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為政治運動，參加者意中的敵人，無疑是日本。所謂曹、章、陸者，在人們心目中，無非是助紂為虐的內奸而已。運動預先定下的文明基調，使得抗議的人們不可能採取別的手段來傷害敵人，因此，對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制日貨。抵制日貨是五四持續最久的抵制運動，大規模的運動一直持續到1920年一整年，個別地區甚至延續時間更長，對於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貨甚至成為一生的習慣。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回憶說，她小時候所在長沙藝芳女校，抵制日貨的十人團，一直堅持了約3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 當時參加抵貨的人，往往特彆強調不要忘記外國人譏笑國人的「五分鐘熱血」，一定要堅持下去。當年還是小學生的人，對五四的記憶，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貨。號稱民國講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學家黎東方，時在揚州讀高小，不僅參加抵貨，把家裡僕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換成國貨，還跟4個小夥伴，組成「醒華會」，跟在中學生後面上街嚷嚷抵制日貨。
抵制日貨，是當時國人可以用來對日本示威唯一的法寶，大體上類似於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謂「弱者的武器」〔ons of the Weak〕，只是相對而言，比較明目張胆而已。之所以如此，一是當時軍閥統治比較弱，鎮壓困難，二是當時的軍閥政府，在民族主義的風潮面前，對於鎮壓，縮手縮腳。以當時國人的認識，認為日本第一要靠中國的大米，第二要靠中國的市場，如果中國人不買他們的東西，日本就會窮，甚至衰落。天津國民大會宣言說，如果中國人堅持抵制日貨，必使日本「受經濟上莫大之恐慌」，而天津的一份傳單上甚至說，「日本原是極窮的國，就是指著賣給我們中國貨物賺了錢去過日子。我們要是不買他的貨物，他國里既沒有錢用，自己過日子都顧不過來，那還有心思來琢磨我們」。 而且，抵制日貨也是一種民間行為，是參加運動的民眾由於對政府極度失望，產生的一種不再相信政府轉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抵禦日本侵略的方案。一份天津學生號召抵制日貨的演講辭上，一開篇就說，「我們不幸作了中華民國的人，又不幸作了中華民國的學生，大不幸又處在現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既是一個中華民國的人，就得想一個方法救國。」號召了學界、商界、報界和勞動界，說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不賣國已經夠了，根本不指望他們救國。 這樣的議論，在各地都有。因此，抵貨本身，也有對政府的抵制意味。加上抵貨行為的本身，在政府而言，屬於違法行為，至少在公開場合，政府是要禁止的，所以，因抵貨，學生跟政府方面，在理論上是處於對立狀態的。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政府，無論北京當局還是地方軍閥，對於五四期間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基本上處於無所作為的狀態，礙於日本政府的抗議，從上到下都做了一些禁止抵貨的表面文章，但大體上都睜眼閉眼，只求學生們不在字面上宣傳抵制日貨就可以了。抵貨的人們也很識趣，將日貨改成「仇貨」，或者「某貨」，政府方面也就裝作事情沒有發生。只有天津警察廳將跟日本人發生衝突的學生抓了起來〔後來也放了〕， 其他的軍閥，基本上無所作為，連號稱皖系嫡系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也不過就是禁止大規模焚燒日貨而已。 有的地方軍閥，比如駐紮湖南常德的馮玉祥，甚至公開支持學生抵貨。當日本領事出面保護日商，馮玉祥則拿日本人私賣煙土的案件出來，跟日本領事糾纏，攪得對方只好不了了之。
抵貨的中堅人士，肯定是學生，抵貨的學生，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強烈的犧牲精神。很多人一開始就把自己和家裡人所有的所有日貨，統統砸掉燒毀。
「這是日貨，打了去！」一個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來了，扔在台階上，立即打碎了，淡紅色的牙粉，飛灑滿地。
「這也是日貨，踩了去！」一隻日貨的洋瓷臉盆，被一個學生倒仆在地上，猛地幾腳踩凹下去，瓷片一片片地剝落下來，一腳踢出，瓷盆就像含怨無訴地滾到牆角里去了。
