窗口投擲下來」。但是巡警們卻「筆直地朝著『暴徒』開了三槍」，也就是對著遊行隊伍開了槍。大街上倒下了10個人，1死9傷，至少有3人傷勢很重。在衝突中，還有人被逮捕，但警方沒有說明逮捕了多少人。
後來，在法庭上，驗屍官證明，死者頭部中彈，子彈從左側太陽穴穿過右側太陽穴。 顯然，這樣的射擊不是隨意的。而督察長T.I.萬亨的證詞，則說是他用馬槍對遊行人群開了3槍，而巡官洛克用手槍開了7槍。 另外一個巡官勞伯遜的證詞則說，洛克是第一個開槍者，但他不知他打了幾發。
中國人辦的《新聞報》報道此事，說是巡捕阻止遊行，但遊行隊伍「擁擠不退」，「即開槍轟擊」。報道詳細開列了受傷者的姓名、年齡、住址和籍貫。 英文的《大陸報》報道比較詳細，說是巡捕的馬隊向示威遊行隊伍衝擊，凡4次，激怒了街上的市民，大量雜物從上面扔下來，有一些砸到了巡捕。然後總捕頭就下令向示威者開槍。現場目擊者說有2個人中彈死亡，但只找到1具屍體。開槍後，大批巡捕和租界里的萬國商團，帶著至少兩挺機關槍趕到現場。
就以上披露的不完整，而且嚴重缺乏被害者一方的信息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進入公共租界的學生和市民遊行隊伍，僅僅是為了慶祝罷免曹、章、陸的勝利，沒有絲毫危及租界的意思，甚至對租界當局沒有一絲的敵意。但是，卻遭到了租界巡警的粗暴阻止，馬隊衝擊，就常識而言，這種衝擊，對遊行者是構成傷害的。儘管此前租界當局曾幾次三番下令禁止在租界遊行〔這種禁令本身就非常蠻橫和沒有道理〕，但在整個上海包括租界的華人〔占租界人口的絕大多數〕都在歡慶的時候，如此刻板地執行禁令，說明租界當局根本沒把華人當人看。顯然，這種對遊行隊伍粗暴的衝擊，引起了人們的不滿，由此導致的反抗，其實主要來自街上兩邊的居民，所有扔下來的雜物，即使按巡警自己的說法，也是自上而下，來自樓上陽台和窗口。這種反抗，對於巡警的傷害其實相當有限，但巡警卻開了槍，居然是沖著密集的遊行人群開槍。開了多少槍，其實巡警自己也說不清楚。死傷的人沒有來自樓上扔東西的，而都在街上。更可怕的是，前來增援的巡警，還帶來了機關槍。如果增援者來了之後，遊行隊伍還沒散，十有八九死的人會更多。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一次毫無道理的、非常惡劣的、非常野蠻的鎮壓事件，一場租界警察針對毫無敵意、手無寸鐵的人群施行的殺戮，一個足以載入史冊的慘案。這個事件，其實跟五年後的五卅慘案很類似。從某種意義上說，比五卅慘案還沒有道理，畢竟，五卅運動時的遊行示威人群，的確是沖著租界去抗議的，表現出了強烈的敵意。可是，1919年6月12日租界巡警的槍口所面對的，只是一些興高采烈歡慶的人群，像是一些過節時參加集會歡樂的人群。唯一的差距，五卅死的人比較多〔死13，傷40餘〕，但六一二事件的性質卻惡劣得多。
但是，奇怪的是，這個事件並沒有被當成一樁慘案載入史冊。即使在當時，在場的人們也只是散發了一些傳單，表示抗議，然後就悄無聲息。除了《新聞報》以外，多數中文報刊都沒有報道，更沒有渲染。在上海的外文報刊，倒是都做了報道，只是屁股大多坐在了租界當局一邊。唯有《大陸報》相對中立，路透社駐南部中國的經理還認為，《大陸報》表達了對開槍事件的不滿。 比起稍晚些時候的福州事件〔1919年11月〕，顯得相當蹊蹺，福州事件僅僅是因為查抄日貨，學生被日僑打傷了幾個，就鬧得全國沸騰，北京政府接連對日強硬交涉，全國學生和市民一致抗議，使得原來都有點冷的運動，又掀起了一波新的高潮。看來，五四運動的組織者們，的確是太有「統戰」意識，也太在意西方的支持了。儘管人們知道，在巴黎和會上，不僅英國和法國人對中國的要求不屑一顧，就連會前高調宣稱支持弱小國家的美國，也跳了票。當時的中國人對待英美的態度，簡直跟後來的五卅慘案時的態度，有著天壤之別。儘管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往往把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視為具有關聯性的事件。
沒錯，當時在華的西方人，尤其是在北方的西方人，普遍對學生運動抱有好感，多數西文報刊都發表文章，對運動表示讚賞。連美國公使芮恩施〔PaulS.Reinsch〕也對運動表示同情，他在回憶錄甚至說，五四運動是個「將要創造歷史的運動」。 對美國總統威爾遜沒有在巴黎和會上支持中國，感到遺憾。他還特意指示駐上海的總領事，勸告那裡的美國僑民，「既不要鼓勵也不要反對這個運動，因為它是中國人的事情」。 一位當時駐中國的美國記者，甚至認為，芮恩施是一位中國學生運動的間接鼓勵者，他的辭職，也跟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背叛」有關。
但是，上海的租界是個特別的地方。到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西方人在上海的租界里，已經存在了60餘年。儘管上海的崛起，主要是靠了華人的努力，但是，作為中國最大的開放口岸，其興盛的契機，卻是因為洋人的進入。況且，在太平天國造反期間，上海由於有租界和西方軍隊的存在，不僅成了東南部中國富人的庇護所，而且直接和間接地為中國政府抵禦太平天國的進攻，提供了一個基地。所以，在上海的西方人，尤其是久居租界的西方人，是中國最傲慢的洋人，具有特別濃烈的殖民主義氣息。這些人自稱為「上海人」，他們不關心租界以外的事情，根本不屑於說中國話，「他們從來不在這些租界的邊界之外走動，甚至不去日本和香港度一年一度的假期」。他們很蔑視地看去北京的西方人。但是對上海也不屑一顧，他們看來，「上海話純粹是一種方言，其他地方的中國人都聽不懂」。 一個在上海的外國記者發現，在上海，一個西方人，擁有絕對的優越地位，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會被允許對中國人讓路的。 在那個時候，儘管在租界的華人繳納了絕大部分的稅款，但租界工部局的華董卻沒有幾個。在租界黃埔公園，還豎著類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按一個美國記者的記憶，牌子應該是這樣的：上面寫著禁止攜帶家犬進入，下面寫著：「中國人，除前來工作的苦力外，不許入內〔No ese,excepting work coolies,are admitted.〕。」即使滿口英文的高等華人，在租界里，一樣沒有什麼地位。就連巡警，華人巡警比印度甚至馬來的巡警地位還要低。法租界比公共租界似乎還好一點，至少在對中國人的歧視上，要輕得多。
所以，在這樣一個殖民主義氣味極濃的租界里，一個多年來故步自封的洋人生活圈中，儘管北京的美國公使對五四運動有同情，也指示上海的總領事告知美國的僑民，要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