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917年加入協約國一邊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點像押寶。跟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選擇英、美、蘇同盟不同，那時畢竟有已經攪進戰局的既成事實，既然已經跟日本人打了4年多，當英美跟日本打起來的時候，站邊，自然得選擇英美。蔣介石政府唯一明智而且大膽的決定，是在英美卷進來之後，公開跟日本絕交並宣戰，總算給糊糊塗塗打了4年多的中國軍民一個交代。然而，這樣的「明智之舉」，在一戰時，中國政府早就做出了——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匈帝國沒有招惹中國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先斷交後宣戰。雖然沒有派一兵一卒去歐洲打仗，而且對在華的德國人也相當優待。但是作為一個大而弱一向為歐美人砧板上的肉的國家，這樣做，畢竟有些風險。
一戰時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誰更強些，誰能打贏？在當時，不是一道容易解的算式。如果容易解，一目了然，雙方估計多半打不起來。當時的中國政府，為什麼會能把寶押在日後的勝利者協約國一邊？實在是個謎。說他們明智固然可以，說他們運氣好，也許更合適。在此之前，德國陸軍之強，舉世聞名，東方國家的軍事改革，大抵海軍學英國，陸軍學普魯士，主政的中國政府總理段祺瑞，就有過留學德國的經歷。一戰的主戰場是陸戰，在萬里之遙的那一部分當家的中國人，憑什麼認為德國一定會輸呢？萬一押錯了，最後命運最慘的，肯定是像中國這樣的弱國。
更有意思的是，按落後國家留學生的慣例，留學哪國，多半就親哪國。但是，留德的段祺瑞卻力主對德宣戰，而雖然沒有留英、出身海軍有英國教育影響的總統黎元洪〔他的老師是留學英國的嚴復和薩鎮冰〕，卻意見跟段祺瑞相左。雙方還為此鬧到撕破臉皮，惹出來張勳復辟。試想，以生性懦弱，且手上沒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膽敢跟段祺瑞鬧翻，如果不是出於對宣戰整個國家的後果的擔憂，估計他不會有這麼大的膽量。
不管怎麼說，反正中國政府這一寶押著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國貢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車上，德國人簽了投降書的那一刻，中國也成了戰勝國。消息傳來，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萬人上街提燈慶祝，記錄著庚子之恥的克林德碑，給庚子時死掉的德國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國式的石頭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園，把原來的字跡磨掉，成了「公理戰勝」碑。當年力主參戰的段祺瑞，躊躇滿志地得到了政府發的大勳章。雖然明知道這戰勝國是搭車搭來的，但中國的知識界，還是一片歡騰，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撰文，歡呼一戰的「公理戰勝」。據胡適回憶，時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興緻特別高，在3天慶祝之後，還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拉北大的一班兒教授，做了1天的對民眾的演講，蔡元培演講的題目是《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來聽演講的人，大多是各個學校的學生，北大的學生來聽講是當課上的。這個演講，後來見諸文字，大概出於巴黎和會的緣故，調子已經低多了，但仍然認為，一戰「幸而正義果勝強權，協約國竟占最後之勝利。外之既暫紓侵略之禍，內之亦殺主戰之焰，我國已有一線生機」。 這是一次學生在天安門的歡樂的聚集，誰也沒有想到，幾個月過後，同樣聚集在這裡的人，換了一種心情，滿懷被拋棄的悲憤，有人還割破自己的手指，寫了血書。
第一次躋身戰勝國之列的國人，對「戰勝」和「公理」很有期待，戰勝已經變成了事實，我們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關於戰後和平的14點聲明，最令人鼓舞的兩點是：一，廢除秘密外交；二，各國一律平等，尊重弱國小國的權利。此論一出，不管威爾遜動機如何，弱小國家歡欣鼓舞，中國人也是相當興奮。這麼多年，終於看到有位強國領袖，為眾多「第三世界」國家出頭了。這也是為什麼後來五四遊行隊伍要到美國使館請願，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的緣由。胡適後來解釋說，他們這些北大同仁如此興奮，是把一戰的結束，看成是「一個世界大變局的起點，也想抓住它作為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的起點。同時我們也不免都受了威爾遜大總統『十四點原則』的麻醉，也都期望這個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過平安日子」。
