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那天的遊行過程，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先生和中國學者彭明先生講得已經很清楚了。大抵是這樣的：在梁啟超的電報傳到北京，由林長民捅給報界之後，以北大為首的各個大學的學生，5月4日這天在天安門集合，遊行示威，矛頭直接指向3個親日派官員，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遊行隊伍先到東交民巷美國使館請願，沒見到美國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轉而撲向賣國賊，隨即去了趙家樓曹宅，有些人事先準備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成為五四運動標誌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學生有幾十人落在後面，被姍姍來遲的警察捉去。圍繞被捕學生的捉與放，以及巴黎和會上的拒簽問題，懲辦曹、章、陸的問題，演出了整個五四運動的活劇。此後，生活在海峽兩岸的運動參與者，對於火燒趙家樓的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評價不一。周、彭二位對於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也有比較社會性的解釋，遠因則社會經濟變化，近因則新文化運動。但這個運動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講，其實是段祺瑞政府主導親日政策以來，國人一系列的深刻憂慮，在巴黎和會誘發下的一種總的爆發。
自打日本寺內內閣上台，寺內的私人特使西原來華，特別是西原借款大筆地湧進中國政府之後，中日關係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這種所謂的改善，是當時的北京政府，或者說當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圍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間的事，其他的人則不這麼看。
說是中日關係改善，但日本依舊占著青島和膠濟路，對中國主權的蠶食，一點都沒停止的意思，中國人眼裡亡國的二十一條也沒有廢除。能看得見的成績，就是西原借款。但是，人們要問，為什麼日本人會這樣大方地借錢給中國人？按從前的借款的慣例，但凡錢進來，就有交換的權益出去。所以，從開始人們就懷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間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交易。這種懷疑，報界有，知識界有，在華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國的親英美的人士有，甚至於一些跟段祺瑞靠得不近的軍閥也有。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大方地大筆借錢給段政府，但卻主要用來支持段祺瑞打內戰，事實上，如果沒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統一，也難以調遣一兵一卒，因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張、京漢等幾條鐵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點稅收之外，只能靠支付歷年賠款剩餘的關余和鹽餘支付賠款外的剩餘鹽稅活著，寅吃卯糧，動輒就濫發公債，維持局面，發到最後一點信譽都沒有了，發了公債也沒人買。顯然，這樣的中央政府，是沒有力量調動軍隊的。
打仗自然導致緊張，局勢緊張，關係緊張，不僅南北緊張，段政府跟西南軍閥陸榮廷和唐繼堯緊張，跟廣東的孫中山的國民黨緊張，而北洋派內部裂痕也隨之加大。後袁世凱時代，北洋三傑之龍、虎、狗，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神龍見首不見尾，缺乏政治野心，早早退出競爭。段、馮二人地位相當，段比馮，陞官考試差點勁，指揮作戰也不行，但是在政治上有決斷，而且在北洋系中人脈較廣，凡是北洋系統出身的軍人，有點頭臉的，至少在名義上都是段的學生，因為各個北洋系統的軍校，總監校長都是段祺瑞。但馮國璋也有自己的實力，不僅有江蘇的地盤，而且有兩個原清朝禁衛軍的旅作為嫡系武裝。在袁世凱還在的時候，兩人就貌合神離，袁世凱死後，實際的繼位統帥整個北洋系的，是段祺瑞，老段也以此自居，馮國璋則積不相能，因此，馮段矛盾開始突出。坊間傳出皖、直分野，因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馮國璋是直隸河間人。佔據中央政府的皖系自然佔上風，得到多數北洋系軍閥的擁戴，但直系也有長江三督，江蘇李純、江西陳光遠和湖北王占元以及一些沒有明確地盤的軍人的支持。
