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我的電話留言了？沒去那裡，是出了件事。舒茨教授和我衝突得很兇猛。不是激烈，是兇猛。正是我選擇的辭彙。他叫喊，頭顱如同交響樂的指揮，顛擺震顫。聲音回到了他的三十歲，突然有了種亮度，一層金屬光澤。一個老人在自認為被欺負時，竟有那麼洪亮的嗓音。
該是沙啞的，那樣會激起我的同情。
常常的。為了方便。你從不撒謊嗎？
僅是一個託詞或者搪塞，他喜歡稱它謊言就稱它謊言。你看，這是一種沉默的尊重，它讓你明白你該停在哪裡。當我聽到「你昨晚出去做什麼了」這樣的提問時，我回答「出去走走」或「去和約克碰面」是一回事。僅是個方便。有什麼實質的不同呢？對舒茨來說，實質只有一個，就是：我有一個從他可知可控範圍的短暫消失。因此我回答「出去走走」不光方便，而且更實質，就是為他懷疑和指控的短暫消失提供個證據。他為了一個實質上毫無差異的回答憤怒得如同臨終前給瘧疾弄得冷戰連串的傑克·倫敦（請原諒，我不愛傑克·倫敦，因為他生前厭惡中國人）。他渾身冷戰地走向電腦，把他為我寫的一封求職推薦信印出來。一共四頁，對我的能力和才華以及一日只睡五小時的勤奮自律的作息規律很詩意地描述了一番。他印出這封信，然後在我鼻子前面招展幾下，在距我面孔八寸的地方撕毀了，看著他撕，先是兩半，然後四半。他手指粗壯，動作因太強烈而一再錯過準確點，從而變得大而衰弱，一再撕不毀那漸漸加倍的厚度。他力竭了，就那樣哀傷無援地看著我，希望我能幫他撕扯一把，幫他完成這番憤怒。
我？
我同他約會有兩個多月了。
我垂著兩手，看著那個紙團砸在我腳邊。看著一個人整個的憤怒過程：按下電腦開關，搜尋目錄，找出這封信，再打開印表機，讓它溫吞吞地無情緒地將四頁紙推送出來；再把它們撕爛，撕得不夠理想，因而把它們擠壓成一個大紙團，砸出去。一點反彈也沒有，立刻淤陷在長纖維地毯上。
其實有許多零碎的時刻，我是完全能接受他的，這個老得相當尊嚴的男人。那些時刻包括他從車裡忽然伸出兩束複雜的留戀目光，來望我。那不可整理、不可測量的複雜程度，帶有預言：或許這次別了就永遠別了，六十多歲的人，江山和晚霞，都可能是最後一次展現給他。深灰色的目光讓我感動、微痛。交往突然有了一層懸心的深度。默默然，一陣子歇斯底里在我心裡發作起來。我會追跑著，跟在他車後面，腳步像走在末路上。老人的留戀真像勃拉姆斯的提琴主題一樣。
是啊。賀叔叔站在榆樹小道上。
正是這種不斷演習的永訣讓我和舒茨近了。
衝突是造作。我是指極端矯情；我們尷尬得受不住了，就與人衝突。我在看一個老年男人沖著一個缺席的對手咆哮。很滑稽的，因為我不給他這個權力，把我扯到對手的位置上，我靜觀他對那個空缺位置發作醋意，發作專橫，我嘴唇翕合如同某場謀殺中唯一的知情者。
我看著他把大紙團挪到我腳邊，它的體積和投擲的力量該有轟動，卻被柔軟地面吞咽了，預期的聲勢被抵消了。地心吸力在此突然出現一陣癱瘓。
我或許撒了謊。
我們都活得下去，因為我們不計較別人撒謊。在別人對我撒謊時，我已明白他實質在說什麼，我想明白實質而不想明白言辭。實質是，他/她在我對他/她可知可控範圍內造成一個失控和未知，造成一個人與人關係的喘息，休止。
你難道聽不出一個邂逅的朋友對你說「我明天正好有事」是什麼意思嗎？或者，你不明白某人說的「昨天差點給你打電話」的真實意義嗎？他/她好心好意的乖巧你計較嗎？這是調情。不光異性間需要調情，朋友間也需要調情。墨西哥作家帕茲——
——聽說過他嗎？
他把墨西哥民族的撒謊稱為藝術。一個善於調情的民族。
沒有。從來沒有向他提過賀叔叔。
並沒這樣問我。他問：在中國，兒童受性騷擾的事普遍嗎？他問過幾次，因為他忘了我回答過他。有次他說成「性虐待」。
當然可以告訴你：是的。
不能這麼簡單地說傷害。謝謝你不採用「虐待」。
讓我喝口水。
讓我想一想，它是怎麼回事……幾點了？
我在想，孩子們真的會把一些不愉快的記憶壓制到下意識中去嗎？榮格說：潛意識和意識從來不存在明確的界定。已被知覺的，不可能回到非知覺中去。記憶被壓制到那種渾然狀態，在我看，是不可能的。
