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實際上進入了武人當政的時期。袁世凱起手原非文臣，自打小站練兵之後，世人皆以武人目之。他自己，也的確武人面目更多一些。雖然當政之後，袁世凱有心完成從軍人政治向文治的轉變，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事未就自家的事先砸了鍋，死後，他所不樂見的「左也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局面自然無可避免。
從大形勢上講，武人登上歷史舞台，一方面是亂治交替的中國政治周期中，亂世的難免之局，另一方面，也是自晚清以來，學習西方，尤其是學習日本和德國，提倡尚武精神，大力推行軍事現代化的必然結果。晚清以來，興辦新軍，派人留學日本以及開辦軍校講武堂的結果，一大批受過新式訓練和教育的軍人，成為民初政壇上的風雲人物。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挎東洋刀的人中，也混雜了一些像張作霖、陸榮廷、張宗昌這樣的土匪痞棍出身的豪傑，但這一時期主導中國政治的大人物，多數都是軍事現代化的產兒。
在所謂北洋團體中，主要軍官，以北洋系統各個軍校畢業生為主，但也不乏像孫傳芳這樣的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最土的馮玉祥，也是新軍出身，進過學兵連的。各省軍閥，大頭目很多都是日本士官生，如雲南的唐繼堯，先後做過四川督軍的劉存厚和劉文輝，湖南的趙恆惕，以及穩守山西的閻錫山也是唐繼堯的先後同學。至於他們的部下，則既有保定軍校的畢業生，也有各省土造的講武堂學生。連鬍子出身的張作霖，部下軍官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講武堂和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
然而，西洋的武器，西式的訓練和教育，卻並沒有馬上教會這些新式的軍人打仗。到段祺瑞可以施展拳腳的時候，其實當時的中國軍人，並不太會用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來交戰。自小站練兵以來的新軍，辛亥的時候動了一下武，但只打了半場仗，武漢三鎮，攻下來兩個，就收兵談判了。隨後的革命黨人的二次革命，也只在湖口打了小半個仗。蔡鍔的護國之役，更多是政治戰，護國軍斬獲不大，進川的北洋軍損失也不大。從後來看，所謂的護國戰爭，只是激活了四川各路人馬搶地盤的爭奪。此後各地軍閥進行的戰爭，多少帶有遊戲性質，被外國人譏諷為，主要靠煙土和銀元在打。擁有大軍的軍閥們，作戰威力實在有限，有時連土匪和幫會都不怕他們，一度主政貴州的袁祖銘，自家的老爹，都被土匪綁了票，花8000大洋才贖回來。這一時期，軍隊比較訓練有素的，是幾個小旅長帶的部隊，比如馮玉祥、吳佩孚和孫傳芳，但是這時的舞台還不是他們的。總而言之，在20世紀最初的20年，中國新式軍隊還沒有學會怎樣打仗，也無心打仗，他們手裡的槍，只是催稅的工具。即使是內戰，也得到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北洋軍人自己打起來了之後，才一天天像模像樣起來。
手裡沒有會打仗軍隊的武人們，自家穿長衫的時候，遠比著戎裝多，坐轎的時候比騎馬多，睡覺和抽大煙的時候比扛槍訓練多，但卻習慣於對政治問題用武力來解決。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就是這種「不良習慣」的突出表現。
即使在袁世凱時代，西南地區也不是中央政府所能完全控制的，對於廣西的陸榮廷，雲南的唐繼堯，都只能做到名義上歸服。西南方面，袁世凱僅僅可以在四川安放一個只是可以控制成都的督軍，而廣東，聽他話的龍濟光，也只能控制珠三角地區。護國軍起，袁世凱垮台，西南方面，唐繼堯幾乎囊括了雲貴川，而陸榮廷則佔據了兩廣，而且一隻腳可以伸到湖南。有實力就有說話的底氣，西南勢力的壯大，使得他們不滿足於過去表面臣服實際獨立的狀態，開始在桌面上也要跟中央政府叫板，論一論法統，講一講道理。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後，將國民黨變成一個小幫會，迅速喪失了影響力，幸好，孫中山及時回頭，重拾國民黨的旗幟，雖然支離破碎，但畢竟還有力量，不僅有第一屆國會的政治勢力，在廣東、四川、貴州、湖南和江西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掛在國民黨名下的武裝存在。在軍事上，孫中山的國民黨是西南軍閥的小兄弟，但在政治上，卻是老大哥。孫中山跟西南軍閥的合作，極大地強化了他們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分量。
