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文釗在醫院的診療箱里躺了整整五天。輕度燒傷，外加輕微的腦震蕩，不算特別嚴重。同時受傷住院的400多人中，許多人的燒傷面積超過90%。那五天里，盧文釗一直處在一種半夢半醒的狀態。他懷疑是麻醉劑的效果，但有可能是皮膚再生劑的副作用。
在夢裡，盧文釗反覆回到爆炸現場，看到泰德慈祥的笑容與綠色的火焰爆起，聽到四周驚恐的呼喊，感受到灼人的熱浪迎面撲來。而在清醒的時候，盧文釗看到醫務人員忙裡忙外，聽到別的傷員呻吟喘息，感受到被大火燒傷的皮膚在默默地生長。他就是無法集中注意力思考，思考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思考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思考這事會有什麼後果。
第五天中午，盧文釗獲准離開診療箱。主治醫生告訴他：「恢複得非常好，再休息幾天，注意保養，不會有什麼後遺症，也不會有什麼疤痕。」盧文釗爬出診療箱，先艱難地到廁所撒了一泡尿，又站到鏡子前，仔仔細細查看了一下傷情。雙手、雙臂、臉頰、前胸和膝蓋上下，都有面積不等、程度不同的疤痕。但願醫生沒有撒謊。現在，最糟糕的是腦袋。大部分頭髮都被燒掉，為了做手術，護士又來剃了一次，結果平生第一次，盧文釗變成了禿頭，和尚一般。
看著鏡子里那個糟糕的自己，盧文釗只有苦笑。他向著鏡子里那個人做了個鬼臉，那個人回他以鬼臉。
胃忽然抽搐了幾下，向他發出了一個信號。飢餓的感覺驀地充盈了他的全身。躺在診療箱里的幾天里，他一直沒有吃東西，靠注射的營養液過活。飢餓是一種陌生的感覺，他很少體驗過，更不要說，這次的飢餓感同時又帶來了程度不低的欣喜感：我還會餓，我還活著，我還沒有死。
根據室內導航的地圖指示，盧文釗找到醫院餐廳，點了一份午餐。坐下來準備吃的時候，植入系統提醒他，有一封信，來自泰德·卡欽斯基。盧文釗心中一凜，一邊吃飯，一邊讓植入系統把信投射到視網膜顯示器上。
信很長。飯吃完了，信才看了一半。盧文釗坐在原處，堅持把信看完。他的心中五味雜陳，各種感覺難以言表。
盧文釗：
你好！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死了。在垂直農場見到你的那一刻，我就計畫好了這一切。
我出生在芝加哥，從小智力超常，醉心於數學，16歲被哈佛大學數學系錄取，25歲獲得密歇根大學數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異常出色，榮膺年度最佳論文獎。主持論文答辯的教授稱，全地球最多只有12個人能理解、欣賞我的研究。這是我最為驕傲的時刻。博士畢業後，我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系聘為助理教授。如果不是28歲時，我被邀請去參觀一家現代化養雞場，我的一生很可能就在純粹數學的思辨里平平淡淡地過去了。
當時，一家著名的快餐連鎖店受到公眾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質疑。連鎖店老闆邀請了幾位教授去養殖場參觀，目的當然是需要專家的意見來平息正洶湧澎湃的負面輿論。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邀請我這個數學系助理教授，但他邀請了，我也受邀去了。也許是好奇吧。
參觀養殖場時，我深深地受了刺激。
我看見那些雞雛剛剛出生就被趕上了高速公路一般的傳送帶，它們挨挨擠擠，密密匝匝，全然不知道自己將會面對什麼。傳送帶旁端端正正坐著數十名工人，他們用肉眼判斷哪些雞雛有瑕疵，就用手把它們拎起來，毫無憐憫地扔進另一個通道里——在那裡，這些出生才幾分鐘就被淘汰的小生命會被迅速淹死，然後加工成飼料，用以餵養它們那些沒有被淘汰的兄弟姐妹。
我看見那些沒有被淘汰的雞雛繼續在傳送帶上前行，先是打了各種疫苗（「我們必須保證小雞們不會生病，一旦籠舍里發生瘟疫，我們可損失不起」），然後被另外一批工人分到各自的籠舍。那籠舍分成若干層，一群雞雛丟進去，密密麻麻，連轉身都做不到。當飼料從天而降的時候，雞雛們爭先恐後地奔向飼料槽，那場景，猶如諾曼底登陸戰。
我看見稍大的雞會被轉移到更大的籠舍里，有些特殊品種的雞甚至奢侈地擁有單家獨院，然而依然很小。它們的腳爪因為缺少運動而變得無比的長。帶我們參觀的人抓了一隻雞放到地上，長長的腳爪讓它無法站穩，只能笨拙地扑打翅膀，試圖穩住身形，最後只好匍匐在原地，任由工人將它抓回籠子。它們的一輩子都將這樣在籠舍里度過（「只需要42天，就可以出籠，送去屠宰場宰殺了。這是它們第一次離開養殖場，第一次坐車，第一次見到陽光。當然，也會是最後一次」）。
我覺得噁心。
這一切讓我想到了我們自己。
