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了你的聖誕卡，謝謝！
真抱歉，我忙得連上街買卡的時間也沒有。怎麼也該給我爸爸、媽媽寄一張卡。
謝謝。她還好，比我父親穩定多了。他們離婚之後倒是我母親漸漸穩定下來了。
我沒告訴你嗎？他們離婚有十四年了。
我媽媽，她是個可愛的女人，比我起碼天真十五歲。
她演歌劇，後來調到圖書館工作，再後來又到文化館工作。她從事的這些工作都沒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個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覺。
很快就發覺了變化。像你一樣。我媽媽把時間、地點推算出來，問我：暑假裡你在上海怎麼了？
你問我：在十一歲到十二歲之間，什麼事發生在你身上了？
其實我絲毫變化也沒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來。同我並排躺著，問我這個那個，但她問的絕不止那些，絕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麼事發生了。
我馬上不願她的身體挨著我。我說我困死了，別擠我，蚊子該進帳子里了。她開始用一種我兩三歲時的語態和我說話，哄逗我，反過來也讓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後頸上。她的目光也熱乎乎地在我背上，順著我側卧的肩膀、腰，明顯聳起的髖部直打量下來。髖骨已向廣度擴展開來，之間的容納在豐厚。表面無變化的腔內，一切都在蘇醒。
她問：我請賀叔叔在火車上照顧你，要他督促你洗腳，他督促你了嗎？
我用粗嗓門說：那麼大個人要別人照顧什麼呀？
她對這份伴隨發育期同來的粗魯一向不一般見識，但這晚上她敏感起來，指出：從上海回來的我變得頂撞、野蠻。她並不厲聲，邊理著我的辮子邊嘆息。聲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兩三歲的我那樣憤怒地說，你知道媽媽就只有你一條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個時候，沒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塊劇痛的心病一塊活了那麼多年。直活到許多年後，我爸爸真的遇上了個女人。對於我爸爸愛著另一個女人這樁事，她從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無憑地怨怪，哭鬧，詛咒那個直到十幾年後才出現在爸爸命運中的女子。
在媽媽懼怕得不可終日的時候，那個女子還是一份完全無形無影的存在。她和我們的存在毫不相干，也沒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還在念她的大學，打她的籃球；她是個遠遠沒有開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敵。就像許多年前，我對父母，是尚未開始存在的女兒，而媽媽卻因了那女子必定要開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覺太好了，她自己也沒辦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們大家。
淺藍色的尼龍紗帳里，我媽媽對我講著她對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說的名字，它們讓女孩子們上當。我面朝牆壁，俯卧，整個腹部被壓在席上，她講她的。她可以一連幾小時對著我獨白，我可以什麼也聽不見。直到她流淚，我才說：我不是在聽嘛！
聽見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從外面回來了。他剛打完一局橋牌。最不怕老婆的一個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來。她抓緊時間結束這場說教。她說，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結束語總是這句，像是真知灼見，含有權威。
她從來沒有機會去經歷普遍意義上的男人。二十歲嫁給我父親，此後便上了衛星運行軌道。她檢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傾」、「消極」情緒。若有，她就在替他寄稿之前偷偷換掉一些詞，或刪掉一些句子。常常在郵局那結了一層頗厚的糨糊趼的桌上，拿著那根拴在繩子上的公用蘸水鋼筆，在爸爸的稿紙上推敲字句。文章發表後，爸爸總把文章讀許多遍，總覺得丟失了東西。有時媽媽手腳動大了，爸爸就罵主編或編輯部，說最有精神的句子給這些人貪污了。他衝動得要去大門口的傳達室打電話，請他們把他的名字一塊刪掉，這樣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媽媽在這種時候總是一面攔阻他一面溫存地搖頭，半閉眼帘，食指豎在翹起的嘴唇上，彷彿在告誡一個稍年長的孩子，別吵醒搖籃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會壓低嗓音，放輕手腳。媽媽一句話不說，一直保持那個啞劇手勢，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靜下來。