「你們大家看看，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貨吧？」一個學生雙手捧著一床東洋席子，表現很不能舍的樣子。
大家走上去一看，看見席頭上印了「日本製造」四個字，立刻同聲叫起來；「你的眼睛瞎了，不認得字？你捨不得這床席子，想做亡國奴！？」不由分說，大家伸出手來一撕，那床東洋席，就被撕成碎條了。
我是一個苦學生，從鄉間跑到城市裡來讀書，所帶的鋪蓋用品都是土裡土氣的，好不容易弄到幾個錢，買了日本的牙刷，金鋼石牙粉，東洋臉盆，並也有一床東洋席子。我明知道銷毀這些東西，以後就難得錢再買，但我為愛國心所激動，也就毫無顧惜地銷毀了。我並向同學們宣言，以後生病，就是會病死了，也決不買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這是方誌敏《可愛的中國》里的一段描述，看起來像是小說中的場景，其實，書中的描寫，在五四時的中國，只要有學校的地方，幾乎都發生過，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北京大學、清華學校等北京各校學生，將學校消費社和學生「舊日所購日貨」，一起拉到先農壇，衝破軍警的阻攔，付之一炬。 長沙某師範學校學生，將自己購買而未用的洋瓷面盆，當眾踏碎。 天津北斜村小學，在有教員演說抵制日貨時，「竟有數學生將所用之色盒、鉛筆當時搗毀拋棄，並對眾發誓以後絕不復購日貨」。天津北廣小學，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天津民立小學的學生，幹得更為徹底，他們開會討論，「議定個人所舊存之日本貨一律交由大會公同焚毀，以為自今日始永不購日貨之紀念。當即一同撿齊，計共分草帽、書包、洋紙本、墨水瓶、橡皮、畫圖規、竹尺、洋筆桿、筆頭、色紙、畫圖紙、石筆、石板十三類，約值洋二十餘元。遂逐件拆毀，共付一炬」。 杭州各個學校學生救國團聯合會，約定於1919年的5月18日，「齊集新市場杭州城站兩處，焚毀個人自有日貨」。屆時兩處學生的自有日貨堆積如山，「洋傘、手帕、草帽、草席、皮包、書盒、大衣、汗衫、瓷碗、盆等」，應有盡有，一把火全燒了，「各界人士往觀者不下萬人」。杭州的警察局還特地派警察來維持秩序。 長沙搞過兩次萬人規模的焚燒日貨大會，成堆的日貨在人山人海的廣場上，投入火海。 被當眾焚燒的，是學生自己的物品，而商家手裡的日貨，則可以登記蓋戳，銷完不進新貨即可。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在回憶中，也講了一個相當生動的故事，她所在的長沙藝芳女校，師生成立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十人團，共約不再購置日貨，以前購買的日貨登記蓋印，不許再買新的，定期檢查。
有一次，有一個學生的新帽子的里子是日貨，被團長查出來了，經團員通過，要沒收或焚毀，那個團長十分謹慎，剪下帽里絨布一塊然後拆下帽里，當眾焚燒。當然那個學生十分不快，禮拜六回家告知家長。這位家長大發雷霆，到學校問罪。十人團團長便說，「我們早已告知了某某同學，不可買新日貨，她違章買了，原定要燒，只好燒了。」那家長便說，「你可包你們同學沒有一個有日貨么？」團長說，「任憑檢查，連教員、校長都可檢查。」那位家長毫不客氣，在學生寢室內到處查看，並看了幾位教員的衣服，果然凡是日貨，都是舊的，也都蓋過十人團的印，這才悻悻的去了。
前面提到的黎東方，也說他在上小學的時候，參與抵貨，也干過把家裡僕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的事。這種做法，顯然得到了家中大人的同意。有錢人家的孩子肯做犧牲，沒錢的小販家的孩子，也一樣有熱血。長沙北正街一個年方9歲的廖姓小販之子，放學回家，「忽將家裡攤上所擺仁丹、洋火以及其父母所用洋瓷盆牙粉等，凡屬日貨，一律掀擲於地，用腳踢毀。其父母氣極，而怒將其扭住痛責，其子遂罵其父母為涼血動物賣國奴不已。其父母因其罵故愈打，而其子見其愈打遂愈罵。正在糾紛未下之時，適某中學遊行演講學生等前來見悉，當大讚其子之愛國熱忱，並賀其父母得此佳兒為門楣幸；並有一學生取出光洋二元給廖，作為賠償損失費，勸令善視其子，勿再責打，並請以後不得再代賣日貨。廖夫婦大為感動，除洋元力拒不收外，並承認此後永不再進日貨。」 寧波大豐昶洋貨店，店主是寧波學生聯合會會長張傳疇的族叔，店產跟張傳疇有「承繼」關係，但是，當這個規模不小的店依然在賣日貨的時候，張傳疇帶領學生，把店裡的大批日貨，一把火燒掉。 在抵貨運動的高潮期間，學生們不僅不買日貨，而且不跟任何與日本有關的事沾邊，車不坐，船不乘。學生和市民，組織大型集會，當眾焚燒日貨，這樣的事情，在各地都有，所燒毀的日貨，既有抄查來的，也有學生自己的。毀掉自己已有的日常用品，是一種犧牲，而轉購從價格和效用上尚不及日貨的國貨，也是一種犧牲，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學生們有這樣的犧牲精神，身體力行，佔據了愛國和自律兩個道德制高點，抵制日貨才可能如此大規模地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