在現代科技的包圍下，我們不就像那些雞，被無情地挑選，被精心地飼養，最後被系統地屠殺嗎？
我噁心到嘔吐，吐了個胃底朝天，以至於沒有能夠去參觀屠宰場。
此後，我陷入了極端的精神危機中。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我認識到：工業革命對於人類而言不是一場勝利，而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個人自由受制於社會，而任何社會都追求不同程度的秩序。工業革命導致科技體系的增長，進而催生出一種壓抑個人自由並且破壞大自然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秩序。這種社會體系不是也不可能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相反，是人必須修正自身的行為，去適應體系的需要。簡單地說，科技讓社會更加強大，而社會越強大，個人的自由就越少。有人認為，科技給予人自由，這完全是一種錯覺。科技與個人的自由之間有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
我強烈地認識到：這個科學技術將和這個浮士德式的文明一起消亡，有一天它將分崩離析，並被遺忘——那時，我們的鐵路、飛機和火箭將和古羅馬的道路、中國的長城一樣毫無生機，我們的巨大城市和摩天大樓將變成廢墟，正如古老的孟菲斯和巴比倫。
我對現代文明生活厭惡至極，對人生極其絕望。痛苦之大，令我不惜一死。不惜一死，賦予我靈感：人人畏懼死亡，而我連死亡都無所畏懼，那還有什麼可怕的？我應該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事。這場精神危機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從此我得到了自由和勇氣。
最開始，我並沒有血腥的規劃，只想回歸自然，豹隱山野，自給自足，做個自在閑人。我在蒙大拿州的荒野搭建了一個12平方米的小木屋，無水無電，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過上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所描述的生活是我當時唯一也是最高的目標。
然而，我所厭惡的現代文明並沒有放過我。
十幾年以後，蒙大拿的山野成了開發區，一家公司要在我隱居的地方修建水電站。那個大湖是我最喜歡的地方，徜徉湖畔，我往往會忘掉自己。然而，無數挖掘機、推土機和吊車的到來，碾碎了我的寧靜歲月，摧毀了史前荒野的自然美妙。我反對，我控訴，我暴跳如雷，但沒有任何用處。我被逐出了我隱居的地方，因為那荒野從狗屁法律上講並不屬於我。我被迫回到洶湧的人群中，回到所謂的文明社會中。
我發誓要報仇，從避世的隱士化身為復仇的惡魔。我本來可以成為亨利·戴維·梭羅，最後卻因緣際會，成為泰德·卡欽斯基。
我意識到：科技的本質要求它不斷變化，而它需要高度集中化的社會和經濟組織，所以它催生出越來越多擁擠不堪、不宜居住的城市，以及忽視其公民所需的大型國家。這個過程導致了一個文明日益被科技以及服務於科技的權力結構所主導、所掌控。科技的每一個新進步，看上去都令人神往，與此同時，科技的進步不斷地壓縮我們的自由空間，於是，科學技術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權力運動，許多科學家通過認同這個巨大的運動，滿足了他們自身的權力欲。因此，鍾情於科技的人們，把我們大家領上了一條通向背離理想家園的快車道。
我認為，史前部落是最理想的家園。是的，我還是有一些理想主義想法。我堅信部落生活才能淬鍊人類的高貴品質：生存技巧、自律、誠實、堅忍、反抗、勇敢。諸如此類。顯然，理想家園都是為理想人類而建的。現在的人類，絕大多數都不符合這些理想人類的標準。所以，建立理想家園，第一步就是把不合標準的人類清除乾淨。
顯然，現代科技戕害人性，毀滅環境，造成難以言說的人類痛苦。人類面臨著艱難的抉擇，要麼用暴力革命推翻科技文明，回歸更為自然原初的幸福，要麼集體自殺，自取滅亡。
在人類與理想社會之間，隔著一座屍山，隔著一條血河。我就是要讓人類跋過那屍山，涉過那血河。我自願成為那獻祭者。
我有一雙點石成金的巧手，用俯拾即是的工業垃圾製成炸彈。說來諷刺，我對科技無比厭棄，卻能在學習製造炸彈的過程中，如魚得水，居然成了世所罕見的炸彈專家。八年里我引爆了11次共26枚炸彈，主要目標是大學（現代科技文明的策源地）、現代化養殖場（那令我至今噩夢不斷的場所）和空中航班（現代科技文明的代表），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