中國人滿心以為，經此世界大戰，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可以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爭得關稅自主的權利，收回被日本佔據的青島和膠濟路。在世界上抬起頭來做人。台灣著名史學家郭廷以當時是個河南的中學生，他回憶道，當時開封舉行慶祝大會，學生差不多都來了，大家心裡充滿了快樂。「彼此大談公理戰勝強權，大談威爾遜如何如何主張，這一來世界各國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國可與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氣了，而世界也將保持永久的和平。」 不僅學生這樣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這樣想。因此，中國政府對巴黎和會同樣期待甚高，聽聞與會國參會代表有3個等級，5人、3人和2人，中國似乎想都沒想就派出了5人。
其實，當時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新世界」，依然沒有走出叢林時代，所謂的公理、正義，不過是好聽的外交辭令，巴黎和會是個決定戰後國際秩序的會議，但戰後的國際秩序，卻是要按照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來制定的。威爾遜的14點聲明，固然不乏理想主義的精神，從1823年提出「門羅主義」，到此番的14點聲明，確實有種對殖民主義說不的意思。但這個意思背後的故事，卻很難說清。至少，美國作為一個佔有較少殖民地的後來的強國，從國際事務中爭得發言權的角度，採取一種比較得人心的姿態，其實也很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當時的威爾遜，不僅在落後國家聲望如日中天，在協約國，也很有群眾，威爾遜在會前訪問這些國家，受到了民眾極其熱烈的歡迎。民眾「幾乎是成群結隊地圍著他歡呼」。 然而，僅僅這個姿態，已經讓當時主導世界的5強中的其他4強感覺很是不爽，在和會的運作中，成了實際上被束之高閣的空論。據當時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彙報，威爾遜的14點聲明，連美國國內的共和黨人，都強烈地表示異議。 中國跟多數殖民和半殖民地國家一樣，在和會上的命運，無非是砧板上的魚肉，所差的，無非是切給誰而已。
其實，要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的實際貢獻，中國並不小。畢竟有幾十萬華工在歐洲戰場做苦力，挖戰壕，修工事，運物質，抬傷員，相當於中國派遣了一支幾十萬之眾的後勤部隊。在戰爭中，日本也不過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軍的德國駐青島軍隊，揀了個現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佔領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國太平洋保護領地馬紹爾群島。按說這種規模的參戰，跟歐洲戰局幾乎沒有任何關係。比較起來，中國人的工作，對協約國的戰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可是，一戰後的國際格局，其發言權大小，實際上並非像強國公開宣稱的那樣，是以各國對戰爭的貢獻大小來分的。現時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有多少大炮、坦克、戰列艦，才是說話的底氣所在。顯然，在這方面，中日之間完全不成比例。戰後的5強，細分起來還要分成兩等，英、法、美三國為一等，日本和義大利又是一等。日本是個正在上升的後起強國，一時無心也無力在歐洲有所作為，眼睛只盯在亞洲，而義大利則是一個一直處於衰落中的二等歐洲大國，列為5強，很勉強，實際上義大利從來在爭奪殖民地的過程中，只能撿點剩兒。當年歐洲列強在甲午戰後，趁火打劫在中國強租港口的時候，對義大利的要求，孱弱的清政府都敢拒絕。在一戰的歐洲戰場，義大利更是表現一般，老吃敗仗，連奧匈帝國都打不過。每有動作，就得法國人來給他們擦屁股。眼下，在和會上有心在歐洲爭點什麼，可惜爭不到什麼，即便憤而退出會場，也沒人理會，過不了多久，自己再乖乖地回來。在一個以實力說話的場景，中國人在軍力和軍事表現上，一無可取，連日本人要來自己的領土青島跟德國人打仗，也只能划出中立區，眼睜睜看著人家打，順便蹂躪自己的人民。因此，被人看不起，這麼大的國家被列位三等出席國，也不是沒有道理。
可是，前來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人，以及在中國的知識界中人，卻對和會有著非常不切實際的幻想。連老於世故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都一相情願地以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理所當然地在和會上名列第一等級，有5位代表。未加細想，就派出來5個正式代表。可是，當中國代表團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國被排在最後一個等級，只能派兩人出席和會，而且出席會議的人數，不能超過法定人數，就是說，准你派兩人，就只能出席兩人。會議開始之後，若干被第三等級的國家，經過力爭，全權代表人數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時和塞爾維亞均增加1席，但「中國仍屬向隅」。 這讓中國很沒面子。也一度讓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很是為難，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爭，使得問題更加複雜，代表團經過反覆協商，最後決定5人輪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後拍板，中國代表團的名次順序為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組，由於陸徵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