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有規模的群體性抗議運動，都必須存在悲情。在表面上，五四的悲情源頭是「中國要亡了」，這在五四當天的口號中就有反映。但實際上運動的組織和參加者不會不知道，其實，巴黎和會上所謂的外交失敗，並不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以及最後通牒，此時的中國，處境已經大大改善了。人們的悲情，實際上主要源於戰勝國期待的落空，期待和現實的落差，被人為地誇張為危機，雖說在邏輯上也可以說得通，但實際上亡國的危險，顯然並非運動中人渲染的那樣迫在眉睫。
但是，悲情是存在的，情緒落差導致的悲情，不見得就比真實的危機處境激起的情緒小，甚至，二十一條時的種種，也有可能被重新喚起，令人感同身受。段祺瑞政府親日政策所帶來的種種事件，這個政府對於日本在山東存在的默許和認可，都可能被人「揭發」，成為中國國家危機的證據。但是，僅僅有這種由於情感落差產生的悲情，顯然是不夠的。如果運動的假想敵日本方面再不加以「配合」，來點侵略的動作，沒有多少新刺激，那麼運動熱情就有維持不下去危險。事實上，在運動中，人們就總是提醒自己不要「五分鐘熱血」。
因此，我們看到，五四運動在發動起來之後，存在著一系列的動員，新的悲情不斷地被注入運動中，保持運動的張力。在中國，最大的悲情，莫過於死人，從來民間生事鬧事，最毒的一招，對哪個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繩弔死在哪家的門口，自家的親屬，自然會把那家鬧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錢，根本休想了事。書吏衙役要想害哪個沒有權勢的富戶，把具無名的屍體偷偷放在這家的門口，就能把這家破了。民間與官方，都對死人的事特別在意。民眾打官鬧事，不是因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眾。把事情鬧大，沒有死人或者棺材，幾乎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文化傳統，很容易會轉化成近代群體抗議運動的某種資源，人們幾乎是無師自通地就會利用死人進行政治動員。西方研究群體性事件的專家羅西尼·塔羅〔Sidarrow〕說：「把死亡作為集體行動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驚奇。與其說這是人對死亡自身，不如說是對生存本身的反應，特別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這構成了發生抗議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備激發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夠迅速將本來毫不相關的人聚集在一起，但這些人都有著由死亡激發起來的憤恨，因而能夠團結在一起。死亡能夠為公開集會提供合法性，甚至連統治者本身也會猶豫是否禁止這種公開集會，或對其採取行動。」他還說，喪禮往往是某種集體行動的引子，在喪禮的儀式中，參與儀式的人往往會產生群體凝聚力。「在禁止集會的壓制性政治體制里，葬禮往往是反抗開始的唯一場合。當死者的朋友、親屬感被認為是憤怒的群體，葬禮就可能成為產生騷亂的場所。」
在中國，大規模的群眾性抗議事件，只要事件足夠大，延續時間足夠的長，死亡就會生出來，有時候並不一定非得跟抗議的對象有關係。但沒有關係，只要是在這個時間段的死亡，人們都可以藉此製造出來跟運動相關的悲情來。喪禮，自然可以轉化為特意組織的大規模的追悼會，組織者通過追悼會這種充滿悲情的儀式，實現進一步的動員。
在四川保路運動的時候，一個教書先生不知因為什麼事情，恰好在運動初起的時候自殺了，於是，這個人的死就變成了為了保路而死的殉難者。這樣的事情，在五四時又重演了。五四運動中死的第一個人，名字叫郭欽光，是北大預科學生。他的死，的確跟運動有關係，但卻跟迫害或者鎮壓無關。他本來就有肺病，即肺結核，在當時屬於不治之症，參加遊行累著了，病情加重，不久便死在了醫院裡。郭欽光的死，在當時被做足了文章，開始的時候，據運動組織者羅家倫講，是學生們「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的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 但是後來發現章宗祥不僅沒有跟學生打官司，而且請求釋放被捕學生，哀悼郭欽光的調子稍微變了一點，北京的追悼大會上對於郭欽光的死，是這樣說的：
