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今天最後一個訪者嗎？
我得告訴你這件事了，它是我父親、賀叔叔、我、我母親，我們生活中標著最醒目記號的事。就是那個耳光。我或許已經提到過，或許沒有。
我印象中，我父親和賀叔叔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朋友。離不開是他們友情的根本。比「好」、「親密」要深沉得多，類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從達爾文進化論派的心理學觀點來看，人和一切生物間的依存關係，是相互的開發利用，相互投資，一切生命間被視為價值的，是可開發可投資的潛能。友情和愛情，都是以開發和投資為主導的。
你們都知道中國內地1966年到1976年發生了什麼，「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無前例」、「無產階級」。沒有目睹的人想像它是個巨型卡通片，億萬人的動作、行走、揮拳頭都特徵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來由和邏輯。
既然你們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國人幹了些什麼，我就不多介紹。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兩個細部，給你看——是個傍晚，很好的一個傍晚。初夏的風哆嗦著白楊葉片。批鬥會的標語從一棵楊樹牽到另一棵楊樹上，組成一個牌樓狀。賀一騎三個字被縛在紅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場景就是這樣。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動作家」。
批判會場是木板搭成的臨時舞台，沒人可斗時它也不荒著，十五六歲或五六十歲的紅衛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這樣一個舞台。這樣高高架在「藝術家協會」紅磚大樓的門口。賀叔叔胸前垂吊著有他名字的木牌，長久地鞠躬。被他領導過的藝術家們一個個上台去，朗讀講稿，不斷伸出食指，指向舞台中央的賀叔叔。賀叔叔仍是他幾年前在朗誦會上的那身海軍藍，紐扣丟了兩顆，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塗黑一片。乾淨筆直的頭路沒了。
一半留髮，一半剃禿。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觀眾。常常是觀眾。看歌舞，看演說，看人兌換毛主席像章。飛機製造廠停工，有足夠的鋁去鑄像章，越鑄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現在看著賀叔叔僅剩的頭髮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個陌生者，他忽然看見了觀眾中的十五歲少女。是我。他不知道這少女該不該來觀看。他還想對她笑一下，表示他並不和人們一般見識，不那麼大不了。他沒能做到，給我看到的是那滿腹委屈滿心屈辱。他沒看見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裡。那隻手捏著兜里掖藏的幾頁批判稿，像當年賀叔叔的手撫摸著我爸爸替他寫的小說，橫豎拔不出來。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頭髮，肚子微腆，臂上套著紅衛兵袖章。他們爬上舞台，如京劇中老生那樣抖抖的指頭將賀一騎數落著。
許多崇拜賀一騎的讀者們特地趕來，從遠郊來的人自行車上蒙一層厚塵如出土文物。崇拜者們聆聽一個個默默無聞的作家念批判稿。賀一騎也好，作家們也好，從此都卸了妝。如此地當著大庭廣眾，在舞台上隆重地一點一點地卸妝。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術家、音樂家站在一堆，也戴紅袖章，卻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讓它耷拉到袖管口。我講過我爸爸一向的裝束：料子是祖母遺留的，設計是他自己的，總是與他存在的時間、空間有一點差錯。已經不倫不類，再加一個位置不對的造反派紅袖章。他既不願意放棄個性建樹，印象的製造，又企圖同化於集體。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樣子，面色蒼白，神經質地眨著眼。
崇拜者們聽懂了一件事：每個人控訴的內容，都包含這個事實，賀一騎從來沒在稿紙上連續爬過四十分鐘。除了《紫槐》，他從來沒有動筆寫過任何作品。他們說，賀一騎，你奴役別人；你從一開始就相上了一個軟弱而有天資的人，讓他替你寫了八十九萬字！