沒錢不打仗的時候，所謂的直皖分野，並不明顯，兩家的分野，也並非嚴格按籍貫來的。很多皖人，比如陸建章，就對段祺瑞很不感冒，到處煽動軍人反段，而身為保定人的曹錕，在戰爭開始階段，很聽段祺瑞的話，馮段之間，一直到馮接任總統，都沒撕破臉皮。但是，錢和戰爭卻激化了派系之間的矛盾，在段力主武力統一的當口，馮系總是時不時地唱一支和平曲，不是自己唱，就是讓長江三督，尤其是跟馮最貼心的李純來唱。
參加戰事的北洋軍人，也會因為段祺瑞的偏心，或者分贓不均而產生新的矛盾，吳佩孚與張敬堯的湘督之爭，馮玉祥的武穴主和，以及後來奉系與小徐之間的不和，都跟借款與戰爭有著直接的關係。北洋派的分裂，其直接的導火索，就是南北戰爭，背後的因素，就是分贓的不均，以及用人的薄厚。段祺瑞這個人，雖然有擔當，敢負責，但不如袁世凱的最突出的表現，是識人不明，而且任人唯親。被西原借款催得發動對南方的戰爭，特別明顯地將他的這個弱點暴露出來，最終導致了清末以來為人稱道的北洋團體的分裂。馮玉祥武穴吁和時的第一份通電強調，他是軍人，而且是北洋軍人，「維繫團體，夫豈無心？」但在國家利益面前，不得不如此。 此後的第二份通電〔巧電〕，則撕破了臉皮，「既以北洋派為辭，北方不乏明達優秀之士，用人惟賢，當無歧視。反觀所為，大謬不然，異己則排斥，同惡則相濟，是則彼輩之所謂北洋派者，不過二三人之北洋派耳，且假此名義以戰，不惟無以服南人，亦且難以服北人」。 已經把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同時，作為政治家或者政客，由於在第二國會選舉中被有意識地排擠，原來作為段祺瑞盟友的研究系，站到了段政府的對立面，政府中有英美留學背景的人，由於留日學生被重用，導致失落，此時更加深了對於政府的不滿。但是，更可畏懼的是，基於利益的紛爭，跟基於道義的質疑，糾結在一起，讓後者顯得格外的有力度。
事實上，自打西原借款滾滾東來，外界總是質疑這裡面是否有貓膩，中國人的利益、中國的權益是否在秘密交易被出賣。錢來得太容易，按以往的經驗，包括人生的日常經驗，怎麼都讓人放心不下。早在西原借款成立之初，中日合辦匯業銀行的動議，就被報界質疑為出賣中國財權，指名道姓，批曹汝霖與陸宗輿，說他們為一己之私，出賣主權。 3000萬的吉林森林抵押借款，不僅吉林人感覺到自己的家園被賣，請願要求「政府為吉留一線生路」，而且一些報人也憂慮，借款成立之後，「不出數年，向之樹木參天濃蔭蔽日者，皆將一變而為牛山之濯濯」。因此，此借款等於是拿30000萬來換3000萬。顯然，這種質疑，讓段祺瑞大為光火，當時報紙的標題是：「段合肥又大發怒。」 儘管脾氣大的段祺瑞很惱火，但這種質疑卻並沒有止息的意思。1918年5月25日，即在次年五四遊行差不多整整1年前，北京大學和北京高等師範、工業專科學校等2000餘學生，聽聞中日簽訂密約之後〔即中日共同防敵條約〕，出於對政府賣國之擔憂，齊聚新華門總統府示威請願。據次日的報道，在示威請願過程中，也有一個名叫張傳琦的學生，慷慨演說，當場斷指，「血凝講壇，為狀至慘，呼聲雷動」。而且在遊行請願中，學生也強調，切莫讓外人笑話，五分鐘熱血。當時的總統馮國璋還出來接見了學生代表，「詞色和藹」地解釋了為什麼這個中日條約要秘密簽訂，主要因為是軍事條約，為了保密起見。整個過程，幾乎像是五四運動的一次預演。 所有過程，竟然跟五四那天的遊行，高度相似。
顯然，總統馮國璋出面的解釋，並沒有真的打消國人的疑慮。據當時的報紙記載，同年6月8日，留日學生代表9人，來到段祺瑞所居住的北京府學衚衕，當面請願。段祺瑞接見了留學生代表，雙方談了三個問題。第一，中日共同防敵密約的內容，是否會對中國構成威脅，日本能否借出兵，行假途滅虢之實。第二，密約既然沒有傷害中國的主權，為什麼不能公開。第三，留學生代表也表達了對於西原借款的憂慮。留學生們特彆強調，他們遊學日本多年，「深悉彼國上下，對於吾國咸抱并吞之野心。所謂維持東亞平和，保全支那領土，以及中日親善種種美名，不過并吞之代名詞而已。大隈取強壓政策，寺內用籠絡手段，異趣同歸。此次藉詞共同出兵，實則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但是，段祺瑞回答說，當年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他是最激烈的反對者，現在斷無賣國之理。而且，他認為他不會為人所欺，現在跟日本友善，是因為「日本寺內內閣，頗推誠相與」。最後，雙方不歡而散，留學生代表留下請願書離去。
顯然，儘管段祺瑞固執己見，反覆解釋，但國人的疑慮，不僅沒有消散，反而日見加深。這樣的疑慮，不僅學生有，一些軍人也有。早在1917年10月7日，日本駐華武官齋藤，致函時任陸軍部次長的徐樹錚，因中國以礦砂易日本軍械，要求對中日兩國槍械口徑實行統一，並聲稱這一意見，得到了段祺瑞的同意。 這個消息，經當時的英文版的《京報》披露之後，引起輿論大嘩。顯然，這個消息，觸動了人們有關二十一條的神經。隨後，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雖然特意出面加以否認，甚至高調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