段祺瑞粉碎張勳復辟之後，沒有恢複國會，而是重起爐灶，成立臨時參議院，重新選舉國會。孫中山以此為借口，扯起護法〔護臨時約法，維護第一屆國會〕旗幟，在廣州另組政府，號召舊國會的議員南下，開始了所謂的護法戰爭。護法戰爭說起來有點牽強，畢竟，第一屆國會，不是老段給解散的，而且第一屆國會被那樣不明不白地解散，還屬於共和制被顛覆的緊要關頭，居然連一點掙扎反抗都沒有，實在令人看它不起。
護法的號召當然護不了法，但卻激起了中國西南、西北地方一系列的戰爭。原本在四川、湖南、陝西漢中這些南北交界之處，各種勢力處於一種脆弱的平衡之中，護法的發動，打破了所有的平衡，當地各派軍閥、國民黨勢力、北洋勢力，乃至原進步黨人的勢力，分分合合，打成一鍋粥。孫中山理由牽強的護法，也給了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一個很好的口實，實行武力統一。這個口實是如此地具有說服力，以至於滿心不希望段祺瑞成功的馮國璋，總是搗亂，卻始終都阻止不了皖系的用兵。對湖南的前後兩撥攻勢，打前鋒的，大部分居然都是非皖系嫡系的部隊，甚至連滑頭的閻錫山，也不得不派出一旅軍隊參戰。也只有這些軍隊發現自己成了段祺瑞政策的炮灰，白白被消耗時，他們在前線直接的抵制，才使得武力統一的推行受挫。前有王汝賢、范國璋在湖南前線通電主和，後有吳佩孚在衡陽前線擅自停戰呼籲和平。
由護法引發的南北戰爭，焦點在湖南。1917年8月，首先是段祺瑞把一個僅僅祖籍是湖南，但卻跟湖南沒有任何關係的官僚傅良佐強行派到湖南做督軍，原來的督軍譚延闓改做省長，等於被掛起來。據說，譚延闓原打算抵抗，陸榮廷和唐繼堯都表示支持，認為湖南是西南的門戶，決不能讓北人佔了。 但是，譚延闓在湖南，雖然身為督軍，卻是文人底子，跟軍隊沒有淵源，仗著脾氣好，人稱「譚婆婆」，周旋於湘中各派軍閥之間。譚要抵抗，但湖南內部卻難得意見一致，譚延闓本來決心就不大，見此只好辭職走人。只是，傅大人赴任，不是來了一個人，身後還帶著大隊的北軍。自晚清以來，湖南軍紳，一個蘿蔔一個坑，有力者位置和勢力範圍早就劃好了，現在大批的北人北軍到來，明擺著是要搶地盤。儘管大家手裡的傢伙，原來並不是打算交火用的，但被逼到沒有辦法，南人該急還是會急的。這年的9月，受到撤換威脅的零陵鎮守使劉建藩，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通電「自主」，宣布與段祺瑞政府脫離關係。
在整個北洋時期，地方對中央政府不滿，宣布獨立或者自主，大到數省，小到幾個縣，屬於家常便飯。獨立也罷，自主也罷，不意味著這些地方要自立為國家，僅僅是說，我不聽你中央政府招呼了。其實，各地軍閥，本來就是各自為政，不獨立，不過是表面上對北京政府還保持著隸屬關係，一旦宣布獨立，連這點表面文章也不做了。當然，北京政府也不會興兵聲討，大不了彼此打幾圈電報戰，然後情勢變化，地方獨立取消，一切照舊。
然而，這回不一樣。段祺瑞剛剛「討逆」成功，變成「再造共和」的英雄。別看段祺瑞本事不如他昔日的主公袁世凱的一半，但自視甚高。不好色，不貪財，也不染賭和毒的他，唯一的愛好，是圍棋，而且自以為獨步天下，因此韜略非凡。他的志向比袁世凱還大，而且剛愎自用，意志堅定，打定了主意，九牛拉不回。直皖戰後，他既不出國，也不躲進租界，生挺著在北京不走，等著吳佩孚來抓，吳佩孚還就真的不敢動手。顯然，如果湖南全省宣布獨立，這邊要打，多少還會有點顧慮，但兩個殘缺不全、槍械不完的旅發難，宣布自主，抗命中央，給了段祺瑞一個動武、殺雞儆猴的機會。先期開到湖南的北洋軍兩個師，也樂於以強凌弱，仗，就這麼打起來了。
一開仗，顯然過於弱小的湘軍頂不住，湖南中部的寶慶、衡山相繼失陷，湘軍退往湘南與兩廣交界之地。但是，眼看戰火燒到家門口的廣西王陸榮廷，派出了大隊人馬，馳援湖南，桂軍的加入，使得戰局立刻發生了變化。桂湘聯軍攻勢凌厲，原來作壁上觀的湘軍各部，紛紛加入聯軍一邊。北洋軍雖然也派來了增援部隊，兩個師的北洋軍，加上曹錕的一個旅，閻錫山的一個旅，甚至張勳舊部安武軍的二十個營也被派到了前線。但由於樂於玩真格的武人不多，北軍卻漸顯不支。
其實，當時的湘軍不是用來打仗的，北洋軍也一樣。不真打，比劃比劃嚇唬一下人還可以，來真的了，前線的北洋軍也萎了。段祺瑞派到前線打仗的軍隊，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嫡系。慷他人之慨，借戰爭消耗異己，這是古已有之的老權術，老術翻新，大家彼此其實都看得很清楚。前線的軍隊，王汝賢和范國璋兩個師是主力。這兩個人，很多著述上都說他們是直系，其實，他們不是段的親信倒是可能，說是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