她那個優美的啞劇動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記憶里。似乎總有那麼一分稀薄的睡眠籠罩著我們；就在近旁或無所不在，那個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嬰，巨大而不可親地躺在我們的生活中，絕不能驚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媽媽看著我們的眼光，那樣溫存和壓抑，讓我們在那無邊際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媽媽放心了。她無聲一笑。這時候的笑是最嫵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後，雙手順理他狂卷的頭髮，像一個小女孩頗有興緻地玩耍雜碎的毛線。她說：我看同你的原稿沒太大區別呀。
我爸爸說，對於語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沒區別。狗皮襪子，反正一樣。
媽媽從來不在乎爸爸對「趣味低下」的暗示，從來不覺得失面子：爸爸把頭一再從她手指下移開，厭煩得要爆炸了。還得說教下去：好賴你的文章發表了，讓人看見你還在這兒，沒給送到什麼地方打礦石去。改幾個字有什麼呀，把我們家的戶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隨便寫得多高級，還有人登嗎？
我爸爸坐在那裡，喘息從粗到細，慢慢變長變深，變得像入睡那樣均勻而帶著微微的鼻鼾。賀叔叔到達之前，他一次次從政治傾覆邊緣無恙回歸，無功無過，無形無嗅地消磨年華和才智，一直到他寫出那篇八千字的雜文《兒不嫌母醜》。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報，兩天後又去一趟，如同舊時信差，坐在主編室外，把校樣等到手。一個標點都不妥協。
我媽媽知道時已經晚了。
同一張報紙上就有了反擊文章。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開，被人們半句、半段地拼鑲在他們的文章里，被截斷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後果已大得無法吞咽。無論是我爸爸，還是一切企圖為我爸爸開脫的人，比如，賀叔叔。
他在這個局勢中認識了我爸爸。
我媽媽懇求了他，去找那個剛調來的黨委書記，你要女兒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憑著她奇特的敏感。
對，非常了解我父親。他的本性。只有我媽媽知道這個本性。知道它時時刻刻地被壓制，被壓製成爸爸的好脾氣、大度、與世無爭。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會給賀叔叔一個大耳摑子。一份日夜瀰漫在我們生活中的恩寵和主宰終止在爸爸恢複的本性中。那是徹底的無拘束，是對一切權威瘋狂的反感，是兩扇書架後面連褲腰帶也不想要的那個生靈。
讓我們看看：這頂天藍色尼龍蚊帳里躺著的三十三歲的女人和十二歲的少女。
1964年。
鄰居家的收音機都沒關，一會兒是合唱《雷鋒我們的戰友》，一會兒是新聞：「省委領導同志參加了這次罕見的大豐收，為顆粒歸倉做出貢獻。」
我爸爸在帳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倆。寂寞得很，趿著拖鞋走開了。
不，我爸爸從來沒愛過我媽媽。是的，有時不需要愛情，我們中國那時有許多不幸和危險，把一個個家庭綁在一起，比愛情牢固多了。危險一過去，解體就開始，我的朋友們都在九十年代陸續離了婚。
我媽媽可能也不愛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險和製造不幸的稟賦吸引了她。她在隱約的危機中，生髮了她那學生腔的戲劇性激情。現實成了種假設，她的行為於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驗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劇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關係，婚姻的關係有了個悲劇的命題。她滿足。
出身市井家庭的媽媽，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幾輩子的安分和平凡，對於驚世駭俗的潛隱嚮往一點點積累，我媽媽就是這個積累。她需要我爸爸這樣能力高卻註定受貶抑的人。這種人和任何一個當局都處不下去。我媽媽在認識我爸爸的第二個禮拜向他借了一本書。還書時她夾了個紙條，上面寫：我要嫁給你。
你看，並沒提到愛情。
書？或許是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別林斯基的文藝理論，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煥發學生腔的書，什麼「田畔中殘存的野花，往往比燦爛的花束更迷人」之類。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過剩的悲天憫人，政治行為的笨拙，她需要這一切素質。似乎社會和這類人之間總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喚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種戲劇假設中，她總在救死扶傷，總在以她單薄的靈肉抗衡無形而巨大的勢力。於是她感到整個生存有了種深度和實質。就這樣一個溫柔和自我感覺神聖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細腰，塌塌的肩膀，小戶人家的那種勤勞和周全，細碎的對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還有最有忍受力的小業主階級那種對生活不衰的興緻。她到鄉下去巡迴演出，給家裡背回一袋黃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