四日之役，奮袂先行，見當局下逮捕學生之令，憤然大痛，嘔血盈斗。至法國醫院，已有不起勢。時有告以章宗祥已死者，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國家瀕危，政府猶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壓一線垂盡之民氣；日政府待我留學諸君之事，不圖乃見於生斯長斯之祖國，事可知矣。因益嘔血。延至七日，溘然遽然逝。
雖然說沒有死於曹家人或者警察鎮壓那樣慘烈，但依然暗示郭欽光的死，跟當局的鎮壓有關，慘烈不足，而悲壯有餘。各地悼念郭欽光的追悼會，就沒這樣客氣了，幾乎異口同聲地聲言郭死於警察的毆打。北京的警察，百口莫辯。
追悼會是悲情製造的最好場所。北京郭欽光的追悼會，赴會者5000餘人，各界送的輓聯3000餘副。「會場氣象，異常嚴肅，人人面上，咸現悲戚之色。」追悼會的儀式感極強，時人記載，會議程序如下：〔一〕奏樂。〔二〕宣布開會理由。〔三〕讀烈士事略。〔四〕奏樂。〔五〕宣讀祭文。〔六〕演說。〔七〕散會。悲壯的音樂，一個接一個的演說，把追悼會的氣氛推向高潮，「演說時慷慨淋漓，鼓掌之聲不絕。最後某女士演說，悲愴泣下，全場大哭。」這樣的大哭，不止是發泄悲憤，還是積累悲情。下面就該進一步行動了。有心人還記了一筆：「是日擲毀之草帽，達數百頂雲。」 在當時，學生戴日產的草帽，是一種時尚，這些被扔掉的草帽，無疑都是日本貨。預示著抵制日貨的更廣泛的運動，就此登場。
上海的郭欽光追悼會，開得比北京還要隆重，最特出之處，籌備者預先由幾所女子學校的學生，準備了2萬頂「白色軟制」的帽子，開會的時候，每人1頂。 時人回憶，製作這樣的帽子，是為了替代日本草帽，開完會，不用扔帽子了。該回憶還說道，「是日男女學生無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中複雜以聯、額、徽、幟，遠望直一片白雲，神情非常悲壯。人數之多，行列之整，氣象之莊嚴，可稱稀有。」 而據當時媒體的報道，追悼會召開當日〔5月31日〕，「其時天色陰沉，若為一種怨氣所充塞」。與會者男女學生萬餘人，「會場中設烈士遺像，環以花圈，兩旁分布軍樂隊」。各位代表演說完畢，全場舉行追悼禮，「向郭君遺容馨折致敬」，女校唱追悼歌，歌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大好是中原；商獻於地，督亢呈圖，媚外無心肝；血性男子，愛國健兒，赤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陳東驟死，一死警千秋。」 這樣的追悼會，對於激勵士氣，非常有效，堪稱動員的利器，上海追悼會開完，學生們就直接整隊湧向商會，促使商會同意開展三罷〔罷市、罷工、罷課〕， 立竿見影。
在武漢，追悼會開得更是氣象森嚴，莊嚴無比，參加者須衣冠整潔，入場時簽名，領受素花，入場後20人一排，到禮堂行鞠躬禮。會場奏軍樂，聲調凄涼。
後來成為著名律師，二七大罷工烈士的施洋，在追悼會上宣讀祭辭：
嗚呼！胡天地之無知兮，令君等以偕亡。彼跳樑小丑兮，猶橫暴以狓猖。豈忠鯁之諍言兮，於斯者而不能容。乃賣國之奸人兮，且負勢而稱雄。抱耿耿之孤忠兮，遂殉身以莫懲。苟死而有知兮，既憤齎志而能瞑。愧吾曹之碌碌兮，終因人而成事。願□□□涉長逢兮，必繼君之英志。嘆物極而必反兮，喋血以指仁川。得奸人而寸磔兮，應含笑於九泉。既名傳於史策兮，將植五人之碑碣巉巉。苟魂魄之歸來兮，尚不棄而鏖旃。尚饗。
報道說，「施君讀時淚隨聲墮，繼則咽不成聲，至祭者亦均呼咷痛苦〔哭〕，聲振全場。」
不僅學生動情，市民也動了起來，漢口市面，各個商家門口，挨戶懸掛白旗，以示哀悼，更有一班道士，「邀集同業數十人，設壇在無常街後首，建醮超度，所有一切費用悉由道教同人捐助。早晨鑼鼓喧天，布置頗形熱鬧，紅男綠女前往觀看者，極形一種悲天憫人態度」。
顯然，這樣悲壯的儀式，用音樂、哀歌加上死者的遺像、旗幟、服飾，統一一致的行動，營造了某種特別打動人心的悲情氣氛。人們在這種哀悼死難者的儀式中，人類根深蒂固對死的悲哀，在儀式中被喚醒，在儀式中被傳遞感染。死者的死，在道德化儀式化的鼓噪中，被升華，人們由對死的悲哀，轉化成對死者道德的推崇，具體說，就是對死者愛國情操的推崇，緊接著，人們對死者哀悼，順理成章地轉化為對製造死亡罪魁的憤怒。混合了憤怒的悲哀，製造出一種極其悲愴的氛圍，即使對運動不甚熱心的人，只要進入這個氛圍，也不可能不被感動，「極形一種悲天憫人態度」。
悲情是保持運動氣勢的必要條件，也是激發群體衝動的燃料。在很多群體事件的場合，政府方面的鎮壓或者遏制，都是運動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