我爸爸的臉突然紅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右手還那樣，深插在外套口袋裡，像賀叔叔一樣，按在隨時會響的武器上。我看著這張酒醉似的紅臉，有這麼一張臉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開，不想知道將會出什麼事。我見我爸爸踏上木階梯，根本沒感覺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連貫性和手腳的協調性都出現了梗阻與變態。笨拙而難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紅袖章，我父親那麼嚴肅冷峻地在開大家一個玩笑。他走到賀叔叔旁邊。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場。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動勢。也許他寫得不那麼惡意十足，寫得生動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滿不得志者的正義和倒算。可是太近了，離賀叔叔微微發胖的身軀已不到一步。
賀叔叔這才意識到誰來了。他向爸爸轉過臉。有幾個月了，他們彼此分離，此情此景的相見，他有點戰亂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與爸爸照面的剎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來了，竟是空的。那隻手從口袋的底部出發，從它自己也不能預估的暗地發動，它漸漸成形了一個動作，一個被叫作「摑耳光」的動作。我爸爸、賀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時明白這個動作的意義。在它的釀成和發生之前，我爸爸和賀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樣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為這隻手出發前的目的地並不明確，在完成旅程後，它頓時驚覺地回顧。我爸爸的整個意識開始回顧。
他從來沒有打過人。恨暴力，恨人與人、動物與動物肉體間的暴烈接觸。認為沒有比它更低級的交流。
沒有，人們一時靜靜地，反應斷在那兒。
賀叔叔在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中頭偏了一下。像是看著那一巴掌打在別的人或別的物體上。過了一會兒他才逐漸弄清，被打的客體正是他自己。又過一會兒，他才抬手去摸被摑的那塊面頰。他不是因為被摑痛，被摑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邏輯、頭緒來。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個耳摑子存留在那裡；不管他會不會忘卻和原諒，它都永遠存留在那裡。不摸，他絕對不相信它會從他最信賴最不可分離的朋友那兒來。
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賀叔叔那雙眼睛，那裡面有一點點天真，來自自信的天真。它們就那樣看著我爸爸，像是說：你怎麼了？
耳光還在初夏黃昏的空氣中一圈圈地擴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盪開，賀叔叔就那樣看著我爸爸：你到底怎麼了？
我得承認，賀叔叔眼睛裡的其餘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對權術的通曉。是雙厲害的眼睛，表面上有著農民溫暖的笑意。它們正是看透了人的弱點而能做他們的領導，發揮他們的長處，最好地開發他們的長處。看出袒護和嬌慣人的短處是開發他們長處的始點。因此，它們寬厚地審視人們的短處，給予悅然的默許。
賀叔叔摸了一下臉頰：沒有口角流血那種電影鏡頭，只是微細地泛起一層恥辱。
現在來看看我爸爸這隻手。文弱、細長，一向是我媽媽替它們剪指甲，許久前，那中指內側出現一條淺槽，筆桿壓出的槽。漸漸，槽的形狀定了下來，變成一個永固的曲扭。當我爸爸在八寸厚的稿紙最下層寫上「終稿於一九六三年二月」這行字時，他的右手和左手已很不同了，似乎大一些，梗起暴突的灰藍血管，顯得那樣易感易怒。
四年。
我爸爸隱身在兩個書架形成的隔離中，一趴四年。我媽媽沒有進去為他擦過桌子，因為桌面太小，鋪了稿紙和賀叔叔的筆記，就沒什麼面積可落塵土了。一盞十二瓦的日光燈管日夜都亮，爸就那樣趴在亂鬨哄的小桌上。有時桌上太滿，他就把煙缸和茶杯放在地上。十二瓦的日光燈讓你看清他寫下的每個字，但每看清一個字你的瞳人都是一個抽搐。他在那隔絕中乾咳、冒煙、吱吱地扭椅子，有時一個字也寫不出，只寫出一地紙糰子。有時他不出來吃飯，不出來倒煙缸，茶幹了他就把茶葉全嚼掉也不出來添水。最後出來了，臉色和十二瓦日光燈一模一樣。告訴媽媽他寫了有多精彩的三行，這樣的文字寫下去會了不得。他在這個時候頂天立地，灰白著面孔在傢具叢中高視闊步。像個聾子一樣嗓門特別大，根本不聽別人說什麼。眼睛空空的，是古希臘時期廟宇雕塑的王者的眼睛，空缺的眸子成了那種宇宙式的目光。
這個時刻他什麼都不計較。我可以多要幾角錢去游泳或買冰食，媽媽可以乘機搜查他的信件，看看是否有女人筆跡。這個時刻，之於爸爸，生和死都是小事。
這樣的四年。完成了。八十九萬字。厚重的三大卷。封面給你壯闊的感覺，的確是時代之作，深紅底色，如靜脈之血，書名是《金色狂草》。再就是賀一騎三個字，黑色，方正重大。不愧是名設計家，爸爸說。他以那隻血管暴突略略曲扭的右手撫在深紅、金色、黑色上面。像農夫撫著自己的土地，田野和禾木。一個已把土地割讓、出售了的農夫。
還像沒有做母親名分的女人把私生子一遍遍摸著。
賀叔叔沒有注意到我爸爸那種內在的抖顫。他說起書引起的種種重大反應。他沒有看出我爸爸的心情，那種寡婦把不可正名的嬰孩永遠寄託於人的心情。也許他看出了，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