那時我十一歲。
不曾。對誰我都沒講過，我沒有把握我會對你講。
噢，在想前前後後。三十年以後，我走到墓地里，腳步已不太均勻。手裡拿幾株自卑的康乃馨——舒茨教授喜歡它們。走到一個看上去很中產階級的碑石前。我那時已經愉快起來了，不失眠了，連好太陽也讓我感到祝福。我把花放在墓前，放成一個扇形。對了，我還有三支香。那時我已充滿興趣來做這一切。不像三十年前那個坐在心理醫生診所里的中年女人，從來在各種儀式中找不到感覺。我把香點著，靈敏度退化的手指在不實的視覺中許久才將火苗吻合到香燭上。我在墓前坐下來。不遠有塘和蓮花。
是舒茨的。
也可能是我丈夫的。他和舒茨可能是同一個人，也可能不是。只要三十年，這些都清楚了。
舒茨的墓碑上刻著：他一生中原諒了許多人，也被許多人原諒。許多人，就是說不是全部，那個餘數中有我，也可能沒有。
坐在墓前的我慢慢地想著事情。煙從這七十多歲的女人身後升起。塘水和蓮花在我眼前成了莫奈最後的三十八幅畫中的一幅。七十多歲的我會想起賀叔叔的去世，追悼會上擺一排他的書。我爸爸會被我攙扶，在人群里，因知道真相而多一層沉痛。還有什麼關係？反正什麼都留不下來，那些書是不是竊取都留不下來。真正的著者和冒名的，彼此彼此。無論真相怎樣不堪入耳，書已經先於著書人而逝去了。
現在我還完全不知道，誰會先走一步；誰會參加誰的追悼會。
在我七十五歲坐在墓前時，已經全知道了：墓里是誰，墓外是誰。我的未來語態出了差錯沒有？未來完成式，這語態給人無際的展望，無際的宿命感。
也很可能是我同賀叔叔站在一起，追悼我爸爸。案上沒有一部他生前的作品，這個刺目的空白讓賀叔叔很不安；每個人都知道死者生前從沒停過筆，都服帖過他的學識和才華；那日夜流動的筆，流去了那個不見天日的所在，終使那份卓越成了一場荒蕪嗎？人們想起死者和這位高大的老人是不可生離的朋友，同時憶起死者曾給過這位生者一個大耳光。我看一眼賀叔叔：他原諒過許多人，也被許多人原諒過。他卻沒有原諒我爸爸在1966年給他的那個耳光。
這是我將在墓前席地而坐時想到的事情。那時，追悼會不管是誰的，都無所謂。
我讓你混亂嗎？
我還想起十一歲的暑假。1963年夏天。老婦人總是很有膽量去看她的少年時代。那個夏夜的觸感立刻有了。它的聲音、動作、氣味所營造的質感。火車窗外的光一縷一縷撲進來。每一景物，都帶有暗藍絲絨一樣的品質。絲絨的遲緩和陰影，那樣厚厚的深夜藍色。我就躺在窗左邊的鋪位上，賀叔叔在右邊。
是的，你沒聽錯。
這對我很平常。父母常常把我托給一個朋友，由他/她帶我到上海，在祖母家寄放一陣。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吵架，相互揭露，或者公然說：要不是看在女兒面上……或者，就是因為懷上了女兒，我才非同你結婚不可。這些話當然都是由媽媽來說。我爸狠狠地咂著酒，狠狠地沉默著。
暑假前正好賀叔叔要去上海開會。我媽媽替我把兩件一模一樣的連衫裙放進一隻小藤箱。手輕輕推著我的後腦勺，把我推到賀叔叔懷裡。我的高度已達到他的腋窩。白色泡泡紗的連衫裙到處濺著西瓜汁。十一歲的我因為發育而躲著胸口那層布的觸碰。一個階段我都是那種把自己的胸口躲開的姿態。所有那階段的照片都是這個姿態，眼神也是躲開的，有點窘又有點害怕地略伸下巴。
賀叔叔笑笑說：沒貼郵票啊？腦門上給貼個郵票咱們就給她寄到上海去！
他的手已經伸過來，要從媽媽手裡接過我了。接過的卻是我的藤箱子。他突然看見我那躲開他的眼神，睫毛細微的掙扎。他意識到某種不妥，我的高度，白泡泡紗浸印出一個苗條女孩微暗陰涼的皮膚，讓他這份臨時監護差事顯得不倫不類。
是我現在分析起來，把當時的短暫感覺以語言歸納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事情發生後，那感覺沒有語言地在我心裡待著。看這沙盤，小人兒。在沒語言的時候我或許也該被領到這兒來排演。現在我手指太粗大，捏不住他們。這個小人兒是代表父親？教父？神甫？都可以。還有這隻恐龍。不